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的冬天

【编辑推荐】

l 叙事大师穆尼奥斯·莫利纳成名作，西班牙国家文学奖、西班牙文学批评奖获奖作品。

l 迟来近四十年的中文译本，西班牙语译者颜雅培深情译介，增添作者后记及译后记。

l 隐现福楼拜、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作家的身影，始终独特的穆尼奥斯·莫利纳风格。

l 封面、明信片主图为巴西著名摄影师José Oiticica Filho作品。

l 图书装帧由设计师山川设计，开本精致称手，适配多样阅读场景。

l 献给所有永失所爱之人，献给所有曾经有过强烈自毁意识的人。

l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平庸的人生满是灰暗，早上醒来站在镜子前发现没有爱也可以活下去，你会在比拉尔博的身上看到自己。

【名人评价】

这正是穆尼奥斯·莫利纳小说的核心要义：生命短促得触目惊心，始终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我们每一次抉择，都意味着割舍其余可能性。依托一部分人书写、一部分人阅读的虚构作品，我们借着替代性经验充实、拓展自我，同时得以探寻精神深处那些未曾被我们察觉的幽暗角落。——胡斯托·塞尔纳

《里斯本的冬天》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消弭了欧洲现代主义作家作品里泾渭分明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鸿沟。——玛尔塔·贝亚特里斯·费拉里

穆尼奥斯·莫利纳语言遒劲精准，笔下带有塞万提斯式的忧郁视野，尤为出众的是独树一帜的叙事节奏感。——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颁奖典礼官方致辞

读者的眼睛赋予了小说生机与活力。在我看来，这部小说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它就像是一场隐秘放映的电影，每一次当它在某人的脑海中通过想象的方式开始播放的时候，故事就获得了新生。——穆尼奥斯·莫利纳

但愿诸位在读罢这个比悲伤更悲伤的爱情故事之后，仍能不失那一份初爱之心，对人对己，对这个残酷无情但也温柔可亲的世界。——颜雅培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Antonio Muñoz Molina），1956 年生于西班牙南部古老的小城乌韦达，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95年成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最年轻的一员。他被认为是“68年一代”之后、西班牙新一代作家当中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曾获得各类文学奖项，包括西班牙国家文学奖，以及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

【译者简介】

颜雅培，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南京。文学博士，大学教书匠。存在主义架子鼓手，漫游者。翻译及发表西语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等近三十篇，译有长篇小说《深海岛屿》（伊莎贝尔·阿连德），散文诗集《蓝》（鲁文·达里奥）。

【内容简介】

一段盘旋于里斯本、马德里、圣塞瓦斯蒂安之间，萦绕着爵士乐的爱情故事。

它以一桩倒卖塞尚名画的凶杀案为背景，故事始于钢琴手比拉尔博与卢克莱西亚在酒吧里的惊鸿一瞥，由旁观者“我”讲述比拉尔博与这位飞鸟一般来去不定的女子的爱情故事。作者塑造了一个根植于爵士乐和黑色电影的小说空间，绵长的爱情回忆与步步紧逼的追杀交织其中。一场演奏会结束后，卢克莱西亚不知所踪，两人继续在逃离与漂泊中擦肩而过，徒劳无果。在这部小说中，爱情亦如爵士乐般被演绎：它既是一种追寻，是相遇和分离，也是一种毁灭性的痴迷，被宿命和不可能所主宰，循环往复，可一不可再。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后记 多年之后

译后记 爱情的异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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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不填）

【文摘】

第一章

离我上一次见到圣地亚哥·比拉尔博已经过去快两年了。当我再次遇见他，在午夜的大都会酒吧的吧台边，我们彼此只是轻描淡写地打了个招呼，就仿佛昨晚还在一块喝酒。但不是在马德里，而是在圣塞瓦斯蒂安，在弗罗洛·布鲁姆开的那间酒吧里。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那里弹奏钢琴。

如今他在大都会演奏，跟他合作的是一个黑人低音提琴手和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年轻法国鼓手。他看上去像是北欧人，人们管他叫布比。他们这支乐队的名字叫贾科莫·多尔芬三重奏：我忘记了比拉尔博已经改了名字，这个贾科莫·多尔芬并非他作为钢琴师的响亮艺名，而是他现在护照上的名字。在我看到他真人之前，我甚至已经通过演奏方式认出了他。他总是习惯用最轻微的力量去敲击琴键，仿佛音乐本身与演奏者并无太大关联。我背对着乐队坐在吧台上，耳边的琴声让我想起一段曾经熟悉的旋律，但我却记不起歌曲的名字了。这种似有故人来的感觉仿佛在预示接下来会有故事发生。也许这就是音乐有时带给人的一种对往昔岁月的念念追忆吧。在我转过身时，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唤起的其实是在圣塞瓦斯蒂安的那间叫作“飞鸟小姐”的酒吧里度过的某个夜晚的记忆。关于那个夜晚的记忆已经很模糊，而我也已经太久没有回那里了。低音提琴和鼓声渐渐盖过了钢琴的乐音，在一片烟雾缭绕之下，我向人群望去。在酒客和乐手们中间，我认出了比拉尔博的侧脸，他正在眯着眼睛弹钢琴，双唇中间叼着一支香烟。

