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远航船

广告语：浓缩葡萄牙海洋帝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兴衰，卡蒙斯文学奖得主安图内斯直面葡萄牙大航海史代表作，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好书

外文书名：As Naus

丛书名：无

ISBN: 9787544781459

(国别)作者：[葡萄牙]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

译者：王渊

定价：45.00元

出版年月：2020年8月

装帧： 精装

开本： 32开

页码：210

内文用纸：轻型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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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中图法分类号：I552.45

字数：142千

印张：6.875

正文语种：中文

版次、印次：1版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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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开启“航海大发现”的远航船垂头丧气归来，庞大的葡萄牙帝国版图破碎在海浪中——

昔日称霸世界的海洋帝国，何日重现荣光？

数百年前的海上英雄被驱赶回国，如何以失败者的身份在已然陌生的故国生活？

与若泽·萨拉马戈并称“葡语文坛双子星”，卡蒙斯文学奖得主安图内斯直面葡萄牙大航海史代表作，浓缩葡萄牙海洋帝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兴衰

 《远航船》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好书，简体中文版获得【卡蒙斯合作与语言学院】资助出版

【名人评价及推荐】

（安图内斯）运用葡萄牙语时有大师风范，善于揭露人性中不可告人的黑暗角落，使他成为对文学现实清醒又具有批判性的模范作者。

——卡蒙斯文学奖评委会

安图内斯是21世纪zui重要的在世作家之一。

——哈罗德·布鲁姆

安图内斯是一位洞悉人心的文学大师，是以科塔萨尔表达的纳博科夫，以迪伦表达的果戈理。

——《洛杉矶时报书评》

安图内斯对人类情感的矛盾性怀有深刻的同理心。

——《纽约时报书评》

《远航船》是一部伟大的、永不过时文学杰作。

——《南德意志报》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1942— ），葡萄牙著名作家和医生。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心理医生参加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他的作品风格被认为深受威廉·福克纳和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影响。1979年凭借处女作《象的记忆》登上文坛，主要作品包括小说《远航船》《罪囚之车》《灵魂的激情条约》《葡萄牙的光辉》、诗集《暗夜勿闯》等。先后获得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葡语文坛至高荣誉卡蒙斯文学奖等，是继若泽·萨拉马戈之后国际文坛声誉至高的葡萄牙作家，近年来一直是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译者介绍】

王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葡萄牙语文学博士。译作涵盖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安图内斯、巴西作家亚马多、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等的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提名。研究范围包括中葡交流史、葡萄牙语旅行文学、后殖民文学等。

【内容介绍】

15世纪，位于欧陆尽头的葡萄牙曾引领“地理大发现”，开启辉煌的大航海时代。20世纪70年代，随着非洲殖民地悉数独立，昔日海上英雄被驱赶回国，在帝国的废墟中匆忙搁浅。扭曲叠加的时空里，曾游历亚洲数十载、写下《远游记》的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成了推销次品的小贩，印度的“发现者”达·伽马靠出老千赢下半个葡国，致力传播基督福音的圣徒沙勿略更是摇身变为皮条客……

历史的真实与虚妄孕育出一幕幕荒诞的悲喜剧，野心与狂热伴随着帝国梦一起破碎在海浪中。远航船从海上垂头丧气归来，陆地上连接欧洲的火车却在轰鸣作响。在这海洋与陆地、非洲与欧洲的一进一退之间，葡萄牙艰难地重塑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目录】

译者的话

正文

代译后记：安图内斯与葡萄牙远航史观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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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不填）

