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部颠覆认知的亲属关系力作，揭秘中国家庭往来的底层逻辑。

（2） 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女性民族志经典。

当大多数研究者聚焦于父系宗族，将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纳入夫家体系时，李霞以一部《娘家与婆家》，撕开了社会亲属关系的另一重真相已婚妇女的亲属世界，从来都是娘家与婆家并行并重、双向奔赴。基于长时段的田野调查，李霞以细腻的笔触、严谨的学术视角，描摹了农村妇女从待嫁、出嫁到养老的完整人生周期，剖析了她们在娘家与婆家之间的身份切换、情感维系与权力博弈，让;娘家婆家这一生活化范畴，成为理解社会不可或缺的学术概念。

李霞，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有译著《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纳文从三个视角呈现的一个新几内亚部落文化复合体之考察》等。

这是一部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它基于绵密、细腻的田野工作而写成，深刻地揭示了乡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女性的情感、归属和追求，以及她们主导的亲属关系实践的意义。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领略到女性人类学家的智慧、洞见和人类学的想象力。

周星 神奈川大学教授

本项研究突破儒家伦理、族谱家训以父系男权建构中国社会秩序的局限，以;我在场、我看见、我确认的参与观察方法发现了中国社会两性共生的真相。此项研究尽显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科学力量，已经成为长期蹲点调查的典范之作，社会科学诸学科都可引以为鉴。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传统汉族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化传承性的重要载体，传统上以父系为中心讨论家族、宗族以及亲属组织的运行机制，而本书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父系的研究框架，以女性亲属关系为出发点，围绕着;娘家和婆家这一主线，展现了姻亲关系在汉族社会结构中的动态机制。;嫁出去的女儿，并不是泼出去的水，她和娘家有着亲密的情感和合作关系，共同构成汉族社会亲属关系的基础。同时，该书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思考民间概念如何转化为科学概念、转化为中国研究乃至中华文化研究的标识性概念，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以性别视角突破传统视角的遮蔽

（一）两个分家事例

张村是鲁西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有300多户人家。这是我一个同学的老家，经他介绍，我住进了他叔叔家。这是一个由夫妻俩和一对儿女组成的四口之家，40多岁的女主人在村里有着良好的声誉和人际关系，我称她为三婶子。这天上午，三婶子院门口又聚上了四五个在;拉呱（闲聊）的女人。相互串门的女人们之间的这种;拉呱是村里各种消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比如谁家请了我这个来做调查的博士生吃晚饭，做了几个菜，第二天一早准是小半个村庄都知道了。而诸如;二婶子正在 托三大娘给儿子小山找对象;洪山娘叫儿媳妇给气病了这类家长里短总是;拉呱的主要内容。

今天她们的主要话题是;百建媳妇回来了。很快，从女人们兴奋的议论中，我大致知道了事情的过程。正怀着身孕的百建媳妇明珠，之前因为闹分家已在娘家住了两个多月，今天百建去把她接回来了。明珠嫁到张村来已有一年。百建是家里4个儿子中的老二，他结婚时，大哥已经分家单过。虽然他和明珠小两口住在一个父母为他们结婚 而新建的院落里，但还是和住在紧邻一栋旧房子里的父母和两个弟弟一 起吃饭，收入和花销也是和他们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分家。百建和别人合伙开小客车，每年能挣七八千元。两个弟弟一个每天到济宁做临时的建筑工人，一个在家务农，都挣钱不多。明珠想分家的原因，据她婆婆的话说，是;她觉得她对象（指她丈夫）能挣钱，这边要盖屋子，要花钱。聊天妇女们也持同样的观点：;明珠精，她可不愿意一起背再盖两处院落的负担。因为在当地，为将要结婚的儿子盖一处院落，是男方家庭给儿子议婚的一个基本条件，通常这也是家庭最大的经济负担。

