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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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如是绘：接续1600年美的历程》
深耕。敦煌画院93年组建成立，三十年来一直深耕于敦煌艺术领域，在敦煌古法泥本复制技法上，复原效果极为突出，是罕见使用这种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机构。首次出书，将珍藏多年的泥本摹绘壁画一次性展示给读者。

稀缺。敦煌画院已完成临摹总面积2000多平尺，其中有很多是常人难得一见的特窟壁画。绝大多数是等大临摹，采用古法1：1复刻，大限度地恢复了壁画的原貌，本次出版的作品中非常珍贵的还有莫高窟不开放的洞窟24个中的61幅画作，特窟6个17幅画作，具有稀缺性。

全面。本书以时代为线索，将莫高窟这座宝藏中各个朝代从北凉到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全部拎出，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九色鹿本生故事”“反弹琵琶”“水月观音”和各色飞天、藻井等，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莫高窟的美。

唯美。本书收录的敦煌及榆林壁画，都是珍品中的珍品，至宝中的至宝，在画面效果上，非常出色，将传统中国壁画中繁复、奢华、对称、精致的一面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艺术临摹范本。

治愈。古代的敦煌壁画创作者通过创作壁画来获得心灵上的滋养，现代人也依然可以通过临摹敦煌壁画获取内心的力量。如是我闻，只要拿起笔，就可以获得内心的自由。临摹人前辈，也为你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表率。不仅仅是情怀，更是对人生理想状态的一种追求。通过一笔一笔的线描，你会发现接触敦煌壁画并没有那么困难，壁画中的美好宁静世界，也可以出现在你的身边。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公元366年，乐僔开始开凿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此后的1500多年，莫高窟身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各民族和宗教的交叉点，兴荣交替直至被人彻底遗忘了几百年。从1900年6月藏经洞被重新发现到现在的这120多年，敦煌学逐渐兴起，莫高窟从默默无名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遗珠，经历了一个世纪，其中既有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沙对莫高窟的侵蚀，也有国家的动荡、残酷的战争等人为因素带来的干扰破坏。这一个多世纪，浓缩了莫高窟所经历的漫长岁月，也是莫高窟建成以来变化剧烈的一个世纪。通过120年时间跨度的影像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留下的、那些逝去的永远不可再见的，那些被破坏的；可以看到莫高窟生命脉搏的跳动；听到她的心跳和呼吸；看到一代代的敦煌守护者为什么而奉献，而着迷。我们看到的，并不是遗迹和死掉的壁画，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和生命脉动。

《敦煌如是绘：接续1600年美的历程》
国内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摹绘的机构——敦煌画院，长达30年的传承，6位传承人手法心传，从2000平尺中萃取的精华100余幅精品画作，首/次出版面向大众。
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通过敦煌，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属于中国人自己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敦煌临摹人心传：6位临摹人心法传讲
海量高清美图：100余幅精品作品
具体临摹手法：泥本+纸本临摹方法详解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镜头下的莫高窟（1907—1949）
120 年，从藏经洞现世到“数字敦煌”
莫高窟摄影师的“西游记”

彼时与此时：新旧影像“重摄”展现

早期石窟——十六国、北朝
盛期石窟——隋至盛唐
中期石窟——中唐至五代、宋
末期石窟——西夏至元

后记

《敦煌如是绘：接续1600年美的历程》
•前言：对你而言，敦煌是什么 •敦煌壁画临摹人访谈
•画院馆藏品：
1. 关于窟 2. 飞天与乐舞 3. 本生故事画 4. 佛、菩萨、修行人 5. 经变画 6. 藻井 7. 众生、神将 8. 供养人 9. 敦煌的色彩 10. 不可思议的敦煌
•我以我笔续敦煌 •后记：无数人的敦煌，每个人的敦煌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敦煌如是绘：接续1600年美的历程》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敦煌如是绘：接续1600年美的历程》
敦煌壁画绘画灿烂，她的创造者们，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我想古代画工们深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艺术是永存的！

