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7544788533

(国别)作者：何平

定价：68.00元

出版年月：2021年12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码：388

内文用纸：70g胶版纸

重量：（编辑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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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 - 文学评论 - 文集

中图法分类号：I206.7—53

字数：313千字

印张：12.75

正文语种（注意是否双语书）：中文

版次、印次：1版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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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批评家何平的文学现场档案

本书既是作者个人的文学档案，也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真实的记载。

二、厘定当下中国文学地图，重读实力作家

地图：非虚构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海外写作、多民族文学

作家：阿来、迟子建、李洱、艾伟、邱华栋

三、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关注前沿文学议题

《批评的返场》并未先入为主地以年代或流派作为立论之基，而是立足文学现场，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厘清当下中国文学地图。作者在主持杂志专栏，主编青年写作丛书、发起双城文学工作坊……力图挖掘被遮蔽于传统文学话语体系之下的新鲜文本，发现文学新生力量。

新生力量：阿乙、孙频、周恺、淡豹、猫腻、陈楸帆、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

文学议题：AI写作 世界时区 在县城写作 乡村博物馆 散文野外作业……

四、重建学院批评和文学公共生活的对话

在文学批评逐渐被窄化为学院批评的当下，作者力求“在现实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使文学批评跳出了学院的资源、趣味、取径和格局，真正与公共生活进行对话。

【作者简介】

何平，生于一九六八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著有《散文说》《何平文学评论选》《无名者的生活》等。主编有“文学共同体书系”“现场文丛”等。2017 年，发起“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同年，开始主持《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

【内容简介】

何平不是通常意义的学院批评家。近五六年以来，他主持《花城关注》栏目，召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主编“现场文丛”和“文学共同体书系”，现实地影响当下文学生产和生态，以兑现其重建文学批评的对话性和公共性的批评理想。《批评的返场》基于长时段文学史和大文学观的整体性，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勘探并重绘全景式的中国当代文学地图，是一部文学现场的原生档案。不唯如此，在何平看来，批评家扎根文学现场，参与文学生产和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秉承这一传统，《批评的返场》，其理念、姿态、实践、范式和文体都呈现出独特的个人批评风格。

全书分为“思潮”、“作家”与“现场”三辑。“思潮”，是何平对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文学整体的勘探和思考；“作家”，是一辑作家个案研究，他以阿来、迟子建、李洱、艾伟、邱华栋等五位作家为样本反思中国当代作家的审美创造；“现场”，是一份私人文学档案，收录了从2017到2021年作者主持的三十期《花城关注》栏目的总评。

何平以批评家的审美敏感和独立判断，梳理和辩识丰富的文学现场，提取新的文学风尚和审美经验，关注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新世纪重要文学议题：地方性和世界文学、传媒革命、AI技术对文学的影响、文学代际和青年写作、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逻辑、多民族文学和文学共同体、新兴文学样式和社会变革等等，从文学的时代议题切入，实现文学批评返场中国当代文学和它关联的现实中国，彰显文学批评有态度、有温度、有感情的有效性和现实感。

【目录】

序  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

思潮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

新世纪传媒革命和70后作家的成长

二论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

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

生于1977—1987：更年轻世代作家长篇小说地理草图

细语众声和文学的可能性

作为“文学共同体”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命名、分期及其历史逻辑

作家

安魂，或卑微者的颂诗

从历史拯救小说

重提困难的写作，兼及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能

“光明的文字划过黑暗，比流星更为神奇”

新生代：文学代际，或者1990年代的文学年轮

现场

《花城关注》（2017—2021）：一份中国文学现场的私人档案

“文学策展”：让文学刊物像一座座公共美术馆

后记

【相关图书推荐】

（编辑不填）

【媒体评论】

这不是一本简单的文章合集，它体现了何平对当下文学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并为解决文学批评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这是一本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之书，也是一本行动之书。

——贺绍俊

非常重要的一本集子，何平老师不仅努力让批评回归文学现场，更是不断制造出新的对话场域，让返场超越口号，成为具体而有效的思想互动。

——陈楸帆

【后记】

这本评论选的文字大多写于最近的四五年，分成了三辑。

“思潮”基本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思考，涉及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整体观、世界性和地方性、文学和代际、文学和媒介、青年写作和公共生活、多民族文学和文学共同体等话题。“作家”是从我这几年的“作家论”中有意拣选出来的。五个作家，阿来生于1959 年，邱华栋生于1969 年，他们是出生在这十年的作家。1990 年代，他们曾经被用“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新生代”来指认和命名。这五个作家，成名于1990年代，是宽泛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家”，且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的写作都并入了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的延长线，成为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做作家“同时代批评家”是很多批评家的理想，我亦心向往之。“现场”是每期《花城关注》的总评。从2017年《花城》第1期，我开始主持《花城关注》，至今五年三十期。也是2017年，我参与发起“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我的本业是在大学教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教书、做课题和写论文是我的日常工作。《花城关注》和“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是从学院向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溢出。《花城关注》开栏的题目是“做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当下文学现场”，就是希望能深入中国当下文学现场，做一个诚实的观察者、报信人和记录员。