明珠是和婆婆吵过一架后回的娘家。明珠住娘家后，她婆婆让百 建去接过两回，其中一回还有嫂子陪着去。每次去，那边明珠娘家父母的答复都是，为了以后自己的闺女不再受婆婆的气，除非明珠小两口与公婆分家，否则不让闺女回来。而百建既没有成功地把明珠从娘家带回来，也没有以强硬的态度反对岳父母家提出的分家要求，他在此事件中的消极态度让他母亲觉得失望，据说她不止一次地向邻居们抱怨过百建。而村里很多人都推测百建暗地里同意了明珠关于分家的安排。据说在明珠住娘家这两个月期间，百建还单独去过她娘家几次，这也是人们认为是这夫妇俩商量好要分家的一个证据。

尽管不情愿，百建的父母还是按照答应明珠娘家的条件，张罗着给即将分开过的小家庭盖了个独立厨房（原来只在其父母的院子里有一个厨房）。厨房建好的这天，明珠就跟着丈夫回来了。几天后，进行了正式的;分家。请了村里一个专门;问事的（一般是个公认;识礼 的长辈）作为主持。财产的划分比较简单，村里分到百建和明珠名下的责任田明确归给他们，为他们结婚建好的一处院落也自然是属于他们夫妇的，另外还分给百建夫妇上年收的麦子的一部分、一些农用工具。二老名下的责任田仍留在百建的两个弟弟那边，由两个弟弟负担二老每年生活所需的粮食。家里其他财产要等到百建的两个弟弟都分家后再一起分。按照习俗，公婆还给他们买了炉子、案板、锅碗瓢盆等做饭用的家伙分灶做饭是分家的一个象征。从此，百建以后的收入归他的小家庭。明珠;有了自己的灶台，按村里女人们的说法，;这下她可算自己当家了。相应地，这个新家庭开始被村里人称为;明珠家。

在平静的乡村生活之流中，分家总是会激起一朵或大或小的浪花。因此各种分家事件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没几天，我就从人们的聊天中得知，传伟、传东兄弟俩也已分家了。

这多少令我有点惊讶。头年我在村里时，他们家是经常被村里人作为榜样向我提及的家庭：两兄弟都结婚生孩子了，但未分家。这家的兄长传伟近40岁，已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弟弟传东，小传伟3岁，也已结婚，并育有两个儿子；70多岁的老母亲与他们同住。他们家是村里经济条件很好的一家，并被认为是很和睦的一家，没有公开闹出过什么家庭矛盾。

这家购有两台用于铺路工程的大型推土机，哥哥传伟由于在村外 的社会关系较广，经常能通过外面朋友的关系将家里的推土机租给工程队干活。通常的情况是两台推土机一同租给某个工程队，弟弟传东是其中一台推土机的司机，同时在工地上照看着这两台推土机的工作和盈利情况。传伟则经常在外帮着一个负责路段施工的包工头朋友做些管理工作。地里和家里的活计主要由女人们承担：责任田里的平常劳务由妯娌俩承担，农忙时，两兄弟会回来在地里忙上几天。平时两个媳妇还一起负责4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在儿媳妇们去地里干活时，老母亲则顺带照看几个孙子女。掌管家里钱物收支的是传伟两夫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个家庭良好的经济状况是这个联合家庭合理分工合作的结果。

他们的分家是;没闹乱子商量着分的，也就是说，没有请;问 事的人。传东夫妇和孩子搬到早已分到他们家名下的另一处宅基地上 盖的一处新院子里，推土机一家分一辆，老母亲在两家轮流吃住。

我对导致这个家庭分家的原因很感兴趣。因为很明显，分家之后， 这两家各自失去了一些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优势。就如传伟的妻子桂珍所说：;要从经济上考虑啵，其实还是不分家好，两个推土机一起干，地里这边我们俩（两个媳妇）平时也就行了。这分家了，推土机分开了，找活不好找。家里我一个人很多事也不方便。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家庭宁愿放弃经济合作的优势而选择分家呢？

