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鲁明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策展人。近年策划“疆域：地缘的拓扑”（2017—2018）、“没有航标的河流，1979”（2019）、“靡菲斯特的舞步”（2021）等展览。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二十一世纪》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近著有《美术变革与现代中国：中国当代艺术的激进根源》（2020）、《裂变的交响：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三个当代时刻》（2021）等。2015年获得何鸿毅家族基金中华研究奖助金；2016年获得Yishu中国当代艺术写作奖；2017年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ACC），同年，获得第10届中国当代艺术评论奖（CCAA）；2019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AAC）年度策展人奖。

内容简介

    2018年，青年学者鲁明军围绕创刊于1976年的美国著名当代艺术评论杂志《十月》的诞生、运作以及历史变迁，采访了罗莎琳·克劳斯、道格拉斯·克林普、本杰明·布赫洛、伊夫-阿兰·博瓦、大卫·乔斯利特、莱耶·迪克曼等10余位杂志编委成员和作者。这些受访者大多都是继格林伯格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评论家和当代艺术史家，其著述和观点的影响力不限于美国本土，也早已辐射至欧洲，乃至全世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对于其理论背后的故事特别是批评发生和理论实践的动因依然缺少了解，这一系列访谈恰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它不仅立体地呈现了“《十月》学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60 年代以来当代艺术批评与理论的历史概貌。

学者推荐

“前卫的承诺”，这是一个不断地被提及，又不断地被重写的历史。作者通过非常独到的视角，以访谈的方式，透过对于“《十月》学派”发展的脉络，重新梳理了前卫这个概念如何从乌托邦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演化及兴衰的过程，探讨了前卫这个历史的概念在今天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即当代艺术、批评及理论，如何让其自身能够保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更新的能力。

——汪建伟（艺术家）

《十月》改变了当代艺术研究和批评的轨迹，它也是将当代艺术和当代理论完美嫁接的典范。这本书生动地还原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剧变场景。但愿这不是艺术批评的最后辉煌。

——汪民安（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西学的译介，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鲁明军编著的《前卫的承诺》，不仅以极富现场感的访谈第一次为中文世界完整地呈现出“《十月》学派”的前身今世，而且必将因为对“当代艺术”多重意涵的前瞻性把握，重新予以处于技术、政治和历史交叉路口的中国思想界更多刺激和更大启发。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本书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当代艺术展开田野调查和口述研究的代表，只有近距离地观察、探访、提问、倾听和对话，才能真切感受当代艺术语笑喧阗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以及每一位清醒而理性的参与者在时间走廊中去回望与反思时的睿智与真诚。

——李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鲁明军编著的 《十月》访谈录《前卫的承诺》来的很及时。《十月》杂志出现的时候代表的上世纪战后最重要的艺术转折点，用理论的视角去思考和研究他们眼前发声的巨变。理论被艺术激发与刺激。当时像舞蹈和音乐那样，艺术跟理论有必要的互动。我们现在又在面临一个时代转折点，是不是《十月》杂志的这些先驱理论家们可以回过头给我们一些启发、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我们眼前的巨变？鲁明军通过他在纽约的驻留找到了非常值得交流的对象，让这一代学者在晚年与中国艺术界交流。这是难得的对话，非常值得关注。

——秦思源（声音艺术博物馆联合创始人）

在北美乃至全球当代艺术系统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十月》杂志聚集了几代卓越的编辑团队和作者群，但以往我们的引介却是局部的、不完整的。鲁明军的《前卫的承诺——<十月>访谈录》通过对作为编者、作者的评论家的深度访谈，系统呈现了《十月》的思想背景、发展脉络以及理论体系，让我们较为完整地获知一个杂志与整体当代艺术进程的关系。

——胡斌（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十月》学派”开创了学院派批评写作的先河，把当代艺术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让谈论艺术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本书的编者采访到了所有该学派的核心成员，以生动的现场访谈，让读者得以明晰美国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发展的具体生成语境。当下，学习当代艺术批评史和批评写作，“《十月》学派”的文章已是必读文献，如果我们抱怨这些文本过于晦涩，那么从这本访谈录开始，阅读上的困难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王志亮（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编辑推荐

*美国著名当代艺术评论杂志《十月》创始人、编委会成员、重要作者访谈实录，一本书读懂《十月》运作的台前幕后

*17位著名当代艺术评论家、16场精彩对谈，一窥当代艺术理论的发展脉络

*复旦大学哲学院青年学者鲁明军精准发问，深涉思想的交锋地带

*特别收录《十月》发刊词、《十月》圆桌会议，重返艺术发展的重要现场

目录

序  言

鲁明军｜《十月》的诞生：革命与智识

上  篇

罗莎琳·克劳斯｜《十月》与艺术批评的理论蜕变

道格拉斯·克林普｜告别《十月》：从理论到行动

本杰明·H. D.布赫洛｜《十月》：结构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哈尔·福斯特、杰瑞特·内斯特｜《十月》：一个“微型乌托邦”

伊夫-阿兰·博瓦｜《十月》：智识时代的“遗产”

