1.颠覆脸谱化形象，还原作为;人的魏徵

打破;忠臣谏官的单一标签，揭示魏徵;忠謇与;妩媚并存的双重性格。

从谋士、纵横家、太子党、谏臣到史官，展现他在乱世中辗转求生、灵活处世的多面人生。

引用唐太宗亲口评价的;妩媚，剖析其进谏策略中的委婉圆滑，而非一味刚直。

2.以小见大，个体生命史串联隋唐大历史

以魏徵六十四年人生为线索，串联隋末群雄逐鹿、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夺嫡风波等重大事件。

不仅写魏徵，更通过他的视角重新审视李世民、李建成、李密、窦建德等关键人物。

将个人抉择置于时代洪流中，展现;纵横之术如何随局势转变为;治国之道。

3.扎实的史料功底，严谨而有趣的历史推理

广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魏郑公谏录》等基础史料，并吸收新近学术成果。

对;少孤贫真相、籍贯郡望造假、出家为道士的隐情、玄武门之变细节等，进行缜密考证与合理推演。

辨析《北史》中魏徵祖辈事迹的虚构、揭示《隋书》编纂中;以史为谏的政治用心，充满探案式的阅读快感。

4.聚焦君臣关系的复杂性与张力

不满足于;君臣相得的表面叙事，深挖李世民与魏徵之间的猜忌、利用、愧疚与依赖。

展现唐太宗在;纳谏明君人设与帝王权威本能之间的摇摆，如因;望陵台事件怒斥魏徵为;罪人，乃至死后推倒墓碑。

生动刻画魏徵如何在伴君如虎的环境中保持原则又保全自身，体现古代政治中谏臣的艰难智慧。

5.学术性与通俗性完美平衡，适合多层次读者

作者为清华历史系博士后，专业扎实，文笔流畅、叙事生动，避免艰深术语。

融入官制、地理、军事、文献学等背景知识，但不喧宾夺主，兼顾爱好者与研究者需求。

6.独特视角：魏徵的学术遗产与身后命运

不仅写政治，更详述其主编《隋书》、编纂《群书治要》、奠定《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等文化贡献。

追踪魏徵死后;停婚仆碑到;配享太宗庙的起伏，揭示其形象如何被后世政治需要重塑。

剖析《贞观政要》如何将魏徵符号化，以及《魏郑公谏录》保留的;另类史料，提供多重历史记忆。

辅佐唐太宗李世民成就;贞观之治的唐初名臣魏徵，自古以来被视为忠臣、谏臣的典范与楷模，在后世的传颂中，魏徵之名逐渐成为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的附属品，其个人形象却模糊了起来。本书爬梳和考证基本史料，结合隋唐史研究的前沿成果，力图重绘魏徵的生命史。在波谲云诡的隋末唐初历史舞台中，钩沉魏徵从;谋士到;谏臣的华丽转身；从;贞观名臣的标签之下，揭示其;忠謇与;妩媚的双重形象；透过;君臣相得的滤镜，探索魏徵在贞观一朝的政治地位，重审他与唐太宗的关系；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手法，在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探寻更加真实的魏徵。

赵帅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研究员、;水木学者博士后。专业方向为北朝隋唐史，整理点校《帝王略论》《魏郑公谏录》等古籍，译有《西魏北周政权史研究》等著作，在《文献》《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20余篇。

序

引子　忠臣，还是罪人？

第一章　家世与早年经历

;少孤贫

籍贯和邑里

出家做道士

第二章　纵横之术

隋末乱局

初仕李密

大唐使臣

再陷河北

第三章　隐太子的谋士

矛盾渐起

太子洗马

建成出征

仁智宫事件

玄武门决战

第四章　贞观谏臣

再访河北

历任三官

跻身宰相

忠謇与妩媚

虎口脱险

第五章　天可汗的;反对派

为政以静

突厥问题

天可汗之心

亢龙有悔

第六章　史官的心事

唐修五代史

以史为谏

为尊者讳

因袭之法

第七章　秘书省里的学问

校定图书

志载经籍

《群书治要》

第八章　再度成为;太子党

帝王家事

太子太师

死后得咎

终章　身后名

国史之争

《贞观政要》

忠诚的尺度

后记

参考文献

魏徵的形象历来是脸谱化的，直言进谏只是魏徵的一个面相，而他的真实面貌要复杂得多。帅淇的著作没有用死板的所谓学术规范（事无巨细的注释、不知所云的学术综述）考订魏徵，而是以行云流水的文字表达、扎扎实实的学术功底、探幽索微的史料勾稽，还原了一个真实而复杂的魏徵，进而展现其所处时代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不仅值得专业学者参考，知识人、大众读者等喜欢阅读的朋友们都可以读一读。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张国刚

凡是蒸蒸日上的时代，必然人才济济，这是历史的铁律。贞观贤臣，汇聚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各有优长，各自努力，为;贞观之治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没有一个同心同德的群体，;贞观之治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关于;贞观之治，我也写过作品，唐太宗和魏徵的君臣关系自然会关注，但是因为要把;贞观之治写得完整，无法更深入地探讨魏徵的人生。现在，赵帅淇要交出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对于魏徵人生经历的发掘，更深入，更学术，可庆可贺。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 孟宪实

忠臣，还是罪人？

北宋元丰二年（1079），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吕大临在恩师张载辞世后离开家乡，东向奔赴洛阳，开启了向洛学名家程颢、程颐的求学之旅。居洛期间，吕大临和后来加入程门的尹焞，分别记录过一则程颐与司马光的对话，其内容大同小异，经过朱熹整理后，都呈现在了目前可以得见的《二程集》中。结合吕大临、尹焞两个版本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还原程颐和司马光的讨论过程。