【文摘】

十八或是二十年前去安哥拉的路上他曾途经里斯本，而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下榻的雷东多伯爵寄宿旅馆里吱呀作响的大桶以及女人歇斯底里的抱怨声中父母的争执。他记得公共卫生间的水池，巴洛克风格的龙头像鱼一样，从切开的喉咙处吐出棕褐色眼泪般的水珠，那次他还撞见一位老先生，裤子垂在膝盖处，在厕所里微笑。到了晚上，每当他打开窗，就会看见灯火通明的中国餐馆，看见阴影里冰川在家用电器商店里梦游，看见人行道护栏上金色的长发。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因为害怕而尿床，他害怕的是在生锈的鱼状龙头后面碰见带笑的老绅士，或是用小拇指晃动着房间钥匙的长发女子，正拖着公证员往前面走廊走去。最后他入睡的时候会梦见科鲁希无穷无尽的道路，修道院长的庭院里孪生的柠檬树，还有失明的爷爷，眼睛像雕塑一般光滑，正坐在酒馆门前的小凳上，与此同时，一群救护车呼啸着穿过戈麦斯·弗雷雷路，朝着圣若泽医院驶去。

上船当天，在穿过一条窄巷之后——里面满是丧失理智的女伯爵的宅邸，售卖精神错乱小鸟的店铺，还有针对游客的酒吧，英国人会去那里进行每天早上的杜松子酒输液——出租车在特茹河岸一块沙地边缘将我们放了下来，按照旁边火车站站牌的说法，这里名叫贝伦，左右一边是一杆秤，另一边是个小便池，而他远远看见数以百计的人和牛群，他们正往一个大工地运石块，领头的是穿着绯衣的侍从，正无动于衷地面对着广场上的汽车，他看见旅游车，里面装着离异的美国人和西班牙神甫，还有什么都要照下来的近视的日本人，正在用武士般尖锐的声调交谈。接着我们把行李放在地上，底下是百子莲，机械喷头正使劲按照环形喷洒，旁边是在林荫道下水管间工作的工人，那些管道通往雷斯特洛的足球场和高楼，这样佛得角人的拖拉机就和畜力车迎面相遇，畜力车上装载着公主墓碑和成堆盖在祭坛上的阿拉伯花纹布。我们经过一块标牌，上面指明那栋未完成的建筑名叫哲罗姆，我们看见了远处河中央的塔楼，被伊拉克石油工人环绕，保卫祖国不受卡斯蒂利亚的入侵，而在近处，在河岸翻卷的波浪里，在船桨和忙碌的小艇之间，我们发现了一艘做出大发现的远航船，它正等待着殖民者，铁锚定在河泥里，袖口镶着花边的海军上将靠在上甲板的舷壁上，见习水手爬到桅杆上整理风帆，准备迎接带着噩梦和栀子气息的无遮无蔽的大海。

当年父亲在到达博哈多尔角前就死于坏血病，船头划过的水面如同图书馆里的灰尘一样静谧，接下来的一个月人们慢慢腐烂，吃的只有栗子和咸肉，直到风一吹连头骨都震动起来，暴乱未遂被吊死在缆索上的水手像枝形吊灯的坠子一般互相碰撞，大西洋的海鸥和鸢鸟已将他们的毛发啄了个干净。七场血腥的暴动，十一次迷途海豚的袭击，不可胜数的弥撒，还有一场暴风雨恰似上帝因为结石失眠时的叹息，这之后桅顶守望的水手终于喊出了一声“陆地”，船长抓住船尾的望远镜，罗安达湾就这么因为折射颠倒着出现在远方：最高处的圣保罗要塞，渔民的小船，一艘海军护航舰，女士们在棕榈树下品着茶，种植园主在拱廊下的糕点店里一边让人擦皮鞋一边读着报。

而现在，随着飞机降落在里斯本的跑道上，显圣区的建筑、布满钢琴碎片和废旧汽车残骸的空地，还有那些他不知道名字的墓地和营房，这一切都让他吃惊，就好像他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面缺少了十八年前的公证员和救护车，让他无法辨识出这就是他的城市。他和黑白混血的女人还有孩子一起，之前在罗安达机场的候机厅耽搁了一个星期，躺在地上，裹着毯子，被饥饿还有尿急折磨，身处大箱、小包、小孩、哭泣和臭气的一片混乱之中，等待有空位逃离安哥拉，逃离每天身着迷彩的黑人在街道上挥舞欢唱的机关枪，那些黑人被须后水和权力迷醉，已经醉得不能自拔。一名秘书翻阅着文件，每过一小时会在躺着的人身上跨过，挤毛巾一般说出一个名字，而在玻璃后面是安盟的民兵，他们戴着毛皮手镯，拿着插羽毛的长矛，由美国和中国的顾问带领，在天花板的荧光管下监视着我们。