对于一个先前以和睦而为人称道的家庭来说，这显然是个敏感的问题。嫂子桂珍在谈及此事时，这样解释：;这两拨人，在一起久了也总有矛盾，只不嚷出来而已。两边娘家东西拿多拿少了，两边孩子花多花少了。家里的事，你要不说不拉就没啥事，一说一拉就有事了。她（指传东的媳妇）娶来有5年了，我猜她也会在外面说你当家我不当家了。我想着分就分了吧。桂珍的话颇为含蓄，但多少点出了两对夫妇间日常生活中的摩擦是导致他们做出分家决定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摩擦又主要反映在两妯娌之间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决策权方面。邻居们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这嫂子和兄弟媳妇，哪能过到一堆去？这家里买啥物件、走亲戚拿个东西，都是老大家的说了算。这兄弟媳妇就不想当家？这也正对应了传东媳妇月琴的感慨：;没分家前，老觉得不是自个儿的家似的。这一分开，是累点，以前不当家不操心，现在得操心，但也自在。可以说，是家庭生活方面的摩擦这种摩擦突出反映在两妯娌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方面使这个家庭选择了分家。我在村里所观察到和听说的分家故事中具有一些相似的方面。首先，分家的序曲和启动点往往是婆媳冲突或妯娌冲突。另外，在分家过程中，正如明珠采取住娘家的策略那样，往往是妇女提出分家的要求，并采取各种方式推动分家进程。而作为分家结果形成的新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女性目标的达成;明珠可算是当家了，（月琴）终于有了;自个儿的家。与此相应，她们也成为这个新家的代表，这反映在日常交往中人们通常以家里媳妇的名字来指称这个新分出来的家，如;明珠家;月琴家。也就是说，分家的动因、过程及其结果，都体现出妇女的主导作用。这一特征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它与中国家庭的父系与父权的典型特征形象相左；另一方面，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民间传统中;女人祸水的说法，而这指责往往是 针对妇女对父系大家庭的破坏而言的。

（二）为什么分家？

1.两种解释：财产继承权说与经营利益说

是什么原因导致家庭的分裂，而使绝大多数农户不能够维持被视为 理想的兄弟合财、累世同居的大家庭？这个问题一直是汉人家庭研究的 重要方面。分家之所以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它是中国家 庭制度中各种矛盾的汇聚点，是家庭权力关系的集中体现，从中我们可 以管窥中国家庭的性质、结构和运作。关于大家庭的分裂原因，有两种 主流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大家庭的分裂是与诸子具有均分家庭财产权的家庭内在机制相关。在（传统）法律意义上，家庭的每一个儿子对于大家庭的共有财产都具有同等的继承权利，而只有通过分家，兄弟们才能在现实中实现各自对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分家是与儿子们的财产权联系在一起的（Freedman，1966：46；Wakefield，1998：38；王跃生，2002；滋贺秀三，2003：93）。因此大家庭的分裂是父系家族发展 的必经步骤，所谓;树大分枝。

另一种解释认为，家庭结构的不同形式和发展阶段，是以家庭经营之经济利益为导向的（Cohen，1976；1992）。因此家庭是统合还是分裂取决于家庭的事业经营的需要（费孝通，2006：40；Cohen，1976：216；孔迈隆，1991）。作为事业经营共同体的家庭会出于理性的经济策略的考虑，将复合家庭的经营利益与各小户分家后的经营利益进行对比，以此决定是否分家与分家的时间。当共同经济利益的潜力较大时，复合家庭就能忽略日常生活的摩擦和矛盾而在父权之下得以维持，反之，则分家（Harrell，1993：7879）。而家计的分裂是分家的标志。