1998年，在写了十几年杂七杂八的小东西之后，我试着转到文学批评。这个时间不长。2002年至2005年，在毕业十年后，我重返大学读书，博士论文做的是史料和文学史研究。之后有两三年，也想再拾起文学批评，但恢复得很慢。直到2008年，我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做文学批评上。这是一次“批评的返场”，发生在40岁的年龄之上。所谓“不惑之年”谈不上中年变法，不过是看清楚自己未来的一点可能和很多局限。此际，文学批评早已经从文学现场向学院转场，其资源、趣味、取径和格局，乃至文体、修辞和语体也都自觉地接受了学院知识生产的改造和塑形。2010 年1月，作为《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最后一个60后批评家，在表达自己对文学批评理解时，我说，想做批评语源意义上“能批评的人”，在现实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批评家扎根文学现场，参与文学生产和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传统。《花城关注》和“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正是向这一文学批评传统的批评家前辈们致敬。这也是“批评的返场”。这次“批评的返场”，并不是退出学院，而是实践学院文学批评和文学现场对话的可能性。

编选这本评论集前后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当时曾想给这些文字一个名字——“有文学的生活”，以纪念这些年赋予我丰富文学生活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的爱与热情。

【文摘】

“只有这样的地方，才有这样的生活”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如何叙述地方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盯牢一个地方才能写出成就，优秀的作家也不必然要叙述某一个地方，但谁也不能否认文学叙述地方是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重要传统。地方如何被文学叙述？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内部，存在不存在审美差异性的“地方”？刘震云就曾经说过：“故乡就是国家。”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中国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地方经验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一直被像费孝通、林耀华、杜赞奇、庄孔韶这些学者体会着、揭示着。就文学而言，就像有人体认的：“中国内地以政治为主体的文学，其实也是南腔北调的集合。比如北方的作家莫言，如何在山东去理解李锐在山西的创作，还有贾平凹用陕西的土话创作的《秦腔》，等等。语言本身是不断变易的。更不用讲像阿来这样的作家，他是一个有西藏背景的作家，这中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语言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性因素，但“地方”不只是语言。就作家叙述的地方本身而言呢？苏童在最近的一篇文字中就写道：“香椿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的地理标签。”不只是苏童的“香椿街和枫杨树乡”，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中，还有“大淖”（汪曾祺）、“商州”和“清风街”（贾平凹）、“小兴安岭”（郑万隆、乌热尔图）、“藏地”（扎西达娃、马原）、“乌珠穆沁草原”（张承志）、“小鲍庄”和“上海弄堂”（王安忆）、“鸡头寨”和“马桥”（韩少功）、“葛川江”（李杭育）、“吕梁山”（李锐）、“太行山”（郑义）、“清平湾”（史铁生）、“高密东北乡”（莫言）、“温家窑”（曹乃谦）、“白鹿原”（陈忠实）、“上塘”（孙惠芬）、“延津故乡”（刘震云）、“耙耧山脉”（阎连科）、“王家庄”（毕飞宇）、“笨花村”（铁凝）、“天门口”（刘醒龙）、“王榨”（林白）、“机村”（阿来）、“北极村”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东坝”（鲁敏）、“斜塘”（畀愚）、“马家堡”（东君）等等。当作家叙述着这些地方时，地方显然已经不只是装饰性的风俗风情风景，甚至不只是一个个地理标签。但也应该看到，一方面，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书写中地方被频频征用；另一方面，上面所有的这些地方并没有都能够成为中国作家所推崇的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或者汉语文学中的“鲁镇”“湘西”“果园城”“呼兰河”意义上的文学地方。换句话说，地方并没有能够成为作家一个人的文学世界。

