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简介

本书以长时段视角，系统梳理伊朗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轨迹，聚焦中产阶层与社会分层结构的互动关系，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理论，挖掘中产阶层在革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及其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完整呈现从萨珊波斯

时期至2015年伊朗中产阶层的演变脉络与社会分层的动态变迁。本书有助于拓展伊朗社会史相关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探讨，同时为中国相关领域研究提供重要参考，是伊朗研究与中东社会学领域的重要学术读物。

2.作者简介

张超，现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近现代史、中东城市史。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在研省级社会科学项目1项，专著1部，学术论文十余篇。

3.目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伊朗前现代的社会分层与城市的中产群体/ 20

第一节 前伊斯兰化阶段伊朗的社会分层结构/ 20

第二节 中古时期伊朗的社会结构与城市中产群体/ 27

第三节 恺加王朝前期社会分层及城市中产群体/ 40

本章小结/ 54

第二章　伊朗近代社会分层的启动和中产阶层的形成/ 55

第一节　伊朗近代社会分层的启动/ 55

第二节  中产阶层的形成/ 62

第三节　中产阶层的政治运动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74

本章小结/ 88

第三章　现代工业社会的分层与伊朗中产阶层的发展

（1925—1979 年） / 90

第一节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社会分层/ 90

第二节　中产阶层的构成与变化/ 109

第三节　中产阶层的政治状况/ 125

本章小结/ 138

第四章　霍梅尼时期的社会分层和中产阶层的变化

（1979—1989 年） / 139

第一节　神权政治的确立及社会分层的巨变/ 139

第二节　伊朗社会分层的变化/ 160

第三节　中产阶层的变化/ 178

本章小结/ 199

第五章　自由化改革后的社会分层和中产阶层的变化

（1989—2005 年） / 201

第一节　自由化改革及其对伊朗社会结构的影响/ 201

第二节　中产阶层的发展状况/ 215

第三节　改革派的形成及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 227

本章小结/ 234

第六章　改革停滞与 “绿色运动” 中的中产阶层

（2005—2015 年） / 236

第一节　保守主义兴起对中产阶层的影响/ 236

第二节　“绿色运动” 中的中产阶层/ 246

第三节　自由化改革以来的社会变迁及中产阶层发展前景/ 258

本章小结/ 269

结　论/ 271

参考文献/ 277

4.书摘

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开放,伊朗在历史上频繁遭遇外敌入侵,因而长期处于极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下。但是波斯人无论作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能找到与外部文明的相处方式或改造外部文明的途径,并保留其传统习俗。对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A.里萨·阿尔斯提赫指出:“入侵者停留时间越长,他们接受的伊朗习俗就越多,且还将这种习俗带回原籍。”这一特点使得历史上波斯文明与外部文明交汇、交往和融合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伊朗社会中复杂的民族成分和人口结构。而前现代阶段的阶级结构是伊朗社会分层演变和积累的结果,这对现代伊朗社会的形态及演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前伊斯兰化阶段伊朗的社会分层结构

前伊斯兰化阶段包含了波斯帝国、安息帝国、萨珊波斯帝国等时期,这一阶段古代伊朗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分层状况经历了从奴隶制向等级制社会演变的过程,在等级制社会的城市中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中等收入群体。

一、 古代伊朗奴隶制社会及其分层

社会分层是与阶级结构并存的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成员之间因经济收入、政治地位或社会声望的差异,而在相同阶级内部形成多个阶层或群体,这种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现象被称为社会分层。早在阿契美尼斯王朝时期,波斯帝国的奴隶制阶级社会中, 就已经出现了与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关的分层。例如, 统治阶级中,分为王室家族、廷臣、各地封臣、高级军官等不同的层位,他们按照地位和财富多寡逐级分层。

安息帝国时期（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古代伊朗奴隶制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奴隶被广泛用于生产劳动和对外作战,奴隶阶级构成帝国阶级社会里的主要阶级。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记载:“希墨洛斯接受波斯帝国的委任而成为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统治者,安息帝国的夫雷阿特二世将俘获于巴比伦的人卖为奴隶。”这一记录反映了波斯帝国奴隶的来源。罗马帝国的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史料中记载,在安息帝国的将军苏伦所带领的军队中就有不少奴隶战士。相关的记载还有罗马史学家西塞罗寄给安提柯的信件,信中提及 一位逃亡到罗马的波斯奴隶,他原来是安息王的矿场奴隶,这封信件反映了当时波斯帝国的奴隶被用于农业、建筑业和手工业的情况。这些资料反映了安息帝国时期,伊朗社会具有一种较为简单的阶级结构。

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公元224年—公元651年）,伊朗的奴隶制得到发展。 伊朗的富人开始蓄奴,私有奴隶的数量大量增加,这时私人能够购买数量巨大的奴隶。例如,公元5世纪后,萨珊波斯帝国的维齐尔（相当于宰相）迈赫尔·纳塞赫（Mihr-Narseh）,他的姓氏为哈扎尔班达尔（hazarbandar）,意思是“一千奴隶的主人”。在萨珊帝国时期的文献中,私有奴隶的称谓有班达克（bandak）和安萨里克（ansahrik）两类。此外,神庙也拥有大量奴隶,这类奴隶被称为“神的奴隶”,伊朗相关文献中记载为“hieroduloi”,他们只有在神庙中是奴隶,在神庙外同自由市民地位等同,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因此,他们“在火（光明之神）面前是奴隶, 在人面前是公民”。神庙奴隶中不乏贵族出身的,因此不能把这类群体全部归类为奴隶阶级,大维齐尔（viizier）迈赫尔·纳塞赫曾被巴赫拉姆五世派往神庙做了多年神庙奴隶,但他却出生在较为尊贵的米赫拉尼德家族,他在身为神庙奴隶的同时,还有配偶和奴隶侍伴。可见,在奴隶阶级内,成员之间因出身、地位和职业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分层。

波斯帝国广大的被统治阶级由村社中的村民、部落的牧民及奴隶等组成, 除此之外,还有城市的小私有者群体,例如手工业主、中下级神职人员、商人及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员等,他们在私有土地世袭继承制下,也能获得小块土地的私有权,这些有地的小私有者被称为“服务业贵族”,这部分人可以视为城市中产群体的雏形。在波斯帝国,这些中产群体既不属于奴隶阶级,也不属于奴隶主阶级,而是两大阶级中间的一个群体,是伊朗社会自然分层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