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除了以理论巨著《第二性》享誉国际之外，还著有代表作——回忆录。这几部回忆录的规模和篇幅，足以让她问鼎法国伟大回忆录作家的宝座。《岁月的力量》是其中第二部，1960年于法国出版，记录了波伏瓦在1929年至1945年间的经历，讲述了她毕业后在鲁昂、马赛等地教授哲学的教师生涯，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法国在二战时期满目疮痍的情景。这段时期对波伏瓦来说至关重要，她不仅在此期间写出了第一本小说《女宾》，并且在痛苦的战争环境中迅速成熟起来，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变成了“介入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我一开始谈自己，就投入了一场不谨慎的冒险。因为开场容易，收场难。我早在头二十年就想谈谈自己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在少女时代向那个年老的自己发出的呼唤，后者将前者连灵带肉吸收掉，使其荡然无存，连一撮骨灰也不剩下。我恳求那妇人从我被她投入的乌有之中，把我抢救出来。我所写的书也许仅仅是为了使这个夙愿得到满足。五十岁了，我认为时机已到，便把自己的意识给了那女孩儿，那个被遗弃在消逝的时间深处的姑娘——连同时间一块儿消逝的那个女孩儿和少女。我让她们存在于白纸黑字之间。

我这个打算也行之不远。成年之后，我不再祈求未来。《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写完之后，并未听到我的过去发出任何声音，催促我接着写下去。我决定写别的东西。可是，我竟然做不到。最后一行下面所画的一个无形的问号，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自由？有什么用！整个战斗准备、这场大战、这场逃逸、这场胜利，我生活的续篇该赋予它们什么意义呢？我的第一反应是埋头于书堆之中。可是没有用，我的书没有任何回应。因为正是它们遭到质疑。我决定写作。好的，我写了。可是写什么？为什么写这几本书，仅仅这几本书，恰好这几本书？我要求的究竟是更少还是更多？在我的头二十年空洞而无止境的希望与业已完成的一部作品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我要求的既多得多又少得多。渐渐地，我相信了，在我自己眼里，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要求写续篇。讲述了我的作家生涯的经历，而不试图讲述它是如何体现的，那纯属徒劳无益。

此外，深思熟虑之下，这个打算本身令我感兴趣。我的人生尚未成就，但它已经具有某种方向，未来大概也不大可能使之改变。什么方向呢？出于在这次分析研究中应该弄清楚的理由，这个问题我曾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现在不解答，就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这份操心仅仅关乎我。其实不然。一个人，无论是塞缪尔·佩皮斯还是让雅克·卢梭，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人中豪杰，只要他坦诚地讲述自己，就或多或少会牵涉所有人。要讲明白自己的生活，而不在这里那里提到别人的生活，是不可能做到的。再说，作家总是受到下面两个问题的烦扰：你为什么写作？你是如何过日子的？除了趣闻轶事和流言蜚语，许多人似乎都想了解作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剖析一个具体例子，比抽象、泛泛的解答，能让人更好地了解情况。这鼓励我审视自己。这种自述也许有助于消除始终存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某些误解。这些误解常常让我烦恼。一本书只有了解它写作的背景、意图，以及是由什么人写的，才能明了它的本意。我愿意面对面向读者说明我的本意。

然而我必须告诉读者，我并不准备讲述一切。我毫无保留地讲述了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不过，虽然在毫不掩饰地讲述自己遥远的过去时，我并不太难为情，也没有过分小心谨慎，可是要讲述自己成年后的生活，我就没有那么超脱、那么无所顾忌了。在这里，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朋友，都不能搬弄是非。我不爱搬弄是非，因此决定对许多事情避而不谈。

另一方面，我的一生与让保罗·萨特密不可分。但是，他的生平他打算自己讲述，我无意为他代劳，不打算对他的思想和作品进行分析，只叙述他与我的生活有关的事情。

有些批评家以为，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里想对女孩子进行说教。其实我主要是想还债。这本书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说教方面的用心。我仅限于讲述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没有预设任何目标，只想把有趣而且有用的事实全部讲出来。我在书里试图表达的真实，究竟对什么、对谁有益，我不知道。我希望读者同样天真无邪地阅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