我随即就认出了他，倒也不是说他一点儿没变。或许他变了，只不过他的变化跟我预想的一样。他穿着一件深色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皱纹带有一种凝练的庄穆感。之后我才觉察到，自己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他身上的这种晏然自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的命运或许在年少时就已经注定了，之后的岁月都是在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前行，即便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比拉尔博就属于这类人。过了三十岁，当所有人走上了一条比衰老还要令人难堪的下坡路，他们的身上却保持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蓬勃却又平和的青春朝气，又或者说这是一份对世事安然而又不安的勇气。那晚，我从比拉尔博身上看到的最显著的变化是他的眼神，那是一种当一个少年历经了世事锤炼之后，才拥有的含有几分不屑和嘲讽但却依然坚定的眼神。正因为如此，我才明白想要留住它是有多么不易。

半个多钟头的时间里，我一边喝着冰镇黑啤，一边观察着他。他弹钢琴的时候没有将身体前倾，而是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因为这样可以防止烟雾入眼。他时不时地望向观众，或是向其他乐手快速地发出演奏的信号。他的双手飞一般地落在键盘上，没有做任何思考的停顿，仿佛一切都是行云流水般的即兴发挥。当下一秒的音符在空中响起，旋律便自然而然产生，就好像烟雾会自己在空中形成蓝色的烟圈一样。

无论周遭如何，比拉尔博仿佛置身事外，思绪不曾受到一丝一毫的牵动。我注意到他的目光经常落在一个身穿制服的金发女侍应生身上，而且在某些时刻，他们还会彼此相视一笑。只要他对她使一个眼色，那个女人便会将一杯威士忌酒放在钢琴的琴盖上。这些年来，他弹琴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我对音乐的了解不多，而且几乎从未对它产生过兴趣。但当我在飞鸟小姐里听到比拉尔博的演奏时，明白了一个让我释怀的道理：音乐不必都是艰涩难懂的，它也可以是存放故事的容器。那个晚上，当我在大都会里再次听到比拉尔博的琴声时，我隐约感觉他比两年前弹得更好了，但在我盯着他看了几分钟后，我的注意力立即从他的琴声转移到了他弹琴的小动作上来。跟从前相比，他弹琴的动作也有了一些变化，比如他现在挺直了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将身体一侧倾向键盘，而且他有时只用左手弹奏，右手则用来拿酒杯或是将烟头戳进烟灰缸里。我还注意到了他的笑容，他与那个金发女侍应生眉来眼去的时候可不是同一副表情。当他对低音提琴手或是对自己笑的时候，能感觉到那是一种浑然不觉周遭世界的、突如其来的幸福，就像盲人的微笑那般，确信无人能窥探，亦无人能分享他内心的这份狂喜。我看着低音提琴手，想到这样的笑容倒是经常会出现在黑人脸上，它充满了挑衅和骄矜。无边的孤独和一杯接一杯的冰啤酒让我的脑中浮想联翩：那个如此沉醉于自我世界中、拥有北欧人气质的鼓手跟比拉尔博还有低音提琴手不是一路人，但在后面这两个人之间却明显能感觉到一种气味相投、惺惺相惜的同胞之情。