冯健男
中国美术家、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高级美术设计师兼编导
动画片《九色鹿》的场景设计师

这本《敦煌如是绘》汇聚的主要是敦煌本地土生土长的年轻画家的作品和成长经验分享。古代的敦煌人曾经创造过举世无双的艺术之花——莫高窟，今天的敦煌人同样展示出生机勃勃的艺术创造力！

宁强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敦煌是非常重要的宝库，但它不是因为作为传统经典而成为宝库，而是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而成为宝库。我希望更自由更完善的敦煌画作，可以感染到更多人，让更多人认识敦煌，了解敦煌，爱上敦煌。

熊亮
艺术家、作家、中国原创绘本领军先锋


敦煌的临摹不是工作，甚至不是创作，而更像是修行，那些原本不是愉悦的小因素、小事物，成了自得其乐的愉悦，技艺近乎道，敦煌画院有自己的敦煌之道，这让我钦慕不已。

郭浩
《中国传统色》系列图书作者

古人其实都是今人，今人也不过是古人。见识过一位当今的画师，莫高窟的所有秘密都不是秘密。

韩松落
作家，影评人，《GQ》中文版2012年“年度人物之专栏作家”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
120 年，从藏经洞现世到“数字敦煌”
周舒

时至今日，世人恐怕再难想见，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打开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面对着道士王圆那张留存至今的照片——宽大的道袍裹着一副瘦小的身躯，干枯褶皱的脸上挂着朴实的笑容，人们也只能揣测：他在将那些珍贵的敦煌遗书卖给外国探险家们时，到底怀着怎样的心态？
据说，这位道号法真的出家人第一次登上三危山眺望敦煌千佛洞的时候，虔诚地发出了“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的惊叹。一如1400多年前，拄杖西游的乐和尚在茫茫的鸣沙山上望见了千佛显现的幻影。为此，法真道人王圆留在了敦煌，留在了莫高窟。他日夜清理着洞窟中的流沙，只盼着能早日将其中一处佛殿修缮成他的道场——太清宫。而1900年6月22日夏至这一天，王圆孜孜不倦的功德终于得到了上天的回应。
当那座如今编号为第16号窟的洞中的流沙被清理殆尽时，窟壁因失去了积沙的壅护，发生了轻微的倾斜和开裂。一同打扫洞窟的贫士杨果无意中的一次轻击，竟使墙壁后回荡起空洞的声音。那天夜里，王圆和杨果敲碎了外层的墙壁，发现了一扇高不足容一人、完全被泥块封塞的小门。当这扇门被打开时，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惊现人间。
然而，迎接这满窟经卷帛画的，却是个混乱的世界。
对于王圆来说，他希望用这些经卷换取功德钱的愿望是真诚的，可清廷官员对敦煌遗书的轻视和窃取，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王圆似乎知道这些经卷有一定的价值，但很显然，他也没能用它们换到期望中的功德钱。而这些，都为后来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买走敦煌遗书埋下了伏笔。
1907年5月，英国人斯坦因走进了莫高窟。他用一套渴望追寻玄奘脚步的说辞以及将经卷完全用于考察研究的保证，打动了小心谨慎的王圆。最终，王圆以40锭马蹄银的价格，卖出了所有被斯坦因选中的经卷和帛画，那都是莫高窟的无价之宝。
一年后的1908年3月，法国人伯希和也成功地进入了被称为“至圣所”的莫高窟藏经洞，他带走了7000余件敦煌文献，以及200多幅唐代绘画、幡幢、织物、木制品等。
这些西方探险考察者对敦煌遗书的盗窃和掠夺固然令人心痛，但也惊醒了百年前的中国学界，国人关于历史学的概念从此发生了转变。自20世纪2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前往敦煌展开考察。在艰难的岁月里，这些前辈学者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其中常书鸿先生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
1904年出生于杭州西湖边的常书鸿自幼痴迷绘画。24岁时，他远赴法国留学，先后进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深造。因为作品一再获奖，常书鸿逐步跻身知名美术家行列，当选为巴黎美术家协会会员，是首位进入该协会的中国艺术家。那时的他，可谓如鱼得水，他甚至在寓所里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徐悲鸿和蒋碧薇也曾登门造访。
但这一切，都因为塞纳河畔旧书摊上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的画册而改变了。
这部《敦煌石窟》正是伯希和回国后出版的关于敦煌石窟的图录。翻开图录的那一刻，一直为西方艺术所倾倒的常书鸿惊觉：中国竟有这样一座艺术的宝库，而自己对祖国如此灿烂悠久的文化竟然毫无所知！于是，常书鸿毅然放弃了法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1942年，几经波折，常书鸿终于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窟。看着那些被流沙掩埋的洞窟，仰望着窟顶上斑驳的壁画，他的心被深深刺痛。虽然只能居住在空无一物的破旧寺庙里，虽然每日都是以面条拌盐果腹，可常书鸿守护莫高窟的心意从未消退。他一面展开对石窟建筑及文物古迹的调查，一面修筑土墙、清理沙土，他要保护这些沉睡于荒芜戈壁上的千年瑰宝，以免使其再遭掠夺和破坏。
