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在剑桥大学著名的“坦纳讲座”上，翁贝托·埃科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就有关“诠释”的问题展开生动热烈的辩论，这场社会文化胜景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批评家和剑桥学子。
埃科是所有这些辩论与演讲的主角，作为小说家和符号学家，探讨所谓“诠释的极限”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他本人的小说极其引人入胜的复杂性恰恰激起了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意义的各种猜测。埃科以“神秘主义”的漫长历史为起点，从但丁的《神曲》谈到《玫瑰的名字》《傅科摆》，再延伸至乔姆斯基和德里达，幽默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带有他独特的个人风格。三位世界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接受了与埃科就“诠释”问题展开辩论的挑战，各自为这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添加了独特的观点，促成了该领域理论家之间令人兴奋的思想交流。

Umberto Eco翁贝托·埃科（1932-2016）

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
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布拉格公墓》《试刊号》和《密涅瓦火柴盒》等。

导论 诠释：有限与无限 斯蒂芬·柯里尼
一 诠释与历史 翁贝托·埃科
二 过度诠释文本 翁贝托·埃科
三 在作者与文本之间 翁贝托·埃科
四 实用主义之进程 理查德·罗蒂
五 为 “过度诠释”一辩 乔纳森卡勒
六 “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 克里斯蒂娜·布鲁克 罗斯
应答 翁贝托·埃科

“我唯一担心的是，这一话题是否足够与人文价值密切相关。”熟悉学术委员会运作的人一下子就会听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一次，围坐在圆桌周围的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 “坦纳讲座”委员会的委员们。坦纳讲座由美国慈善家、犹他大学前哲学教授奥伯特·坦纳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正式设立。（它每年还在哈佛、密歇根、 普林斯顿、斯坦福、犹他等大学设立，也偶设他处。）此讲座声称，其宗旨是“推动并反思与人文价值判断和评价有关的学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发展”。我们正在谈论的一九九〇年的这次讲座准备邀请意大利著名学者翁贝托·埃科主持，他所提交的讲题是：诠释与过度诠释。开头提到的那位委员会的委员正是对埃科提出的这个讲题深表担心和忧虑。然而，这种担心和忧虑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而是随着讲座的实际进行，一下子就涣然冰释了。
显然，对于拼命挤进剑桥大学最大的讲演厅之一去聆听此讲座的近五百名听众而言，这种担心与忧虑根本就不存在。也许有的人只是想来一睹这位当代著名作家的风采，以满足自己强烈的好奇心；也许有人只是不想错过目睹这次社会文化胜景的机会。然而这么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听此演讲的事实清楚地表明：除了演讲者本人磁石般的魅力外，演讲的内容本身也必定自有其独特的引人之处。当你看到热心听众第二天一大早就在讲演厅门口排起长队，等待着旁听埃科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三人的辩论时，任何的担心与疑虑都烟消云散。辩论会持续了一天的时间，由弗兰克·克默德主持。自然，场面生动而热烈。伊索贝尔·阿姆斯特朗、吉莲·比尔、帕特里克·博依德、玛丽 莲·巴特勒等知名学者与批评家 （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参与给辩论增添了不少丰富的色彩；特别是在场的一些小说家兼批评家———如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约翰·哈维、 戴维·洛奇等———中肯而切题的评论则如一首首插曲，更加给严肃的辩论增添了轻松欢快的气氛。
自然，埃科是所有这些演讲与辩论的主角。翁贝托·埃科教授在如此众多的领域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简直难以将他的研究归入某一个学科类型之中。他生于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在都灵大学主攻哲学，做的论文却是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他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的文化节目组工作过，之后一边在都灵大学、米兰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教书，一边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一九七五年以来，他一直主持着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席（这是全世界大学中所设立的第一个符号学教席）。他著述甚丰，在美学、符号学和文化批评等研究领域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他的大部分著作已译成英语及其他语言出版。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是，人们不得不将其最近的几部著作回译为意大利语，因为原作是用英语写的——这无疑是埃科教授杰出的语言才能的又一充分表现。同时，他还是位多产的专栏作家，为意大利好几家日报和周报定期写一些非常有趣的专栏文章。然而，埃科教授是——至少在英语世界——作为 《玫瑰的名字》一书的作者而广为人知的。这部小说出版于一九八〇年，现已畅销全世界。接着，在一九八八年，他又出版了第二部小说 《傅科摆》。这部小说翌年即被译为英文，并且立即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
我们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是根据埃科一九九〇年坦纳讲座的讲稿、前面提到的三位主要论辩参与者的演讲词，以及埃科的答辩词修订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