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召唤

      在武汉工作的时候，星海经常看到来自延安“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陕公”（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接触到一些从延安过来的青年和学生，这些青年人努力刻苦、充满朝气和热情，他们对延安的介绍也强烈的吸引着他和钱韵玲。

    1938年3月4日，星海在读了一篇报道——《抗战中的延安》之后，感到很兴奋，他在日记中所写道的：看到许多革命青年“在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自己在后方觉得“惭愧得多”，真怕自己会渐渐落后而“大不长进”。

     延安（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对比，让他感慨到：“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星海甚至痛恨自己“还在好像进行着一种恋爱的生活，我应该想到自己的现实责任和将来的前途。”

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让星海不断地思考人生方向。与此同时，在第三厅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和涣散的工作状态，也让星海苦闷不已。在痛苦和徘徊中，星海想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但我不知道延安是否合我的理想？在设备方面，会不会比武汉差？在没办法中，只得去试试打听打听看”。

     作为一个作曲家，星海最渴望的是能有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以及相对的人身自由。“第三厅”对文艺创作的审查、删减，极大地限制了他的音乐创作，让他很受束缚。

正当星海想要进一步打听和了解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艺音乐系师生集体签名发出邀请，希望星海能到延安去。

     延安虽然令人向往，毕竟未曾亲临其境，有一丝担心和犹豫也是难免的。在确认延安能够给与他一定的自由后，星海开始考虑奔赴延安。与此同时，由于战局失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也准备撤退，迁往长沙和衡阳，星海也面临了去留的选择问题。去延安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1938年9月8日，星海和钱韵玲讨论了“去陕北问题”。这时候，星海连续接到延安鲁艺的两次电报，他决定尽快出发。当然，他也还抱有试探新环境的想法，设想着如果不能适应时再“出来”。

星海应该不会想到，延安之行，将他的音乐创作推向了辉煌顶峰，也使他成为了中国音乐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

    1938年9月18日，武汉纪念“九一八”七周年大会。星海在“新市场”指导战时戏剧讲习班歌咏。这天晚上，星海给钱韵玲写了封长信，明确地表达了去延安“创立事业和将来”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对艰苦奋斗的成功和生命价值的追求，也对自己年轻的爱人提出了期望：

想到不久要到陕北的时候，那边给我们多少伟大的前途和希望！我也希望你一样地不和我分离，同在艰苦中奋斗，同在炮火中生长，使我们能够增强抗战力量，能够充实自己的生活和学识！不但在安逸里互相认识，而且更应在艰苦里互相了解，这样才是比较伟大的爱，而且是永远保持着的，是纯洁的。我爱你，但我更爱你整个灵魂，那伟大的事业就建基在这健全的灵魂力！要达到比平常人更伟大、要比平常人更有觉悟，你得要比平常人更忍耐和虚心，同时还得和环境奋斗！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不是一朝可以破坏或失败的。换句话说，没有艰苦的奋斗，我们就没有成功。就没有更了解人生！韵玲，你这纯洁的女孩，你或许还没有感到我对你的期望。但你也该在这时代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才是属于群众的。我们到陕北去吧！那里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勇气，那里可以使我们更了解真正的爱，再去创立我们的事业和将来。我也感到你更不应离开我，我也的确不能没有你。你给我许多慰藉和鼓励，你也可以使我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地去奋斗。即使在一个像今天晚上这样冰冷似的黑夜里，我也不感到寂寞。只要有你，我一切都像有了把握，一切都有希望。

1938年10月1日，在周恩来的安排和关心下，星海和钱韵玲离开武汉，奔赴延安。近一个月的颠簸和辗转，从武汉到洛阳，到达西安后停留三个星期。途中知晓武汉陷落，更增强星海的“抗战决心”。

1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星海夫妇乘坐华侨捐赠的汽车，扮作侨商，躲过了被盘查的麻烦，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

11月3日，星海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图书内容介绍

    《百年巨匠》大量展现了近代中国美术、书法、话剧、文学、京剧、音乐等领域的艺术大师们生前多个时期的原貌、创作的原作、用过的原物和生活过的原址等，并巧妙组合，将他们的人生重要经历进行场景再现的一套系列丛书。《百年巨匠·冼星海》讲述了冼星海的故事。冼星海是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人民音乐家”之称。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0月因劳累和营养不良，病逝于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