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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微推荐】去他的父权制 玛蒂尔德拉雷尔著 限时4件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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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书名: 去他的父权制

定价: 59.80

作者: 玛蒂尔德·拉雷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 2023-05-01

页码: 244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ISBN: 9787521754797



一、历史学家马蒂尔德·拉雷尔振聋发聩之作,犀利幽默、图文并茂讲述法国至今200多年的女性主义之路。

本书是历史学家马蒂尔德·拉雷尔的女性主义力作,回顾了法国历史上十几个女性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作者幽默犀利的语言、插画师趣味手绘漫画,整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对法国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之路进行了回顾。从争取普选权、公民平等权、接受教育的机会、管理自己身体的能力到反对暴力,这些在我们当今看来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无数普通女性一点点战斗而争得的!

二、纵然时代不同,女性面临的困境却总是相似的。面临成长、工作、婚姻与生育中的诸多问题,我们该如何以女性主义的思维进行思考。
“作为教师,她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男女两性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识到妇女的解放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女性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不是如传统医学设想的那样,体弱多病,天生有缺陷,甚至会造成危险。”“相比待在家里,独自面对贫困无法脱身,工作提供了通往经济独立的可能路径。……如果没有应得的工资,女性劳动者仍旧会受困于父权制的统治。”

三、一方面精心整理了自1791年至今,法国女性主义运动之路上的重大事件年表,这条路不仅是“她们”也是“我们”走过的路;另一方面整理了漫画所绘制的影响女性主义历史发展的代表性观点,在“她的声音”中听到“她的历史”。
女性主义的历程无法用“浪潮”来一笔带过,每一次微小的进度背后都是无数普通女性拼尽全力才换来的,而正是通过这个年表,我们得以看到女性主义前行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女性的表达、女性的观点、女性的历史,这些都值得被更多的人了解和铭记,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自当珍惜且继续与之并肩前行。

女性到底在争取什么?
通过法国女性 200 多年的平权运动之路历经的 十几个关键节点,我们看到,女性踏过荆棘才走到今天。穿长裤、接受教育与参加考试、选择工作、获得财产保护、在银行开户、申请离婚、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接受无痛分娩等,都是女性在时代的激流中一次次与父权制博弈而获得的。

序章 1
一章 女人没有过去,女人没有历史 15
第二章 女同胞们,该醒醒了! 27
第三章 两性的新秩序 45
第四章 我们要闹事,不要管家! 65
第五章 女人要有选举权 83
第六章 献给那些比无名战士更无名的人 103
第七章 全世界的无产者,你们的袜子是谁洗的? 125
第八章 性别、种族、斗争、殖民 145
第九章 想生的时候才生 165
第十章 “#MeToo”运动 187
第十一章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 207
重大事件年表(自 1791 年起) 229
参考文献 237

玛蒂尔德·拉雷尔,[法] 玛蒂尔德·拉雷尔
Mathilde Larrère
玛蒂尔德·拉雷尔是法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19世纪的历史,任教于马恩 ‒ 拉瓦雷大学。她也是法国几家媒体的专栏作家,为历史上妇女与她们争取解放的斗争进行写作和讨论。

受教育的权利

争取受教育权是妇女的一项重要斗争,也是早取得成果的斗争之一。19世纪,许多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性活动家是做教师的,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位有让娜·德鲁安、波利娜·凯戈马尔、路易丝·米歇尔、波利娜·罗兰,以及后来的埃莱娜·布里翁。这些女教师没花多长时间就紧密地团结起来,创立了各种联谊会和同好会,又进一步组织起工会和研究小组,比如1903年,由玛丽·介朗创立的女性主义教师社会研究小组,以及1907年诞生的女性主义高校联合会。她们的工作在女性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们中的很多人尝试过为女孩开办学校或是为尚未接受公共教育的成年女性开设夜校。作为教师,她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男女两性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识到妇女的解放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女教师们还领导了反对职业歧视的斗争,率先获得了带薪产假、养老金、同工同酬等工作权利,在女性斗争中走在前沿。这些胜利初只是惠及这一特定行业的女性,但同时为其他女性的权利斗争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自17世纪以来,女童的教育一直没有得到过重视。女孩们被教导要做好妻子、好妈妈,要学习如何持家、如何举办沙龙,却从来不会受到像样的教育。到了启蒙时代,也就是18世纪,终于有人开始对女性缺乏教育的现象发声。一个表示谴责的是孔多塞,伏尔泰和狄德罗也持同样观点;可是卢梭在他思考教育的皇皇巨著《爱弥儿》中,却只想到了男性的教育。在他看来,作为爱弥儿的未来伴侣,苏菲不需要接受教育,她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忍受男人的不公正”,只要知道学习ABC的字母书怎么绣就够了。