他们演奏完以后没有致谢观众的掌声。鼓手端坐着不动，看上去有些迷惘，像是一个突然从黑暗走入强光之下的人。比拉尔博和低音提琴手迅速走下了台，他们用英语聊着天，谈笑之间透露出他们此刻的放松。这种感觉就跟一听到鸣铃便放下手头那份漫无止境却无关紧要的工作是一样的。比拉尔博在跟几个熟人简单打了招呼之后，便朝我走来，尽管他在演奏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举动让我感觉他看到了我。也许在我看到他之前，他就知道我坐在这个酒吧里。我想他应该跟我打量他一样，也观察了我许久。他留心我的一举一动，猜想岁月在我身上写下的故事，当然他一定比我猜得更准。我想起了在圣塞瓦斯蒂安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比拉尔博走路的时候总是躲躲闪闪的，仿佛在刻意避着某个人。这种习惯在他弹奏钢琴的时候也会有所体现。此时此刻，当他穿过大都会里成群的酒鬼，朝我走来时，我发现他的步态更慢，或者说更加笃定了，就好像空间里永远有一个专属他的位置。我们像以往一样，平静地打了个招呼。我俩之间的友谊建立在对酒精相同的偏好之上：啤酒、白葡萄酒、英国琴酒、波本威士忌。这是一种只在喝酒的夜晚里发生，断续维持着的，男人之间的情谊。我们从来，或者说，几乎从来不聊任何见不得人的私事。我们都是知分寸的酒鬼，从来不信任在黑夜和酒精的催化下产生的多余的热情和友谊。只有那么一次，我们喝到天都快亮了，在四杯干马天尼带来的浓浓醉意之下，比拉尔博对我讲了他喜欢的一个姑娘以及他们二人刚刚结束的旅行。姑娘的名字叫卢克莱西亚，我认识她，但跟她不熟。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喝高了。第二天早上，我站起身，发现自己并没有宿醉，而是醉意正浓，而且早就将比拉尔博对我说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唯一记得的是那场开始和结束都太匆匆的旅行本应在一个叫作里斯本的城市画上句号。

一开始，我们没有问彼此太多问题，也没有高谈各自在马德里的生活。那个金发女侍应生走到我们身边。她身上那件黑白相间的制服闻上去像是刚刚浆洗过一样，头发上也留有洗发水的余香。我喜欢女人身上散发的那种清淡温和的香气。比拉尔博与她调笑，他一边抚摸着她的手，一边问她要了一杯威士忌。我还是要了一杯啤酒。过了片刻，我们聊到了圣塞瓦斯蒂安。就这样，过去的岁月像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你还记得弗罗洛·布鲁姆吗？”比拉尔博说，“他最后不得不关了飞鸟小姐，回到老家，跟自己十五岁时的女友结了婚，继承了父亲的地。我不久前刚收到一封他的信，信里说他现在是个农民，有了一个儿子。每逢星期六晚上，他都要在某个小舅子开的酒馆里通宵买醉。”

对于过去的事情，人的记忆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时间的远近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但关于飞鸟小姐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模糊不清了。如果说大都会里惨白的灯光、大理石圆桌、无处不在的镜子和平整的墙面会让人联想到某家省城酒店的餐厅，那么相比之下，飞鸟小姐在我的印象中简直就是一个历史遗迹。它那用砖块砌成的拱形地窖里总是笼罩着一层半明半暗的玫瑰色光晕，古老到我都很难相信自己曾经在那里待过。它就建在离大海不远的地方，从里面走出来，取代乐声的是海浪拍打风之梳1的轰响。就这样，记忆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复苏：我仿佛又看到了在黑暗中闪烁的海浪，闻到了海风中的咸腥。就这样，我记起了那个在飞鸟小姐里度过的，被悔恨和干马天尼填满的夜晚，而那也是我上一次见到圣地亚哥·比拉尔博的时候。

“但是对于一个乐手来说，过去根本不曾存在。”他突然蹦出了这句话，仿佛在反驳一个没有被我说出口的观点，“那些画画、写字的人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将过去扛在肩头，放在文字或是画幅里。乐手却一直活在虚无之中。在他结束演奏的刹那，他的音乐就不复存在了。他的一切只存在于当下。”

“但是有唱片留下来啊。”我不确定自己懂他的意思，更不确定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但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反驳了他的话。他好奇地看着我，笑着说：

“我与比利·斯万一起录了一些唱片，但它们什么也不是。即使是，也不过是幸存的当下，前提是它们都还完好存在。而事实上，它们基本上都已荡然无存了。照片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上面的人都变成了陌生人。因此，我不喜欢留存它们。”

几个月之后，我发现他其实还是保存了几张照片的，但我也知道这个发现并不能否定他对过去的责难。反而是从侧面，或者说以一种报复性的方式，佐证了他的立场。这就好比选择用强大的意志力活下去才是对经历过的痛苦和不幸的最好证明。倘若拿音乐来举例子，他一定会说无声胜有声，因为唯有沉默才能揭示音乐的真谛。

