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紧跟经济学前沿
2.贴近现实问题选题
3.选取相关领域资深学者的文章
《比较.140辑》围绕宏观经济稳定与增长选题，从宏观经济的不同侧面，如人口结构（生育率、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贸易政策、投资与费政策等角度论证分析了这些不同的因素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从这些视角对宏观经济的深入分析，能为读者理解宏观经济打开新视角、新角度。
德国呼唤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 吴敬琏
婴幼儿与宏观经济 克劳迪娅·戈尔丁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力资本投资 蔡昉
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汇率与全球化浪潮 道格拉斯·欧文
美国破产法与公私界分 劳拉·库德斯
欧盟福利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 恩斯特·施泰特尔
扩消费、强社保、稳股市协同改革的思路与举措 刘世锦 朱美丽 王子豪 吴卫 钱胜存
中国高质量发展：投资与消费两位一体的统一分析框架 董丰 孙浩宁 刘培林
美元稳定币的“特里芬魔咒”：中国如何破局全球金融新秩序 王永钦 李卓楚 邹传伟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著名市场派经济学者、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德国呼唤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

吴敬琏

2009年，在德国报刊上爆发了不同经济学方法之争，争论的主题随即扩大和深化，形成一场德国经济学人广泛参加并一直延续到当下的关于经济学发展和德国社会制度构建方向的大讨论。
这场争论起源于作为德国经济学重镇的科隆大学决定取消一直由支持战后在联邦德国居于主导地位的秩序自由主义的教授讲授的经济政策课程，代之以美国式的宏观经济学。科隆大学的转向，引起了秉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警惕。他们在报刊上发表宣言，呼吁“拯救大学经济政策研究”。这立即遭到心仪美国式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的反击。后者甚至直接指责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德国平行宇宙的古怪经济学”，要求 “按照国际标准改造德国经济学”，也就是用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即英美的主流经济学来取代在德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
从争论的过程可以看到，这场争论在开始时似乎主要关乎经济学的方法，但其实争论的真正核心议题在于德国的制度构建究竟应当恪守秩序自由主义指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方向，还是应当依托于当时在美国经济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所谓“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后一种经济学把新古典经济学和专注于凯恩斯短期分析框架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糅合在一起，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因此，秉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将这种主张看作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背弃，并且与社会市场经济这一联邦德国立国之本相对立，所以须进行反驳。
秩序自由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一批反纳粹的经济学家针对把德国经济捆绑在希特勒战车上的统制经济制度，提出了以放开市场、保护财产权利和合同自由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形成了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支脉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二战结束以后，手握整个英美占领区经济委员会大权的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48年绕过占军当局，在通过货币改革压缩货币流通量的条件下成功实施了废弃行政管制和实现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把市场力量重新引入德国经济，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制度变革促成了为人称道的“德国经济奇迹”，使德国在战争废墟上迅速崛起，成为居欧洲位的经济强国。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有它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它与流行于许多国家的端自由化的理论不同，它并不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自由市场的建立和有效运转，需要有实行法治、消除专制权力、防止对财产权利侵夺等基本条件的存在作为前提，而友善市场的政府正是提供和维护这些条件的基本力量。只不过政府的职能只是确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为社会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所以，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被命名为“秩序自由主义”。
虽然秩序自由主义成为二战后德国经济政策的基础，并且为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盟竞争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但它也不断受到来自反对力量的攻击。指导思想的变动导致德国的经济发展发生波折。比如20世纪70年代德国经济就发生过一次波动。 早在60年代后期，由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趋势，参加德国“大联盟政府”联合执政的右翼和左翼政党，包括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简称“基社盟”）合组的德国联盟党（CDU/CSU）和社会民主党（SPD，简称“社民党”）都一致同意实行以提高公共支出为主要内容的需求侧刺激政策。