“难道说,科学所积聚的理性之光,只能传播给男性,女性就不需要吗?”
——争取妇女解放协会的标语,1848年3月16日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递交的陈情书中,妇女明确提出要获得受教育权。事实上,须承认,法国大革命期间所提出的绝大部分有关基础教育的计划都是着眼于两性平等的。不幸的是,这些计划后并没有落实,女孩们依旧被小学和中学拒之门外(1833年的“基佐法案”只规定人口超过500人的市镇须为男童开设小学)。只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女孩可以去修道院接受教育,接受陈腐的关于女性角色和义务的灌输。
因此,当19世纪的女性争取女童的受教育权时,她们争取的是一种解放的手段,正如她们一并要求为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一样。
1850年,“法卢法案”颁布,规定人口超过800人的市镇须开设一所女子小学。1867年,“迪吕伊法案”进一步将开办学校的人口门槛降低到500人。法制更新起到的效果立竿见影。1875年,有230万名女童入学,仅比男童入学的人数(240万)略低一些。不过,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里接受的不是同样的教育:男生们学的是度量衡,女生们学的则是针线活儿。
于是一些女性行动起来,誓要冲破这扇紧闭的大门。1861年8月16日,朱莉–维克图瓦·多比耶在37岁的年纪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成了一个打破这项特权的女性。在她以前,只有男性才有权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以至于多比耶考试的时候是在一个专门的考场里写卷子的。两年后,又一位女性,埃玛·舍尼,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很快,舍尼在1868年成了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拿的是科学和数学学位,而多比耶则在1871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据说,时任育部长朱尔·西蒙自划掉了学位证书上统一印制的“____ 先生”,代之以“____ 女士”。
还有一部分女性致力于为女同胞开办学校,她们满腔热忱,感人至深。埃莉萨·勒莫尼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862年5月,她创办了妇女职业教育协会。同年10月1日,她在巴黎珍珠街9号租下一间工坊,为年轻女孩开设了一所职业学校。头十个月,只有80位女学生报名上课;两个月之后就翻了近一倍,一年内接收了150人。学生越来越多,只好再开新的学校。到1890年,“勒莫尼耶学校”的数量达到了8所,培养了大约500名年轻女孩。

“要么就不搞,要搞,就搞女性主义革命。”
——巴黎的涂鸦,2020年3月7日

19世纪晚期,女性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没多久,两任巴黎市长艾蒂安·阿拉戈和朱尔·费里召集起一个联合委员会,专门对当时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这个委员会混合了男女两方的代表,上文提到的朱莉·多比耶和埃玛·舍尼都是其成员,她们在捍卫女性的受教育权方面非常积极。巴黎公社期间,一个包含多名女性成员的“新教育协会”向公社提出了多项计划,不仅涉及课程设置的全面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创新,也包括男女两性的教育平等。两位持共产主义和女性主义信仰的社员,安德烈·莱奥和安娜·雅克拉德都在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很快,巴黎的部分市区出现了为学龄女童开设的学校、为女工开设的工作坊,以及参照勒莫尼耶模式建立的职业学校,而且都不收学费。1871年5月21日,公社颁布了男女教师同酬的法令。
***
1881—1882年颁布的著名的“费里法案”,在法律上确认男性和女性都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免费就读公立的非教会学校。在此之前,1880年的“卡米耶·塞法案”已经为女孩们打开了中学教育的大门。不过,这时教育的关键还是培养优秀的共和国女性继承人。朱尔·费里这样说:“主教大人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谁掌握了妇女,谁就掌握了一切。掌握妇女首先意味着掌握她的小孩,其次是掌握她的丈夫。科学需要把妇女争取过来,不然她们就将属于教会了。”这就不难理解,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是分开上学,课程设置也截然不同,女孩所学习的科目一如既往地需要紧贴社会分配的角色——家政、育儿法。女高中生依然不得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也没有哲学课可以上,甚至连每周的课时都比男生少一些,理由是怕“累着青春期的女孩子们”……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波利娜·凯戈马尔创立了幼儿园,倡导以游戏、自由活动结合适当的刺激,以温柔的关怀引导小男孩和小女孩全面发展。凯戈马尔支持男女混合幼儿教育,她认为这是实现两性平等的要条件——为此,她受到了天主教徒的严厉谴责。从长远来看,凯戈马尔所发明的法国式幼托体制也使得妇女解放成为可能,帮助一大批妈妈得以兼顾工作和母职(不过,波利娜·凯戈马尔本人并不支持女性出去工作,她认为妇女的位置属于家庭,而不是工厂)。

妇女们不懈奋斗,冲破重重阻碍:1919年,女学生们有了自己的中学毕业会考;1924年,中学课程和毕业会考内容终于不再区分男女。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也相继向女性敞开大门。进入20世纪后,由于校舍和师资资源的广泛短缺以及其他具体的限制,男女混校作为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逐渐普及开来,在人们来得及对男女混校的益处(无论是教学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做充分论证之前,在现实层面成了然趋势。而国家教育系统真正意识到学校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具体工作要落实下去,还有不少艰难曲折。
1972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向女性开放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安妮·肖皮内的年轻女子摘得了入学考试的一名——她同时也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一名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第二名!你觉得记者会问她些什么问题呢?“你喜欢照镜子吗?”“你喜欢购物吗?”当然少不了要替她担心:“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怪物吗?”——肖皮内的回答简洁明了:“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毕竟每年总要有一个一名的。”——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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