他们把我驱赶到的地方不是我离开那天早上如迷宫一般的市场，那里紧挨着狂躁女伯爵的府第，以及满是面无血色外国人昏暗阴影的酒吧；不是特茹河边的沙滩，上面有修道院，石匠将石灰岩切割成大块；不是拉车的牛群还有骡子，也没有工程师操着类似加利西亚餐厅侍者说的语言，对着助手嚷着简短的哀歌般的话；不再有人卖蛋，卖鸡，卖赤鲷，卖阿尔加维烟囱模型，卖铁皮玩具；不再有木质案板上洋葱清楚的眼泪，也没有吉卜赛女人使出玄奥而又火烧火燎的魔力，用会有副

王作为裙下之臣的承诺，让人老珠黄的处女冲昏头脑；也没有带蓝色挡风板的旅游巴士、桥下的三角快帆船和土耳其货船；我被带到的地方是一幢破破烂烂的水泥楼房，在威士忌免税店的旁边，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告示板拨动着彩色的水泡。角落处有一台售卖巧克力和香烟的机器，因为发烧在颤抖，经过一番复杂的吞咽硬币之后呕吐出焦糖，而坐飞机的乘客像是在遭洗劫过后的杂货店、面包店或是肉铺排队，寻找着已经卖空了的大米、面包和肉类，却发现只剩下扫帚还没清理干净的灰尘、面包皮和油脂，还有一名店员在柜台后面一边摇头一边指着空空如也的货架。然后他回忆起在安哥拉最后的那些日子，那些忐忑的黄昏，流浪儿在袭击市中心的办公楼和公寓，房屋正面布满弹孔，马尔绍区的有功女子没了主顾，在吉普车前灯和火车尾部信号灯交会的小巷，向随便什么人展开塞壬空荡的大腿。

【序言/后记】

安图内斯与葡萄牙远航史观的重塑

（代译后记）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是当代葡萄牙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也是当代西方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2007年，安图内斯获得葡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在颁奖词中，评委会赞扬这位1942年出生于里斯本的作家“运用葡萄牙语时有大师风范，善于揭露人性中最不可告人的黑暗角落，使他成为对文学现实清醒又具有批判性的模范作者”。评论家总结安图内斯有三个写作特点：对葡萄牙当代重要事件的敏感体察；在作者自身经验基础上，对殖民主义、医学实践与日常主题的连接；以及十分独特的叙事观念和优美的语言节奏。

学界常将安图内斯跟福克纳和塞利纳相提并论。除却文字风格相似，葡萄牙人与这两位前辈同为悲观主义者，这与他在精神治疗工作中与人性黑暗的长久博弈不无关联。悲观主义者并不一定没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势必更为关注世间的不幸与痛苦。马克·吐温曾以其一贯的诙谐指出，每个人都是个月亮，都有从不示人的暗面，但安图内斯所做的恰恰就是往暗面上不遗余力地投射聚光灯，再用显微镜放大上面的每一条沟壑。因为深谙人性的作家知道，不去深究阴暗与沉重的话题，只会让心灵上的阴霾更甚；只有直面人生的沉重，才有望达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净化”。这也是为何安图内斯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我的工作就是写到石头比水还轻。我做出来的不是小说，我不是在讲故事，我不为让人消遣，不是为了愉悦，也不是为了有趣：我只是想让石头变得比水还轻。”

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远航船》当中，安图内斯直面的石头也许是最沉重的海格力斯双柱：承载着葡萄牙历史中最高峰与最低谷的海外扩张史，以及葡萄牙最伟大的史诗：路易斯·卡蒙斯（约1524—1580）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经历了民主化与去殖民地化，亟须打破“新国家”政权对国家历史和卡蒙斯的挪用，同时在失去非洲殖民地后也迫切需要重构国家身份。安图内斯的小说一方面体现了葡国知识分子群体用文学“净化”历史的尝试，另一方面也对重塑史观过程中出现的选择性遗忘进行了反思。