不管是聚焦于财产继承权还是经营利益，这两种论述都试图从家庭 的经济层面来解释分家。正如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那样，很多分家的 起因的确是出于各家庭成员的经济考虑，而且许多围绕分家事件产生的 矛盾也与各成员的经济利益追求相关。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两种分 家解释都是与对父系父权制家庭制度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把家庭作为财产继承体还是事业经营共同体，都是建立在家庭基本机制的父系父权的性质之上：是否享有家庭财产继承权是由父系继嗣关系决定的，即只有家庭的男性享有此权利；而能使家庭各成员为共同的家计经营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主要是父系家长的权威（Cohen，1976：199）。可以说，在这两种解释框架中，分家事件的核心是父系制家庭内部的权利与经济结构。

但这两种从父系家庭制度着眼的分家解释似乎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本书开篇描述的两个分家事例。

首先，百建夫妇从其父母的大家庭分出来，其动力和结果并不是兄弟析分各自应继承之财产；相反，在这种分爨型分家形式中，财产的析分一般都没有进行，要等到最小的一个兄弟分家时，才会进行家庭全部财产的分配。而在当前农村，这种以;分灶为标志但不进行完全财产完全分配继承的分家形式是普遍存在的。a这与第一种解释所揭示的各兄弟出于实现财产继承权而分家不相符合。

而从家庭作为事业经营共同体的经营利益来看，百建夫妇的分家 虽然有利于分家后的小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显然不利于大家庭的资金积累。在传伟、传东兄弟分家的事例中，这一点更为明显，分家其实损害了此家庭的经营利益。也就是说，这个家庭选择了不利于其经济利益的分家决策。这显然与第二种解释所强调的家庭事业经营目标相矛盾。

那么是否还可以从别的维度分析普遍存在的分家现象？

2.第三种解释：生活空间说与;子宫家庭

在论及中国的分家现象时，还有一种另辟蹊径的解释，即卢蕙馨

（Margery Wolf）从女性生活空间的角度提出的解释（Wolf，1972）。

美国人类学家卢蕙馨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妇女的生活，她认为，妇女婚后在夫家的适应策略之一就是在父系和父权的大家庭内部建立一个自己的生活空间，卢蕙馨称之为;子宫家庭，这种家庭在父系大家庭中没有显在的存在形式，仅通过母亲与自己的子女的情感纽带维系。在此基础上，卢蕙馨提出，大家庭分裂的原因不在于兄弟之间关于财产的争执，而在于他们的妻子为建立自己的生活空间的努力，也就是说，父系大家庭内部各;子宫家庭的存在造成了它的分裂（Wolf，1972：164167）。

卢蕙馨将女性建立自己的独立家庭的愿望和种种努力，看作大家庭分裂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们开篇提到的两个分家事例中的很多要点。在上述分家事例中，我们看到，分家的动因、过程及其最后结果，都体现出妇女的主导作用。首先，分家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家庭内女性之间的日常生活冲突和矛盾，这也就是为什么婆媳冲突或妯娌冲突经常成为分家的序曲。其次，在分家过程中，妇女往往成为主要推手，正如明珠采取住娘家的策略那样，往往是妇女提出分家的要求，并能采取有效行动推动分家进程。最后，从分家的结果看，新分出的家庭往往并不是一个兄弟间在财产上析分清楚了的家庭单位，分家的主要标志是;分灶，而作为女人领地之灶台的独立，既现实又象征性地体现出女性目标的达成。因此，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经常观察到的，分家总是表现为儿媳妇的家从婆婆的权力范围中独立出来，妯娌们的共同家庭独立成各妇女分别;当家的新家庭。

在这一解释路径中，女性的意愿和行为成为理解家庭生活的关键 因素。

（三）传统视角的遮蔽

分家解释的背后是对家庭性质的理解，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家庭性质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分家的解释。传统的男性视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统研究的对象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亲属关系。不管是在宗族研究、联姻研究还是家庭研究这几个领域中，其界定和研究取向都明显是强调男性主导的特征：宗族是由男性成员间的关系联结形成的；对姻亲关系的论述一般是集中于两个有联姻关系的父系宗族间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合（如Gallin，1960；Gallin and Gallin，1985）；而在家庭研究领域，如前所述，家庭是被作为父系宗族的基本单位来分析的。总之，在这一视角下，亲属制度的基本关系是通过男性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的。