我在圣塞瓦斯蒂安曾听他说过相似的话，但现在的他已经不会轻易地说出这种斩钉截铁的论断了。在飞鸟小姐演奏的那些日子里，他对待音乐就如同一个热恋中的人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激情。音乐之于他就如同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时而热情似火，时而冷若冰霜。他永远都无从得知幸福的大门为何向自己打开了又关闭。那个时候，我时常能从比拉尔博的眼神或是手势、步态中，捕捉到一种强烈的、不自觉的悲剧色彩。而如今，在大都会里，他变得平静、笃定，曾经的惊恐和脆弱已经从他的音乐和行为中被彻底剔除了。现在的他，总是用目光直视别人，已经不再习惯斜眼窥视缓缓推开的大门。我觉得当那个金发女侍应生发现我盯着她看的时候，自己肯定脸红了。因为我心里想的是比拉尔博肯定已经跟她上过床了。我还想起了卢克莱西亚，想起了有一次我在滨海步道上见到她独自一人，她向我问起了比拉尔博。那天，天上下着毛毛雨，卢克莱西亚扎着的长发都湿了，她向我要了一支烟。她那天的样子像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暂时放下了自己的身段。聊了几句之后，她扔掉了烟头，与我告别。

“我已经不再受到幸福的挟持了。”在沉默了片刻之后，比拉尔博一边看着那个背对着我俩的女侍应生，一边说道。自从我们在大都会的吧台边坐下，开始喝酒的那一刻起，我就在等着从他口中听到卢克莱西亚的名字。但我现在知道了，虽然没有提起她的名字，但他已经开始聊起这个女人了。比拉尔博继续说：“我不再渴望幸福和完美。它们都是天主教里的迷信，只存在于教理问答和收音机里的歌曲里。”

我告诉他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从吧台另一侧的长镜里，透过那一排排五光十色的酒瓶，我看见他在瞅着我微笑。空气中的烟雾让它们看起来不那么刺眼。或许，我们都喝得有些困了。

“你肯定能理解我。想必你也有过这样的体会，某天早晨，当你睁开双眼，你会突然感觉自己不再需要幸福和爱情，也能正常地活下去。这种感觉是一种解脱，它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很容易，容易得就跟伸手去关掉收音机

一样。”

“我认为人总是要妥协的。”我警惕自己不能再喝了，因为我担心再这么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就要开口跟他吐露自己的心事了。

“人是不会妥协的。”他低声说道，声音低到几乎听不出其中的愤怒，“妥协的说法是天主教里的另一种迷信。人只会学聪明，然后漠视一切。”

他说的正是自己的经历。这两年的经历让他整个人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连目光都变得犀利。他的双眸里透着勇气和智慧的光芒，同时也透着一种对世事的冷淡，就好像在那些空无一物的地方，所有一切昭然若揭。这两年，他沧桑了不少。兴许也就是那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却从此充斥了他的全部生命和音乐。同时，他还学会了无视和选择，学会了用一种黑人独有的自如和调侃的风格弹奏钢琴。因此，他已经不是我从前认识的那个比拉尔博了：即使他没有更名改姓，寄住在酒店里，也没有人能认得出他，包括卢克莱西亚和我在内。

当我们拖着冻僵的身体，一言不发地，像所有晚归的酒鬼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大概已经凌晨两点了。我陪着他一路走回了酒店。它就在格兰大道上，离大都会不远。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自己终于可以完完全全地靠音乐维持生计了。他基本上都是在马德里的夜总会演出，有时候也会去巴塞罗那，时不时地还会去哥本哈根或者柏林。当然，现在这种异地演出的频率肯定没有比利·斯万活着的时候高。就这样，他靠音乐过着一种不太稳定，甚至有些漂泊的生活。“人不能总是心比天高，把音乐当作生命的全部。”比拉尔博引了一句老话。他有时也会接一些给烂唱片录伴奏的活儿，好在唱片上没写他的名字。“报酬不错，而且在从录音室走出来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将自己刚刚弹过的曲子抛之脑后。”他对我说。要是哪天我从收音机里听到某首歌曲的钢琴伴奏，很可能演奏者就是他。他说这话的时候，微笑了一下，仿佛是在当面向自己道歉。但我想事实并非如此，他再也不会当着任何人的面，为自己的任何行为道歉了。在格兰大道上，当我们走到电信大楼的旁边，走到那片落地窗反射的冰冷的白光下时，他从我身边离开了一会儿，去到街边的一个小摊子上买烟。他买完烟往回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那高大的、步态有些摇摆的身影，他身上穿着的那件宽大的、未系扣的风衣，还有竖起的翻领和插在兜里的双手。我想这是心里藏着故事的人才会有的模样吧。这种辨识度就好比识别装着左轮手枪的枪壳一样。我所说的这些并非一个虚构的修辞比喻：他的心里确实藏了一个故事，兜里也确实揣了一把左轮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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