对卡蒙斯的三重颠覆：雄性、英雄与帝国

学者爱德华多·洛伦索评价说：“无辜地纪念卡蒙斯是不可能的。”路易斯·德·卡蒙斯是十六世纪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也是葡萄牙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在这部九千余行的皇皇巨著当中，卡蒙斯以达·伽马去往印度的远航为中心，以激昂的笔触再现了葡萄牙的历史，因此这本书也被公认为葡萄牙的建国史诗。值得注意的是，卡蒙斯的历史叙事不但有正常的史实叙述，更有浓重的预言元素，将葡国的海外扩张与神意结合。诗人写作的年代距达·伽马远航已过去七十余年，因此文中水手旅途中听到的预言，在读者看来已经成为完成的史实，从而更易接受卡蒙斯的立论：英雄的达·伽马船队是英雄的葡萄牙人民的代表，而葡萄牙帝国是伟大的天选之子。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葡国有关航海发现史的话语并没有脱离卡蒙斯的框架，传达的依然是同样的信息：葡萄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它最先将海外航线的开辟提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殖民地。这种将远航、殖民和国家性捆绑的做法在二十世纪达到顶峰。在1933年至1974年期间，统治葡萄牙的是“新国家”独裁政权，其官方话语将葡萄牙引领航海大发现时代的历史神圣化，将它作为葡国版“光荣孤立”的支柱，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葡萄牙仍然坚持殖民统治的依据。事实上，只有当视角单单聚焦在葡国自身时，葡萄牙才能摆脱在欧洲实质性的边缘地位，才能成为这个仅由一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的中心。美国外交官乔治·鲍尔曾经讽刺地指出，统治葡萄牙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裁者，而是“由瓦斯科·达·伽马、航海者恩里克王子和萨拉查组成的三头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葡萄牙短暂的黄金时代反而成为一项束缚后人的历史负资产。历史学家巴拉达斯表示，十六世纪后“葡萄牙再也不是它自己了”。在卡蒙斯逝世五百年后，安图内斯的《远航船》希望通过重塑远航史观给葡国的未来找准方向，切入点直指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倘若以茱莉亚·克莉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分析，安图内斯的书可以与诸多文本产生联系，其中不仅包括葡萄牙的文史经典如平托的《远游记》、巴罗斯等人的编年史等，还包括了其他国家的艺术乃至科学，如西班牙塞万提斯、洛尔迦等人的诗文，毕加索的画作，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等。但如果套用热奈特的“羊皮稿本”理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才是隐约留在《远航船》下方墨迹最深的底本。安图内斯的作品无疑是对卡蒙斯史诗的重读和再写作，在《远航船》出版前夕接受采访时他就表示，自己初稿时曾把卡蒙斯作为小说的唯一叙事者。不仅如此，安图内斯还视自己所写的为“卡蒙斯忘了写或者没有时间写的东西”，“如果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渐强，那么这本书就是渐弱”。

从结构上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承袭的是罗马传统，模仿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十章八行诗以达·伽马远航为中心。而《远航船》是一本后现代小说，卡布拉尔、卡蒙斯、沙勿略、无名夫妇、塞普尔维达、达·伽马和迪奥古·康，七位（组）主要叙述者分摊了全文十八个章节。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沿袭自安图内斯的前作《亚历山大式法多》，而《远航船》的结构创新在于，各个部分由谁叙述并不像前作一样遵循固定的顺序，而且章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即便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章节里，这些人也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权，以第一人称开始的一句话到一半就可能让位给第二或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的叙述者甚至会呼唤读者偷窥主角的私密行为。除了在热奈特意义上的各个叙事层面间自由穿梭之外，小说的章节没有数字或字母编号，再加上繁复的长句和一句三变的叙事视角，这样松散、无等级的叙事通过拒绝排序强调对线性时间的否定，佐证了各章人物之间没有等级差异，最重要的是以杂语的方式打破了对国家航海史的单一视角。

