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那么多年人类学田野工作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成为一个成功人类学家的要诀就是坚持逗留到让人生厌。因为人类学的整个目的就是试图不光理解人们说了什么,还要理解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要搞清楚这两项活动往往是不同甚至矛盾的),一个人类学家很少只是采访一个人或递出一张问卷,然后就走人。相反,我们会待上一会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人类学家得具备一项天赋——或发展出一项技能——不招人眼目地逗留。
对于身涉其中的每个人来说,逾期逗留到让人生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想象一下跟一个人类学家交朋友,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你家附近,广而告之说他要写一本关于你这样的人的书。出于礼貌、好奇或同情,你也许会邀请他某天下午一起吃顿饭。人类学家会早早就到了,把一顿午饭拉长到一个下午,留神专注地听你讲你自己的故事或任何其他事情。突然,你会发现你不知怎么就把他邀请到你家吃饭了。他会跟你爱人友好地开玩笑,跟你的孩子们玩耍,对着你的鹦鹉咕咕叫,变成你家狗子最好的伙伴。所有的杯盘碗碟都洗好收起来后,你转过身发现,那个人类学家还在你家厨房里,或客厅里,眼睛明亮,一脸热情地待着。最终,你会宣布说你累了,得去上床休息了。人类学家会礼貌地离开。第二天他又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第三天也是。
从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长毛狗一样的行为的目的就是把你磨平——帮助你了解一个人类学家不想每次都像客人一样被特别招待。他想被当成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人:倒不是说要像家人一样,而是更像一件舒服的家具或一株盆栽棕榈。
这一角色——用这个学科的术语来说,美其名曰参与式观察——建立的过程不是那么令人愉悦,田野工作最糟糕的部分永远是最初那几个月,那时每个人都在探测哪些是可以被接受的边界。我记得很多很多次在不同的做田野调查的地方,我和素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在一个空咖啡杯或一盘被扫荡一空的食物面前寻思着,“现在他们真的很想让我走吧”——而且会刻意抗拒发现这一点后正常明智礼貌的后果。我知道如果我再多逗留哪怕一会儿,就能更快向不知所措的招待我的人传达,我不需要他们照顾,我人畜无害,如果他们继续该干吗干吗,完全不注意我,我也丝毫不会介意。
1980年代我第一次长待迦普恩的那十五个月里,我有上百个小时都在逾期停留,大部分时候都在记录母亲及其他人是怎样和婴儿说话的。我遵循一个严格的日程安排:一周三天,我会天不亮就到五个感到困惑的家庭之一那里,他们同意我录音,我就带着我的录音设备和笔记本坐到一个不招人眼目的角落里。有时我跟着妈妈们和她们的孩子一起去其他人家里或园子里,有好几次,我跟着一对已婚夫妇,他们带着孩子去雨林里砍西米棕榈树,加工西米粉。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会在屋子角落里坐上一整天,一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打开录音器,做好记录,比如孩子和来来去去的大人的名字,他们说话的时候和他人的关系和所处的位置。
坐在房间里时,我并不会假装自己是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整天里,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和妈妈、她的孩子以及任何路过或过来串门的人聊天。有小孩子或往往连着孩子母亲一起在午后的烈日下睡着时,我也会蜷缩在地板上打个盹儿。
我会待到天黑,屋里什么都看不清时才离开。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又来了。
通过几百个小时和照顾婴儿的人以及孩子们待在一起,我所做的记录和观察让我得以理解泰雅博语是如何消亡的。在我1980年代末写的那本关于村里语言情况的书里,我讨论了泰雅博语向孩子传输的渠道是如何无可避免地被割断的。我预测我所认识的十岁以下的孩子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学泰雅博语,我也预见到了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泰雅博语很快就会永远消失。
2009年,自我1980年代末第一次长待后,我回到了迦普恩,自然很好奇地想看看,我做过的关于泰雅博语消亡的预言有没有应验。1980年代我记录了语言掌握程度的那些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他们中许多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我离开这个村子后,这些孩子有学习掌握泰雅博语吗?这门语言真的在消亡吗?还是比我所预测的更顽强?
多数研究者往往把自己学术事业的赌注押在永远正确上,跟他们不同,我则抱有很高的希望,巴不得自己关于泰雅博语的预测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发现我误判了村子里的情况,泰雅博语这门极小的语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壮大了,那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我甚至幻想过在我要写的这本书的标题里就宣告我的错误。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标题是什么,但我记得里面有“弹性”或更烂的“浴火重生”这样无病呻吟的词语。
当我再次在村子里安顿下来,我想着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年轻人到底还说不说泰雅博语。然而,即便过了三个多月,我发现我还是无法准确判断年轻人到底有没有掌握这门语言。
每当我问年轻人他们说不说泰雅博语,他们都告诉我他们是说的。问题是,我从来没听任何人真的说过。偶尔,我会听到一个年轻人蹦出一两个泰雅博语里的习语,像“让开”或“你要尿了”(因为我要打你)。这些话通常让一个场景显得很滑稽,而且经常伴随着欢笑。我好像还感觉到,每当二十五岁以下的村民用泰雅博语哪怕只说一句简短的习语时,他们就会转变声调,仿佛在暗示他们是在引述或模仿另外一个人,通常是在嘲笑他们(比如一个大男人的权威腔)。
每当有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会说泰雅博语时,我就会让他们告诉我用这门语言互相说些什么,他们会列出一些词,比如mum和tamwai(分别是“西米啫喱”和“西米饼”),以及一些基础的习语,比如命令别人给他们递槟榔或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