……

批评家王尧在和莫言的对话中谈道：“文学中的地域、空间，应该超越地理学的意义。”所以，莫言叙述地方提出了“超越故乡”的命题，他“创造了‘高密东北乡’，是为了进入与自己的童年经验紧密相连的人文地理环境，它是没有围墙甚至是没有国界的。我曾经说，如果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王国，那么我这个开国君王就应该不断地扩展它的疆域。……故乡，也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是文学的地理学。譬如我写的‘高密东北乡’，在《红高粱》时期某些故事还是有原型的。到了《丰乳肥臀》就突破所谓的‘真实’。即便是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上，像小说描写的一些植被啊，动物啊，沙丘啊，芦苇啊，这些东西在真正的高密乡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丰乳肥臀》的日文翻译者到高密去，画了很详细的地图，找沙丘，找沼泽，但来了一番，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块平地，一个萧瑟的村庄。我想，一个作家能同化别人的生活，能把天南海北的生活纳入自己的‘故乡’，就可以持续不断地写下去”。文学叙述地方还不仅需要超越“地理学的意义”，从汪曾祺地方叙述意义的再发现到1985年前后的“述异志”式的地方叙述，再到世纪之交的“佯史”地方叙述，文学叙述地方的得失之辨，可以发现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和地方，不只是被政治，而且更隐蔽地被渗透了政治的文化和历史所劫持和征用。而今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经验”又成显学，新一轮的地方劫持和征用的“圈地运动”可以预见。

客观地说，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地方叙述在观念、结构、修辞、语体等方面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经验，比如莫言、苏童、阎连科飞翔的地方想象，比如韩少功、贾平凹、毕飞宇、阿来、迟子建地方百科全书风俗史的建构，比如王安忆对地方和人相互塑造的揭示，比如莫言、苏童、刘震云、韩少功、林白、刘醒龙等的文体探索，比如莫言、曹乃谦、李锐、韩少功、阎连科、刘震云、刘醒龙的语言实践……但我还是要严苛地指出近三十年文学地方叙述被文化、政治、历史劫持和征用的大势。因为地方叙述频频地被非文学因素劫持和征用，捆缚住了当代汉语文学的手脚，即使仅仅从超越地理学的意义来说，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类似莫言“高密东北乡”这样的“文学地方”仍然不是很多。如果数数，够得上“地理标签”意义的好像也只有苏童、阿来、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迟子建、李锐、毕飞宇、刘醒龙等可数的几个作家创造的“香椿街和枫杨树乡”、“机村”、“马桥”、“上海弄堂”、“商州”、“延津故乡”、“耙耧山脉”、“北极村”、“吕梁山”、“王家庄”和“天门口”。

1956年，福克纳在回答《巴黎评论》时说：“从《沙多里斯》开始，我发现我自己的像邮票那么大的故乡的土地是值得写的，……它打开了一个各色人等的金矿，我也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30在这里，福克纳其实揭示了地方和人的关系。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地方叙述似乎也很少给我们提供地方的各色人等，相反，当地方被政治、文化、历史所劫持和征用之后，“各色人等”也类型化、观念化、符号化和脸谱化。生态史、生活史、文化史、底层史俨然皆备，但却见史不见人，见人不见有着文学典型性的人。阅读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地方叙述，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的作家对地方的各色人等极其漫不经心，而且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地方叙述来看，中国作家的写作许多时候并不是来源于文学创造力和想象力意义上的拓展，而是政治、文化、历史等直接对抗意义上的“压抑和反抗的写作”。文学的地方叙述肯定联系着地理、文化、政治、历史等等，但文学又必须叙述在地理、文化、政治和历史之外的虚构和想象的地方。是“向自己索取故事”，也是“向虚构和想象索取”。

一定意义上，中国文学地方叙述的局限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局限。它至少暴露出中国文学迄今的非自足性和想象力匮乏症。文学必须依靠政治、历史、文化的对抗来厘定自己的边界，来激活自己的创造力。这让我们想到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与其说马孔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现在我们说，文学如何叙述地方？我们的作家首先应该诚实地回到地方“观察它、倾听它、理解它”，而不是观念开道、主题先行。苏童将文学叙述地方比作画邮票。“花这么长时间画一张邮票，不仅需要自己的耐心、信心，也要拖累别人，考验别人。”而“画邮票的写作生涯其实是危险的，不能因为福克纳先生画成功了，所有画

邮票的就必然修成正果”。但仅有耐心和信心还不够。如马尔克斯说：“拉丁美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能否抓住日常生活的奇迹，这显然是对一个写作者虚构和想象能力的考验。文学叙述地方指向的是现实的地方，更是想象的地方。“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小说中的现实不同于生活中的现实，尽管前者以后者为依据。这跟梦境一样。”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境遇里，地方日日新，我们的文学已然不是在福克纳、马尔克斯的时代叙述地方。当今时代文学如何叙述地方？福克纳、马尔克斯们的文学经验够用不够用已经成为问题，何况我们距离福克纳、马尔克斯还那么遥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