从主题上比较，卡蒙斯开始的历史叙事聚焦在葡萄牙引领“地理大发现”的作用，突出强调葡人敢于扬帆起航去往未知的勇气与使命感。安图内斯的小说却另辟蹊径，将关注点从“出发”转为“归来”，探讨在一个扭曲变形的时空里，数百年前的海上英雄被驱赶回国，如何以失败者的身份在已然陌生的故国生活。在安图内斯这本反史诗的小说中，每一个挂着历史英雄名字出场的人物都让读者的期待落空。他们的归来不是希腊传统的归乡，不是英雄经历磨难成长后完美的返航；他们不但没有做出和名字相符的丰功伟业，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人们心中无意识历史记忆的对立面。在安图内斯笔下，历史上在亚洲游历数十载、写下《远游记》的平托成了上门推销次品的小贩，发现印度的达·伽马靠出老千赢下半个葡国，致力在亚洲传播基督福音的圣徒沙勿略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强迫女子卖淫的皮条客。

安图内斯并不满足于精神层面对传统英雄的解构，而是加上了更加赤裸裸的、物理意义上的去神圣化，比如在《远航船》中，见证了葡国远航最辉煌时代的国王堂曼努埃尔的王冠就成了铁皮制的劣质仿品，而沙勿略干脆用小灯泡组成自己头上的光冕。这一切的戏仿、戏谑和讽刺强有力地证明，要重新认识国家历史，前提是深刻意识到过往的荣光无法再现。葡萄牙不是国家版的孩童耶稣，不是十七世纪的神父安东尼奥 · 维埃拉或者二十世纪初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所相信的第五帝国，它无法引领全世界实现精神和文化上的大联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布拉尔、卡蒙斯、沙勿略、无名夫妇、塞普尔维达、达·伽马和迪奥古·康这七组主视角人物中，遭到戏仿的均为男性。尽管无名老妇人和迪奥古·康的情妇偶尔能获得发言权，但她们身为小说原创人物，并没有男性帝国英雄们那种和历史记载中形象迥异所形成的张力。如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看《远航船》，就会发现除卡蒙斯之外，本书的其他男性叙事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男子气概的缺失。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全诗的高潮出现在第九章，达·伽马船队从印度返航时在爱岛停靠，在岛上宁芙仙女处获得肉体上的满足，以个人肉体的征服寓意所“发现”之地皆为臣妾；但在安图内斯的书中，不但宁芙堕落成为妓女，男性主视角人物也普遍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性挫折。“发现”巴西的卡布拉尔为生活所迫，只好让妻子去舞厅工作；沙勿略为了回到葡萄牙，选择把妻子卖给别人；海难文学中的悲情英雄塞普尔维达需要通过偷窥女中学生满足自己的欲望；“发现”刚果河的迪奥古·康迷恋的荷兰妓女将他弃如敝屣；连无数海外殖民者的代表、在几内亚度过大半生的无名老人都发现，结婚半个世纪的妻子也选择离开自己，去美国寻找新的生活。

社会学家怀特海德曾指出，作为男性公共领域中英雄主义、力量、神话和神秘的象征，没有比关于帝国的概念更强大的了。而在安图内斯的后现代叙事中，将帝国与男性英雄特质捆绑的传统认知遭到消解。连史诗中对远航提出反对意见的雷斯塔洛的智慧老人，在小说中达·伽马的回忆里都转变成老妇人先知的形象。性别角色的逆转与新时代对帝国殖民的反思息息相关，而小说中将堂塞巴斯蒂昂描绘成女子气的瘾君子，则是对雄性霸权的终极挑战。

现实中的幽灵：以塞巴斯蒂昂为例

在葡萄牙人的历史认知当中，堂塞巴斯蒂昂有着他独一无二的位置。卡蒙斯写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正值塞巴斯蒂昂在位，年轻的国王被时人视为葡国复兴的希望，卡蒙斯也将长诗作为对国王的献礼。然而塞巴斯蒂昂于三王战役失败后在摩洛哥失踪，没有留下继承人，直接导致葡萄牙被西班牙统治六十年之久。