虽然这些政党都同意采取需求刺激政策，它们依据的基本理论和底层逻辑却各不相同。对于秉持秩序自由主义的联盟党来说，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唯有依靠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支持需求刺激政策只是取其制止经济继续下滑的短期效应。与此同时，心仪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社民党领导则忽视凯恩斯本人关于从长期看终还是要靠市场机制才能解决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问题的论断，而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作能够保持经济繁荣和规避经济衰退的定海神针。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经济已经渡过难关，经济政策应当从需求刺激转向发挥市场作用、提高供给效率的时候，取代“大联盟政府”主政的社民党政府却继续采用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办法来进一步拉升经济。结果适得其反，这套政策导致通胀率上升和经济增长停滞并存的“滞胀”不断加剧。形势的发展使凯恩斯主义广受批评，并导致社民党的败选。1982年上台的科尔（Helmut Kohl）领导的联盟党和自由党（FDP）联合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增强经济活力的秩序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使德国重启繁荣和健康的发展。
秩序自由主义较之所谓“凯恩斯主义”的优势明白无误地表现在德日两国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应对《广场协议》冲击的不同做法造成的巨大差异上。1985年，德日两国都兑现了它们与西方多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分别实行了德国马克和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因而德国和日本同样面临货币剧烈升值冲击外贸出口的问题，不过，两国的应对方法截然不同。日本政府迫于内外部压力采取了极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这套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果似乎很好，拉动了日本经济急速增长，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日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超过了美国，但其实居高不下的杠杆率已经酝酿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终，当许多人还沉浸在繁荣时代已经到来的幻梦中时，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骤然崩盘，从而开始了失去的10年乃至30年。相比之下，德国遵循秩序自由主义传统，没有实施大规模降息或债务扩张，而是通过体制架构和政府职能架构的“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效率的提升，使德国经济更早更顺利地走出低迷。十分明显，秩序自由主义政策帮助德国避免了日本的困境。
可惜的是，2012年德国的经济政策出现“向左调整”的新波澜，打断了社会市场经济复兴的进程。这次政策“向左调整”的实质，是向当时在欧盟各国取得势头的左倾政策靠拢。例如增加了政府干预的分量，实行大规模货币扩张，并制订了一系列需求刺激计划。同时实行了对难民的开放、对国内居民的高福利待遇等左倾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助长了通胀，降低了欧元的购买力，却没有拉升经济增长。德国经济再度停滞不前，甚至在2023—2024年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萎缩。
其实，对英美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例如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布坎南早在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著作中，就对英美主流经济学忽视市场经济有效运行需要若干重要社会政治制度支持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在他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中，不仅系统批判了主流经济学理想化地假设政府行为的错误做法，更是强调，虽然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往往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加以弥补，但政府也不是全知能的，而且政府失灵较之市场失灵危害更大，因此，要设定有效的制度来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和政府官员以公共利益代表的名义损害大众利益。此外，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也都对英美主流经济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不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前，这些批评都没能撼动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流地位。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多的学者对英美主流经济学进行了反思。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Weingast）就指出，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维持运转，要以能够保证稳定的财产权利、有力的合同执行机制、防止政府掠夺以及让社会免受国内外掠夺者袭扰的安全环境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师无不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很大篇幅讨论这些前提条件如何在多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博弈和斗争中逐步建立。然而，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却对这一艰难的创建过程存而不论，假定它们早就先验地存在，即使它们没有先于市场而存在，也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出现。所以温加斯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事关市场生存条件的重大问题上发生了对古典经济学师的误读。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Robinson）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国家经济成功或失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在于是否建立了能够吸引人们参与创造财富的活动并且共享其成果的包容性制度。
冷峻的现实往往比理论宣示更能教育人们。从本书搜集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文献可以看到，在这场争论爆发十年以后，曾经在2009年宣称要用所谓“盎格鲁—萨克逊经济学”改造所谓“德国经济学”的宣言者已经不复有当年的气势，越来越多的德国经济学家在呼唤秩序自由主义的回归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
如今在联邦议会选举落幕之后，德国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秩序自由主义在德国战后历史中已经经历过多次波折。这一次，它能否再度回归？如果德国能够依靠新一轮制度与政策建构重返在秩序自由主义引导下的繁荣之路，无疑会给当下纷乱的世界带来一丝新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关于经济学未来的讨论不仅与学术有关，而且关系到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