1944年2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为第一任所长，此时，保护莫高窟的工作仍旧步履维艰。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拨给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经费少得可怜，一年多后甚至撤销了研究所。莫高窟保护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许多工作人员都离开了，甚至连常书鸿二十年的发妻都弃他而去。满怀怆然的常书鸿，依然在艰苦与寂寞中守望着莫高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文物局，开始了对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指导管理。次年，第一部由国家制定的文物保护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正式颁布。由此，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渐露曙光。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遭遇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发了100 多万元用于莫高窟南区危崖和洞窟的抢险加固工程，使莫高窟摆脱了濒临崩塌的险境，当时的加固工程至今仍然发挥着保护作用。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新的时期。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力度，大幅增加经费投入，但自然侵蚀造成的壁画病害、岩体坍塌和迅速攀升的游客人数都给莫高窟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带来严峻的挑战。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不但增加了编制，汇聚了人才，更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引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初步建立了预防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从那时起，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变为科学保护，往昔满目疮痍的面貌得到了巨大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出差，让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的樊锦诗先生找到了莫高窟保护工作的新方向。在接触到计算机数字化储存的概念后，樊锦诗“脑洞大开”，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
此后二十余年间，敦煌研究院通过国内外合作，探索文物数字化技术，自主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使莫高窟的珍贵价值和历史信息得到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当初，常书鸿先生带领下属日夜工作：临摹、修复莫高窟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举办各种展览、讲座，为的是让世人看到敦煌，看到莫高窟的美。如今，数字化技术不仅实现了全球在线共享30个洞窟的高清图像，让莫高窟真正地活了起来，更有效地解决了兼顾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难题。
莫高窟的命运一直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发端于汉代的丝绸之路，在一千年的繁荣兴盛中促进了古代东西文明的交流，催生了敦煌莫高窟这座文化艺术宝库。而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莫高窟曾在四五百年间处于无人管理、风沙侵袭、任人偷盗的境地。一百多年前，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官员的守土失责、国民的愚昧无知，导致了莫高窟藏经洞文物遭人盗卖的劫难，造成了我国文物主权丧失的巨大耻辱。
今天，强大的祖国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一代代坚守大漠的莫高窟人，从筚路蓝缕到开拓创新，让在时光中模糊的莫高窟壁画华彩重现，更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
1994年，常书鸿先生逝世于北京。根据其遗嘱，他的一半骨灰被带回敦煌安葬。宕泉河畔那方面对着莫高窟九层楼的黑色花岗岩墓碑上，只镌刻着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常书鸿同志之墓。而在先生坟茔周围，还长眠着史苇湘、段文杰等二十多位将一生光阴奉献给莫高窟的前辈学人。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中国艺术之大幸。七十余载的光阴，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树立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他们一生只为一件事：守护敦煌，守护莫高窟，守护中华文明的宝藏。
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圆打开的那一刻，作为20世纪显学之一的“敦煌学”就此开启。百余年间，莫高窟经历了迅疾而深刻的变化。如今，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试图探寻莫高窟的过去与未来时，又该以何种方式，重新打开那扇“门”呢？