塞巴斯蒂昂作为肉身实体虽然当时未能回到故国，却也因此在文化想象中拥有了随时回归的可能。往往是在国家处于危机时，人们愿意相信塞巴斯蒂昂会归来，会带领葡国走出困境乃至迈向辉煌。和塞巴斯蒂昂主义密切相关的“萨乌达德”，一种对不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事物模糊的怀念和渴望，就此成为葡萄牙精神的重要组成。然而民主化后的葡萄牙想要实现现代化，想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历史的重负——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埋葬，然后历史才能够给国家的前进提供真正的养料。《远航船》将这一过程艺术化为卡蒙斯摆脱父亲骸骨的方式，在千里迢迢将遗骸带回国后，缺钱的卡蒙斯无法找到理想墓地，最后选择将其卖给疯狂的植物学家达·奥尔塔，将遗骸化为养分。在某种意义上，塞巴斯蒂昂也是卡蒙斯和葡国大众阴魂不散的亡父，而安图内斯所尝试的正是给塞巴斯蒂昂主义唱响安魂曲。小说没有给予塞巴斯蒂昂叙事主体地位，后宣布国王在摩洛哥因为偷取毒品被人捅死，再到全文最后一句话明确指出，塞巴斯蒂昂的白马永远不会嘶鸣。接受塞巴斯蒂昂的死亡，走出卡蒙斯式自我实现的预言，葡萄牙才能迈出从悲痛中恢复的第一步。就像葡国诗人曼努埃尔·阿莱格雷的宣言：“需要埋葬国王塞巴斯蒂昂/需要告诉所有人/众望所归之子已经不会来了/我们得在思想和歌声中/打破那把空想病态的吉他/某人把它从阿尔卡塞尔吉比尔带了回来/我说他已经死了/让国王塞巴斯蒂昂安息吧/把他留给灾难和疯狂吧/我们不需要离开港口/我们手边就有/可以冒险的土地。”

然而在另一方面，破除塞巴斯蒂昂主义的迷思从而正确看待国家历史，并不意味着就要选择性失忆。在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经历了长期的思想动荡，从殖民地被迫回到葡萄牙的归国者问题未能及时得到正视。对很多长年生活在殖民地甚至在那里出生的“归国者”而言，葡萄牙其实是一块陌生的土地，那里并没有什么迎接他们“回归”。而对本国居民来说，很多人直到接触大批涌入的“归国者”才第一次对国家的海外殖民产生感性认识。对双方而言，重新融合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不少学者指出，“归国者”这一称呼本身有时就带有嘲弄、贬低的色彩。很多从殖民地回来的民众并不愿意被归为此类，而情愿被认为是逃难者或是被驱逐者。在安图内斯的小说里，“归国者”们到葡萄牙后经历百般遭遇，乃至被隔离关在肺结核病院，这样的戏剧化证明漠视乃至歧视并不是正确的重新评价历史的方式。本书出版时葡萄牙刚刚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新时期意味着需要打破之前对国家航海史的政治化、神话化的挪用，但不该忘却这些历史事实和其中的普通参与者。尽管厄内斯特·勒南曾指出，在民族性塑造的过程中，遗忘甚至是历史性的有意误记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但安图内斯恰恰是在用航海英雄转为“归国者”所产生的一幕幕荒诞悲喜剧提醒我们，什么不应该被遗忘，什么不应当被误记。小说中卡蒙斯等人同时作为活生生的“归国者”以及历史课本和城市雕像上的人物，这样的并行不悖体现了安图内斯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将集体和官方历史个人化的努力。在面对祖先的幽灵时，能够做到既不神化，也不无视，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提倡的历史观。