大卫·乔斯利特｜艺术作为世界的“代理人”

莱耶·迪克曼｜历史即当代，思考即行动

希维亚·柯波乌斯基｜《十月》：晦涩是一种适当的挑战

玛莎·布斯柯克｜《十月》：学术话语的守护者

亚当·莱纳｜《十月》的生产、流通与传播

下  篇

蒂埃里·德·迪弗｜“《十月》不是一个党派”

克莱尔·毕夏普｜《十月》、“社会参与”与艺术批评的困境

卡罗琳·A. 琼斯｜《十月》：去政治化的政治

梁硕恩｜《十月》：延续前卫的承诺

帕梅拉·M. 李｜当代，那时与现今：个人以及一代人的观点

高名潞｜《十月》的启示

附录一

安妮特·米切尓森、罗莎琳·克劳斯｜《十月》发刊词｜王志亮译

乔治·贝克、罗莎琳·克劳斯、本杰明·H. D.布赫洛等｜《十月》（No.100）圆桌会议：艺术批评的现状｜徐旷之译

附录二

鲁明军｜马尔科姆·X的幽灵、《十月》及其他

鲁明军｜“末日在此”：政治、阴谋与“艺术正义”

后  记

内文摘选

《十月》的写作涉及艺术、艺术史、视觉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在抵抗和瓦解传统的学科边界，所以我们很难将其归为哲学、历史或其他。概言之，《十月》的目的就是要开创一种新的艺术评论写作方式，一种“创新艺术内在品质”的艺术评论。

多年以后，哈尔· 福斯特这样评价《十月》的历史：“在最初的十年左右，《十月》是当代艺术和批评理论结合的关键场所，那时它的研究项目是分析后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结构主义批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十年里，研究扩大到了作品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例如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这段时期，我们也开启了现代主义领域里稍微滞碍的运动如达达和构成主义的研究。我们还对那些众所周知的运动进行了新的解读，例如通过巴塔耶来重新思考超现实主义。其中文献性的和修正主义的历史维度对《十月》一直以来都很重要，而且我认为这种重要性还会持续下去。下一个时期受到了文化战争的影响，这也是一场关于标准的战争，我们必须在这些转变中找到立足点。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开始研究诸如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等体制问题。我们也通过圆桌会议和调查问卷等旧方式使杂志对其他观点更包容开放。尽管我们一直珍视批评的严谨性，但我们也必须倾听其他的声音。”

自1976年杂志创刊至20世纪80年代末，《十月》付诸一系列批评和写作的激进实验，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分析”“体制批判”“身体政治”“景观”等前沿话题，关于这些话题的深入讨论在艺术系统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90年，作为核心编委之一的道格拉斯· 克林普离开了《十月》，但这并非一个编委的离职这么简单，事实上，它恰恰说明了全球化浪潮席卷之时，杂志自身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战。此后不久，《十月》不仅调整了编委会，而且开始关注更广范围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史，“种族”“阶级”以及“后殖民”等随之成为他们讨论的重要议题。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艺术日新月异，《十月》也日渐显出其保守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理论、批评以及艺术媒体皆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如果说形式主义的终结开启了一个新的批评时代，那么《十月》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则标志着这一批评时代的结束。“理论的危机”“批评的终结”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也是在这期间，网络写作开始兴起，短、平、快成为新的批评话语方式，批评成为新的消费对象而逐渐失去了理论思考的功能。按照福斯特的说法，这是一个“后批评”（post-criticism）时代。2与之相应的是，艺术媒体的生态也在发生变化，如《弗里兹》（Frieze）、e-flux等新型艺术媒体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艺术评论的方式、阅读评论的习惯乃至整个艺术系统。特别是随着自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开始转移，大数据逐渐取代了理论模型，这使得《十月》越来越无法适应艺术现场的疾速变化。

作为一份左翼学术刊物，《十月》的定位和风格注定了它始终是一个小众的、精英的专业媒体。吊诡的是，其最初以反学院主义、反商业的名义创办，可如今，它的阅读群体却主要限于学院系统，反而紧紧地依附于体制。也正因如此，在反智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重估其意义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自创刊以来，《十月》一直与艺术现场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它不失时机地卷入“混乱”的现场，但又始终坚守着自己卓尔不群的独立姿态。不同于互联网时代的平滑式写作，《十月》则始终保持着足够的纵深感和思辨性。它起因于爱森斯坦的《十月》，承袭格林伯格的前卫，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理念，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场艺术批评和艺术认知的革命，其本身也是一次（持久的）政治行动。福斯特说，前卫主义固然是有问题的（它可能是英雄主义、精英主义，诸如此类），然而，它在艺术和政治中的抵制性或替代性的阐释里已经得以重新编码，而放弃这个建构依然会是左派的损失。如果说这是《十月》诞生的意义，那么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寻得一个同样或相似的—抑或说我们能否回到这样一个—行动的起点？尽管，“在19—20世纪作为革命力量的政治性阶级已经无法再形成”，但也恰恰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温百年前托洛茨基的追问：“什么是不断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