元丰初年，寓居洛阳、专心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在着手处理唐代部分的史料。南宋高似孙的《纬略》收录了一封司马光写给同僚宋敏求的信，司马光在信中提到，他从熙宁九年（1076）的秋天开始，每三天删削完一卷范祖禹提前准备好的《资治通鉴长编》，到了元丰元年（1078），已经经手了二百余卷，内容也从唐初推进至唐代宗大历末年，占整个唐朝的一半有余。

而在程颐和司马光的对话中，程颐开门见山地问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修至何代？司马光回答;唐初。由此可见，吕大临、尹焞记录的对话大概是程颐的事后回忆，毕竟早在吕大临前来向二程求学的元丰二年，《资治通鉴》修纂的进度已经不止于唐初了。

程颐继续提问：;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也就是说，《资治通鉴》敢于直书唐太宗、唐肃宗的篡位行径吗？司马光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在唐朝历史中，唐太宗李世民、唐肃宗李亨，均是从父皇手中谋得了君权，前者发动了闻名古今的;玄武门之变，后者是趁着唐玄宗避乱入蜀自行登基的，这是严肃的史学著作难以回避的事实。

接下来，程颐又问道：;敢辩魏徵之罪乎？这个问题恐出司马光之意料，他反问道：;何罪？在另一个版本中，程颐询问的是司马光如何评价魏徵，司马光则将其与管仲相提并论，说孔子既然能赞赏管仲在公子纠死后，转而辅佐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成就一番霸业，那么我对魏徵也持肯定的看法。程颐则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

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

也就是说，魏徵在李世民成功夺权的玄武门之变前，本为太子李建成的谋臣，太子身死后，魏徵马上投入了秦王李世民的;怀抱，将不共戴天之仇忘诸脑后，乃是当诛之罪，后人绝不能因为魏徵当朝为官时有忠贞之风，就忘却了他的罪过。不过，一番论辩之后，司马光;竟如旧说，并未因为程颐的看法而改变《资治通鉴》中魏徵的人物塑造与历史评价。

程颐将这个故事讲述给弟子，颇有凸显自己;道德文章的意味，毕竟就在吕大临的记录中，程颐还曾给出司马光;原不知学（《二程集》）的评价，可见程颐对这位史学家的学识颇有微词。尽管魏徵辅佐唐太宗李世民，缔造了古今之人耳熟能详的;贞观之治，后世对其的评价多是正面的，但是像程颐这样视其为;罪人的论述，也有一定的市场。例如，作为程颐后学的朱熹同样认为，魏徵;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宪问》）。到了明朝，万历皇帝也曾给出恶评：;魏徵先事李密，后事建成，又事太宗，忘君事仇之人，固非贤者。（《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五）

反过来看，魏徵既然能忘却报仇之心、尽力辅佐李世民，于李建成或许有;罪，于李世民岂不全然是;功了？这也未必。以唐代史料为基础、由南宋人正式编定的《魏郑公谏录》（魏徵曾获封郑国公，故后人有时以魏郑公称呼他）中，曾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曾为了躲避卑湿的环境，而移动了一座宫中旧阁的位置，却引出了李世民是在为去世的长孙皇后建造;望陵台的传言。对此十分不满的李世民又得知，魏徵曾说此番营造要耗费十车铜。李世民找到魏徵，想要获悉传言到底源自何处，但魏徵却坚持不肯出卖此人，李世民勃然大怒，将魏徵交给御史审问，又对治书侍御史杜正伦说：

朕于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虽不亲行，常心怀悚惧。魏徵于朕，非义从府臣，朕于罪人之中擢与富贵，得朕借问，遂有所隐。朕事天即能畏敬，魏徵即事，便不尽心。昔萧何有大功于汉家，只为请上林地，汉高祖尚系械之。计魏徵勋庸，岂得与萧何为等！朕为其能谏争，遂宠遇至此，乃恃宠自骄若朕儿能谏争，还作此骄慢，亦须扑杀。朕到伊上，岂有顾惜，看伊意况，似国家不得伊时，即不得理。古来帝王，未有魏徵，亦得为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魏郑公谏录》卷五）

这段对话有颇多的口语词，能够充分体现李世民的心情和语气。盛怒之下，李世民将心中的介怀一吐而尽，在他看来，魏徵并非辅佐他南征北战乃至抢班夺权的;义从府臣，而是曾效力于太子李建成的;罪人，自己能够将其拔擢任用，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如果魏徵对自己不老实，终究难逃;扑杀的下场。虽然这只是一时的气话，矛盾解开后，李世民对魏徵的尊敬恢复如初，对魏徵的谏言也能够充分采纳，但话一出口，便是覆水难收，我们也由此得知，原来李世民从没有忘记魏徵的过往，无论魏徵后来有多么贤能、多么忠诚，最初的;罪人标签，恐怕是无法撕掉了。

虽然相比魏徵留给后世的忠臣、贤臣形象，以及他在;贞观之治中的伟大贡献，上述的这些;杂音几乎不值一提，但我们也能由此获得启发：就算是魏徵这样的典型人物，其形象也是颇为复杂的，他绝非李世民以及;贞观之治的附庸，在六十四年（本书提到的年龄均为虚岁）的人生中，魏徵也曾经历过大起大落，也曾有过决定命运的人生转折。选择辅佐李世民、成为贞观时代的谏臣，既是时运使然，也由魏徵的个人性格促成。而他的处世之法，除了一腔热血，也免不了委婉圆滑，以至于李世民给出了;妩媚的评语。剥去;贞观之治赋予的浓墨重彩，我们能否看清魏徵作为个人的本来面貌，尝试还原一个更加生动、更有血肉的魏徵？这是本书试图与读者诸君一同探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