航海史观的重塑：陆地与海洋的进退

去殖民化后，时间上葡萄牙需要重塑对帝国历史的认知，空间上也要正视领土范围的变化。葡萄牙人需要用新的眼光看待从“海外省”变成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更新对欧洲本土的认知。《远航船》中有关葡萄牙的地名称呼，如“王国”“里斯本”等，采用了古法拼写，前者用Y代替了I，后者用X取代了S。这种用法一方面强调了空间的虚构与重叠，不是对单一时刻的葡萄牙及其首都的实景描绘，因此可以看作一些抽象概念——离散、去地域性、殖民主义等——的实体化身；另一方面又以拼写上的似是而非突出这些地点的异化，展现扭曲时空下扭曲的人性。就像“黑人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艾梅·塞泽尔所说，殖民的后果是让殖民者丧失文明，变得野蛮粗暴。安图内斯小说中的葡萄牙刚刚摆脱非洲殖民战争的泥潭，它恰似刺向自己画像却最终身亡的道林·格雷，其独裁统治时期竭力宣传的帝国荣光越是辉煌，现实下的破败肮脏与人心惶惶就越是触目惊心。结合波德莱尔《恶之花》一般的语言，书中的葡萄牙总让人如堕卡夫卡式的噩梦，灰暗却鲜明的现实让人不寒而栗。“哪怕是北极都比这里要好。”作为广大普通“归国者”的人格化身，文中无名老人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

这样灰暗的笔调部分源于文中的“王国”是历史与现实的扭曲叠加。一边是十五至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辉煌，一边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去殖民化后的混乱。发现印度、三王之役、康乃馨革命，相隔数百年的历史事件在作者笔下仿佛发生在同一时代，历史上的英雄和现实中的“归国者”也化为了一体。安图内斯笔下的时间错乱是对瓦尔特·本雅明所谓“均质化空洞时间”的挑战：达·伽马们存在于两个时间，但也因此无法在任一时间找到完全的归属感。卡布拉尔们经历了殖民地和葡国本土两个空间，但却发现自己在哪里都是局外人。“我们不再属于这里了。”文中的无名老妇人这样感叹。她最终放弃了在非洲五十余年的记忆，在心智上回归爱好音乐的少女，因为在风云骤变的政治大环境中，只有排除掉殖民地记忆的原初身份没有遭到抹去。

安图内斯拒绝了长久以来殖民主义和葡国历史的共生关系，由此引发了和殖民主义息息相关的海洋意象在小说中的转变。安图内斯巧妙地将航海隐喻嵌入种种场景乃至人物描写，使得《远航船》这个题目的包含范围无限外延。从个体到国家，都是风雨飘摇的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葡萄牙作为海洋国家，其文学传统中自然少不了对航海的描绘，但安图内斯对海洋意象的化用与众不同。历史学家一般将大航海时代视为海洋与人类关系的关键转折。在此之前，无垠的海洋更多是作为人类活动的界限，而以十五世纪初的葡萄牙人在北非沿海航行为开端，大海开始转变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舞台和竞技场。卡蒙斯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塑造了一个镇守好望角的巨怪的经典形象，但他也无法阻挡葡国水手前进的脚步，因为像佩索阿的诗句一样，“在这里掌舵的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是想要属于你的大海的整个民族”。但在安图内斯笔下，海洋变得迟滞黏稠，失去过往的吸引力，它不再带给葡萄牙人骄傲和欢乐，只留下失望与悲伤，也就难怪文中达·奥尔塔的妻子阿尔齐拉将大海归结为诸多烦恼的来源，而探险家迪奥古·康会在千辛万苦拿回关于群岛和海峡的百科全书之后，却因其沉重而一点点丢弃。

卡蒙斯曾用“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形容葡萄牙，这一名句形容的不单是葡萄位于欧陆最西、濒临大西洋的地理位置，更是将迈向大海作为葡国历史的重心。而安图内斯对卡蒙斯的最终颠覆也许可以概括为“海止于此，路始于斯”，他笔下的远航船从海上垂头丧气归来，陆地上连接欧洲的火车却在轰鸣作响。结尾处归国者们徒劳地等待堂塞巴斯蒂昂从北非跨海而来，而文中的卡蒙斯却能在火车站找到他的缪斯——一位盲人琴手，从而写下新版的八行诗。对于素来悲观的安图内斯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希望微光。在这海洋与陆地、非洲与欧洲的一进一退之间，葡萄牙艰难地重塑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