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触，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对两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使团的沟通与翻译问题罕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本书聚焦翻译在这次中英对话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全书七个章节以时间为轴线，由多个问题驱动论述，通过对使团译员背景以及国书、敕谕、礼品清单、往来书信等各类文件的翻译和改写的考察，并基于对大量珍贵档案和多门语言文献材料抽丝剥茧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图还原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翻译过程，向读者展示翻译在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乃至近代中国外交活动中的至关重要性。本书资料丰富详实，论述严密，对使团研究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颖见解，填补现有使团研究的空白，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典范。

王宏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讲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学“湘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专研18—20世纪中国翻译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有《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翻译与文学之间》、《翻译与近代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与左联》、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等专著十余部；另编有《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th-19th Centuries，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等。

本书从翻译的角度切入，探讨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华，细致地分析双方译员招聘、翻译的误会与操弄、外交议题的折冲、后续的接洽等，立体而生动地呈现了中英关系史上的一桩关键事件。无论在议题选择、史料搜集、分析手法、观点提出等方面，本书都可谓翻译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翻译在早期中西关系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尽管如此，本书对马戛尔尼使华过程中各种翻译问题的出现与应对之揭示，多语种文书的搜集与解读，种种考述与论析之细致、全面和深入，还是令我吃惊。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外交史力作、一部体现政治较量和文化对转的翻译史精品，也是探索环环相扣、挑战不断的“翻译事件史”书写路径之结晶。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这是一部通过翻译研究对中英关系史进行重构的巨著，而这一研究涉及人类历史上地域宽阔、结构最复杂的政治体——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的相遇。正是通过鲜为人知的对翻译的研究，王宏志教授向我们提供了充满智慧和独创性的新观点。中国近代史其实也是一部跨文化的翻译史，其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正是构成现代学术的最重要的特征。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

本书将马戛尔尼使团在翻译上所面对的独特难题，首次放到翻译史的背景下来认识，不但改写了 18—19 世纪中英关系史的研究图景，更成功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翻译研究具有超乎寻常的重大作用。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简体字版序／ⅰ

自序／ⅲ

第1章 背景篇／1

第2章 译员篇／83

第3章 预告篇／203

第4章 礼品篇／241

第5章 国书篇／323

第6章 敕谕篇／393

第7章 后续篇／463

结语／521

附录／531

引用书目／565

索引／607

第1章 背景篇

我不认为他们除了把所有使团的来访视为臣伏的表现外，还有什么有别的看法。

——托马斯·菲茨休（Thomas Fitzhugh）

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主席使团回来了，人们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答案： 我们不能跟他们谈话。

——登维德（James Dinwiddie）

马戛尔尼使团机械师

一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 （George Lord Macartney，1737—1806）率领使团到中国，携带丰盛的礼物，以补祝乾隆（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1735—1796在位）八十大寿为名，尝试打开中国的大门。使团船队自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朴次茅斯 （Portsmouth）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抵达澳门外海，短暂停留后便继续北上，经白河大沽口，在1793年8月11日抵达天津，取道通州，8月21日到达北京，先住在圆明园边上的宏雅园，然后在8月26日转到内城，9月2日出发前往承德，9月14 日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在热河万树园觐见乾隆，呈递国书，完成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高层外交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