《敦煌如是绘：接续1600年美的历程》
我想，你肯定知道敦煌。你或许刚看过介绍敦煌的书或微信文章，也在抖音、小红书或微博上看过敦煌乐舞、敦煌服饰或模仿秀视频，可能你还去敦煌旅游过，亲身探访过莫高窟这一旅游胜地，甚至现在你的案头上还有和敦煌相关的文创或日历。

那么，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对你而言，敦煌是什么？”相信在你张口欲言的一刹那，脑海里会跳出很多概念：壁画、飞天、九色鹿，甚至还有反弹琵琶，却又没有那么一个词脱颖而出，能给敦煌一个完整清晰的定义。

确实，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城市当中，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中国人而言，“敦煌”是一个那么遥远的名词，“敦煌壁画”也总是那么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敦煌，是美术课里谈到的藏在戈壁里成千上万的壁画，代表着中国古代尤其是唐朝的艺术和美学。

敦煌，是地理课里提到的沙漠中的绿洲和月牙泉，是混在众多热门旅游目的地中的一个。

敦煌，是古代史课本里提到的位于西北边关的地名，是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的出关口。
敦煌，是近代史课本里那页不忍面对的篇章， 堆砌着一串令人心酸的名字：王圆箓、伯希和、斯坦因……
敦煌，这个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名字，是那么多人提起它就会眉飞色舞的话题，停留在那个遥远的角落里，你一抬眼就可以看见，却发现始终看不真切。
作为一个有着一定审美经验的中国人，捧着这本书的你，可能对西方美术史中的画家们早已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莫奈、凡·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毕加索、列宾、达利、米勒，但对自己国家这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艺术史，你只知道它是很恢宏、很崇高、很庞大的壁画艺术宝库，但是究竟是谁创造的这一切，这个问题和其他细节一样始终含混又潦草。
这时候的敦煌，于你而言更像一个谜题。关于敦煌，你好像知道，你又不知道。它激起了你的好奇心，让你跃跃欲试想去一探究竟。