其次，在男性视角的表述中，男性在亲属关系中的地位远较女性重要。这一方面是由于父系（父权）制度赋予男性亲属角色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特点。首先，终其一生，男性都具有由血缘关系所决定的其父系家族完全的成员资格。其次，从居住地来说，他可以终生生活在他的出生家庭里，与他的宗亲们生活在一起。最后，不管男性的亲属角色如何变化，从儿子到丈夫，从父亲到祖父，他的角色都有一个稳定的意义指向，即在其父系血缘承继链条上担任承上续下的一环。男性亲属身份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保证了其权利的稳定性，即他拥有血统上的承祧资格和财产上的继承权利，并由此被表述为在亲属制度中占支配地位。

相较之下，女性的亲属角色则缺乏这种确定性和连续性。不管是 在其出生家庭还是在其嫁入的家庭，她都不具有完全的成员资格。在婚前，她虽然是暂时的;娘家人，但她不能凭血缘关系在娘家获得血统承祧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婚后，从生活环境和身份归属而言，她便转换成了;婆家人，但她对于夫家财产的权利和作为夫家祖先得到祭祀的权利并不是确定的。这种身份和权利的不确定性，使女性在正式亲属关系中处于次于男性的地位。与此相呼应，关于汉人亲属关系的学术话语经常将妇女表现为在;父权和;夫权的男性权威体制中没有独立的地位，而必须依附于男性亲属如父亲、丈夫或儿子来获得体制中的正式地位。而且，处于这一地位上的妇女被表现为受压迫的、被动的和沉默的，甚至在学术表述中被忽略。

最后，传统研究的男性视角还体现在这个以;男性己身为基点 而界定的亲属体系被泛化为了;汉人亲属关系，而女性所处的亲属关系网络被不加反思地视为一个与男性相同的亲属关系体系。但事实上，父系制的理论框架正是通过遮蔽妇女而成立的。例如;谱系;宗亲;姻亲等亲属研究的核心概念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关系来界定的；又如，;宗族范式区分开了正式的宗族领域和非正式的家庭领域，并只将前者作为亲属关系研究主题，这就把妇女置于亲属关系研究之外了，因为妇女的实践空间是主要体现在家庭领域的。因此，在这种视角下，任何关于女性自身的亲属关系特性、她们的实践及影响力都不可能得到深入的讨论。

（四）性别视角的引入

以性别视角来审视亲属关系及其研究，可以说是在女性主义人类学表述下的进展。性别视角的引入对亲属关系研究影响甚大。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发生某种转向，并由此从沉寂走向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性别视角（或者说女性主义观念）给此领域带来的新的活力。

将性别视角引入汉人亲属关系研究领域，会产生几方面的探讨途径。第一，可以引发对亲属关系性别化的思考。比如女性和男性是否具有同样的亲属关系体系？各种亲属关系对于男性和女性是否具有不同的意义？男女两性在亲属关系中的利益诉求是否相同，他们寻求的利益和使用的策略有哪些不同？

第二，可以引发我们探索妇女亲属实践中的方式和策略。在父系制研究范式中，妇女总是被表现为从属的、被动的和沉默的，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制度如果压制了一半人口的主体性和现实参与，它如何能够运行。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妇女在这个制度中是怎样行动的？在结构位置上处于从属和不确定角色的妇女具有怎样的行动资源和策略？这些行动对父系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有助于我们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亲属研究领域，由此引发对二者相互作用的探讨。亲属制度和社会性别是相互构建的。一方面，亲属制度是通过诸如男女文化规范、两性分工等社会性别方式构建出来的；另一方面，亲属制度本身又是构建社会性别意识的重要方式，我们将看到，妇女作为被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形象，以及作为被污名化了的;破坏者的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父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