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版序言本书第一版写于二十年前，当时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极为热烈，围绕;凯尔特人（the Celts）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出现了激烈辩论。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我们对古代凯尔特人的认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且亟须修正。某种怀旧式的舒适感悄然蔓延，尽管新的资料数据正在迅速积累，但很少有批判性的辩论。对;凯尔特性（Celticness）的老调重弹带给我们的是慰藉而非启发激励。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争论中，人们对凯尔特人这一概念的建构方式进行了重新评估，摒弃了旧有的成见，并开发出了新的方法以增进我们对被地中海邻国称为凯尔特人或高卢人的欧洲蛮族的理解。在这场辩论的早期，我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一直使用的模型已不再适用。这些模型是建立在一种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最早是在18世纪初形成的，用来解释一个被命名为;凯尔特的语言群体的演变。直到19世纪初，新生的考古学科才开始慢慢产生相关数据。由于语言学在当时是高级学科，考古学家的发现不可避免地要通过语言学模型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考古学的证据开始变得越发明显，再也不能被迫与陈旧的语言学理论相契合。正是在这种新发现带来的自信氛围中，一些考古学家开始考虑全新的模型，即凯尔特语可能起源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并从那里向东传播，也许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就已经传播开来。在过去十五年里，讨论一直在继续，一些团体试图在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找到一种折中方案。现在，随着从人骨中提取古代DNA的新技术的发展，一种完全独立于考古学和语言学的全新数据来源正在显现。一旦有了足够的古代DNA证据，并将其与考古数据有意义地结合，就能为欧洲构建可靠的人类流动性叙事，并在这一过程中探索连通性和偏远性。这将对语言学家提出挑战，要求他们重新审视自己长期坚持的理论。在这一切新发展的基础上，使用凯尔特语的人们的历史将浮出水面。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此，对凯尔特人的探索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自身过去的复杂性。巴里坎利夫于牛津2017年 12月第一版序言两千五百年来，凯尔特人一直吸引着那些与他们接触过的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凯尔特人的着迷中略带一丝恐惧，同时又对凯尔特人的战斗力充满敬意。后世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那些蛮族凯尔特人所处的现实更遥远，则进一步发展出了他们自己关于过去的神话和刻板印象，以当代的形象重塑凯尔特祖先，旨在解释他们自己的态度和愿望，并为行动提供合法性。对凯尔特人的研究以及我们对凯尔特人不断变化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洞见，让我们了解人类建立身份认同的需要，以及这给尽最大努力试图保持客观的考古学家们带来的困难。可以说，失之偏颇的历史轶事、不甚明了的早期语言发展模式，以及确凿的考古;事实那些通过发掘发现的文物、生态证据和结构不应该，事实上也不可能汇集在一起，为过去勾勒出一幅连贯的图景。一些人坚定地采取了这一立场，并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但我对这一立场并不十分赞同。我认为，在证据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怯于应对挑战，不愿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碎片来构建欧洲原史（European protohistory），那我们才是真的失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简化和泛化，从而招致纯粹主义者的批评，但无论如何不完美，最好还是尝试创造一个整体，而不是满足于只对部分进行细微的研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在出版商提出的完全合理的限制条件下，我发现自己不可能深入探讨那些我希望涉及的细节，同时我又被欧洲史前史和原史的更广泛主题所吸引。我没有固守原定的计划，而是选择让主题引领我。由此产生的作品，其;考古学成分要比我预想中的少很多。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的另一大爱好，则是在学术休假期间住在布列塔尼北海岸的一所房子里，俯瞰着一片狭窄的海湾和远处的勒约代（LeYaudet）岬角。在铁器时代晚期，这个岬角上曾有一道巨大的防御墙垒，我们可以想象它是公元前56年恺撒发兵攻击的群落之一，尽管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在布列塔尼的生活让人不断想起凯尔特世界。在附近的洛吉维莱拉尼永（Loguivy_legrave;s_Lannion）教堂，我们参加了圣艾维（St Ivy）赦免节的音乐庆典。长长的欢迎词用的是布列塔尼语。随后，音乐和歌声响起，布列塔尼风笛和双簧管与17世纪祭坛壁画中描绘的牧羊人吹奏的风笛和双簧管如出一辙。两个月后的7月，当地的民俗节日（fecirc;te folklorique）在勒约代岬角堡垒内举行。这项活动是一项全新的创举，虽然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但已迅速成为社区的焦点。当地居民和游客都对展示的旧农具和古代工艺品感兴趣。晚上，在露天晚宴上，老老少少都会一起唱布列塔尼语歌曲、跳舞、听人讲故事。这当然是有意识地再现过去，但过去并不久远，而且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亟需的认同感和传承延续。勒约代的考古、仍在使用的布列塔尼语和凯尔特人的潜在民族意识都是凯尔特人现象的不同方面：它们的一致性和差异性为本书的后续内容提供了主题。最后，我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和设计部门，感谢他们自始至终的帮助和建议；感谢许多提供照片的个人和机构；感谢艾莉森威尔金斯（Alison Wilkins）绘制了一系列新的线条画；感谢林达史密斯森（Lynda Smithson）编辑文稿；也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对我这项轻微痴迷的宽容与理解。巴里坎利夫于蓬鲁（Pont Roux）1996年1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