为什么我们看敦煌壁画的时候， 总会感觉介乎懂与不懂之间？
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敦煌”几乎就等同于“壁画”。藏在沙漠里的四万多平方米精美壁画，成为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游客好奇的对象。然而在壁画的观看上，我们却会陷入一个窘境。
互联网让我们有了太多选择，你可以轻松接触到关于敦煌的海量图像和文字资料，如今更有了VR 数字网站，已经可以对部分洞窟实现沉浸式的浏览。然而看到图片的时候， 你却会发现敦煌壁画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美：看不太懂的满天神佛，大多残缺磨灭的壁画人物，你努力辨识，往往也只能看出模模糊糊的轮廓，哪里比得上宋代文人画的墨分五色、灵动气韵，也谈不上像西方油画那样光影绚烂、动人心魄。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有一点疑惑甚至嘲笑：毕竟敦煌远在边陲，地方工匠眼界狭隘，技法有限，水平应该不可能太高吧。
市面上讲敦煌的书浩如烟海，然而学术类书籍多是探究历史真相或细枝末节（比如某某窟是哪一年建造的、为谁建造的、中间的榜提究竟是何意等），而这些知识对普通人可不那么有用或有趣。
而科普类书籍多是选取敦煌壁画中的一个个小片段，梳理它们背后的故事，虽然有趣易懂，但就像你虽然了解了大象身上的每个部位，却很难真正了解大象的习性一样，通过故事也很难概括出敦煌的系统全貌。
画册类的专业书籍则很容易让人陷入审美疲劳。翻开一本敦煌壁画的画册，往往图案让你眼花缭乱，不知从何处着眼。你经常会陷入这样的迷惑：“这幅画我好像在前面已经看过了”。但事实上大半的可能是并没有真正看懂。
眼前明明有太多信息可供阅读，却什么也看不见。你好不容易凝聚了想要彻底了解敦煌的十分勇气，在十分钟之后热情往往就会烟消云散。敦煌壁画全铺式的绘画方式、复杂的表现内容和斑驳的颜色留存，对于我们热衷看画面重点的审美经验，都是极不友好 的。
确有几本讲述敦煌故人的书籍会让人看得心潮澎湃，但是放下书的时候又会觉得遥远，像是讲别人的故事。好在网络时代，有一些学者会分享他们所研究的敦煌知识，或许这能让你了解到敦煌的前世今生，然而通过别人的眼睛和嘴看到的敦煌还是不那么真切。
毕竟百闻不如一见，于是不甘心的你终于打算去一探究竟，决定亲身前往洞窟寻找答案。规划去一趟敦煌并不是件轻易的事，从北京出发，行程至少为时一周，为此做准备则需要半个月，更何况如今这些计划都因为疫情的反复而变得扑朔迷离。遗憾的是，即便你如愿踏上戈壁，伴随着人流走进洞窟， 你的收获也可能和你的期待相差甚远。
你曾无数次告诉自己，敦煌这个地方是神圣的，但是似乎你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让你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一刻。在导游手中微暗的光线和熟练的话术的指引下，你夹杂在人群中，面对着破碎的壁画残片，你瞪大了眼睛， 希望能在短短的三五分钟之内看出端倪来。可惜灰暗的墙壁并没有发出光来，你和其他的游客一样，转了一圈也就出去了。
“敦煌到底是什么？”你抱着更多的疑问回到了家。“敦煌”这个名词从此就像一块烫热的铁，烙在了你的心头。你搜罗市面上众多的书，渴望找到新的线索，你开始了解更多的知识，然而知道得越多，你越觉得云山雾罩。
与此同时，“敦煌”这两个字在媒体上反反复复不断出现，会牵引着你再次回来，希望解开心头的这个谜团，直到你翻开了这本书。
那么让我们来正视这个话题吧。
“为什么我们看不懂敦煌？”

第/一个原因， 敦煌并没有做好被你理解的准备。
敦煌，是由历史上无数人接力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或者说它像一个超大的、跨越千年的、史无前例的密室，里面夹杂着多朝代、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今天，敦煌面临的首/要课题是需要被保护。如果你不去看它，它并不会脱离了墙壁来找你。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外来人，如果你只是莽莽撞撞地闯进去，面对无数条线索，往往不知该从何着眼。它固有的叙事逻辑和层层叠叠的表达方式，我们短时间内是很难理解的。
第二个原因， 我们习惯了读图的“信息”，却读不懂图的“气息”。
我们习惯了在美术馆里观看油画，习惯了通过平面画册来欣赏画作，习惯了在屏幕面前观看图片，更在意的往往只是“画面”“故事” 或“价格”。
在这样的审美经验和观看习惯下，我们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敦煌壁画”这种形态。敦煌壁画隐身于洞窟之中，这种360 度全包裹感的艺术形式，动辄数十平方米的尺寸，画面看起来全无重点，往往又全是重点，令人无从着眼。
相信曾进入洞窟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同意这一点：敦煌壁画的“气息感”，远胜过它的“画面感”。有人评价只有西方文艺复兴巅峰期间的教堂艺术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它在体量和参与者数量方面又远远不及敦 煌。
第三个原因， 在价值观、时间和常识方面存在的鸿沟。
古人在精神追求和对内探索方面，面对较少的信息，干扰较少，对信息解读的密度很高。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这就是专注度更高。我们常说敦煌画匠的“匠”，另一方面也就是匠心的“匠”，如果不肯用更耐心一点的方式去看，就无法和壁画保持在同一频率里，自然看不懂。
喜欢热闹的参观者慕名而来，打卡而去，在如此短时间的物理接触里，跨文化、跨时空、跨语境，难以理解是理所当然的。
接触敦煌，要先把自己放空。
不要轻易做价值的判断，不要只是带着好奇或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也不要轻易去下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