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现代人小丛书：效率崇拜

本书瞄准当今社会我们最关注，也最为追捧的概念之一——“效率”，对其提出大胆质疑。作者揭示了这个概念在各个领域被滥用的现象，指出我们对效率的追求已经到达盲目迷信的地步。然而作者并非单纯地批判，还指出了公众和政府的责任，具有非常正面的现实意义。

本书聚焦公共教育和全民医保——这两个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中，有关效率的争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不断对照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思自己在效率的大潮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除了“效率”，还应追求哪些权益。

本书也介绍了“效率”这个概念的思想演变史，作者从柏拉图写到亚当▪斯密和边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这些伟大思想家对“效率”的定义，对普通读者而言，起到了知识科普作用。

本书旨在破除后工业社会对效率的“崇拜”，引导公民用一种多样化的思维来思考如何维护自己的选择权、坚持问责制，同时也对国家的角色提出新的设想。数世纪以来，效率一直是公共舆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古希腊人眼中，它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方式；工业革命早期，亚当▪斯密将其视作提升生产力的强劲动力；时至今日，它则被奉为公共生活的首要目标，公民对其痴迷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从赤贫社区到富裕阶层，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被对效率的疯狂崇拜主导了。在关于重要公共产品的激烈讨论中，效率成了推进政治议程的重要代码；在面对无法兼顾的情况时，它帮助公民和政府做出取舍。后工业社会究竟有何特质，能赋予效率如此显要的地位？效率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追求效率？

国际关系学家贾尼丝▪格罗斯▪斯坦直面后工业社会的这一迷局，通过与公民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教育和全民医疗保健这两个窗口，披露各个领域对效率滥用的现象；在国民安全的重大课题面前，她大胆质疑，进而破除了对效率的迷信。贾尼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1943—），加拿大政治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她先后于耶鲁大学、麦吉尔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82年起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创建了蒙克国际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同时也是政治学系冲突管理学专业的贝尔兹伯格教授（Belzberg Professor）。她是加拿大皇家协会成员，荣获加拿大总督功勋奖及安大略省功勋奖，还因对公共讨论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加拿大议会授予的摩尔森奖。代表作另有《我们都在冷战中失败了》（We All Lost the Cold War）、《意料之外的战争：坎大哈的加拿大军队》（The Unexpected War:Canada in Kandahar ）等。

译者简介

杨晋，男，1978年生，现居上海，大学教师，从事美国戏剧及翻译研究，主要译著有《聚焦》《萨拉的礼物》《最后的手稿》等。（斯坦）及时地对效率的概念、国家角色的转变、责任和选择展开分层论述。……本书将趣闻轶事与论述相结合的写法也异常完美。

——《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

《效率崇拜》中的观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幸而斯坦用来论证的事例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非常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笔与纸杂志》（Quill and Quire）前言

第一章 效率崇拜

第二章 后工业时代的效率与责任

第三章 效率与选择：公共教育与医疗保健

第四章 不负所望：构建责任

第五章 选择的文化

第六章 后工业时代的安全感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后工业社会如何成型的书：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安排生活的方式，我们恐惧之事和我们珍视之物，以及我们看待国家的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在公共空间以何种方式出现？我们彼此之间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交流时使用何种语言？我对这些问题尤为感兴趣。我的耳朵捕获的公共讨论越来越多关乎效率、责任、选择，越来越少关乎公平和正义。在倾听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困惑，同时也有不安。公共讨论是怎样影响了我们作为公民对最重要的共同价值的思考呢？又对我们在后工业时代社会构建民主进程的方式带来什么后果呢？由此，一个小小的困惑扩展成为巨大的疑问。

梅西讲座使我有机会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以及对我们的公共讨论进行层层剥离剖析。我开始拜访公立学校和医院，试图理解这些关于效率、责任和选择的争论如何体现在我们作为公民的共有经验里。无论是哪里的公民，公立教育和医疗保健对他们而言都是共同关心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就我这个个体而言，它们很重要：我的孩子们上的学校还有我个人有时迫切需要的医保体系已然影响了我的生活。它们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我作为个体时，也体现在我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更大共同体里一分子的时候。我把这些非常局部的问题视作一个透镜，用以探究国家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公民责任困境。

我们集体珍视的还有其他公众产品，我本可以选择聆听关于它们的言论，我们对水、环境、文化甚至安全的公共讨论都会引发同样类型的困境。就在我结束这些讲座的时候，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发生了，这在北美催生了一种新的脆弱感。或许我们的新脆弱感一部分来自我们对这些恐怖袭击开展方式的认知：它们的实施者正是后工业时代的典型社会组织形式网络。我们感受到的这种新脆弱感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已经司空见惯把一直持续进行的关于国家和社会以及关于权利和价值的讨论推到了最前沿。我们被卷入一场关于我们自身、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承诺的讨论之中。虽说语境和规模迥异，学校走廊里的言语和医院候诊室里的谈话却殊途同归，把我们带向集体面对的最深层也是最为棘手的价值观冲突中，也把我们带向我们在后工业社会应付这些冲突的方式上。

对我来说，为这些讲座进行书写是一趟发现之旅，沿途有许多人士为我指引导航。当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当时加拿大广播公司《观点》（Idea）节目的执行制作人第一次邀请我做2001年梅西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时，我跟他说我想写写后工业社会的困境。我想他那时期待的是一篇关于战争或和平的文章，因为我研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察国际冲突纠结难解的原因以及赞美历史上非暴力解决问题的时刻。他虽然有些吃惊，目光却炯炯有神，而且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数次质疑自己的决定时，理查德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和鼓励。我能继续前行，他功不可没。

我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大学社区里，在我竭力厘清公共讨论的纹理的过程中，同事们的慷慨大度以及大学公民所能享受的丰富资源又一次让我惊叹。卡罗琳图伊（Carolyn Tuohy）、吉娜费尔德伯格（Gina Feldberg）、赖莎戴波（Raisa Deber）以及科琳弗勒德（Colleen Flood）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了关于医保观点的多篇草稿，而且对于我不停的求解可谓有问必答，夜阑更深时也不例外。他们的渊博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罗恩曼策（Ron Manzer）一如既往地就公共教育引发的更大的政治问题给出了睿智的建议。梅丽莎 威廉斯（Melissa Williams）毫无推脱，对最后一章提出了她的看法。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罗纳德德伯特（Ronald Deibert）、路易保利（Louis Pauly）、詹姆斯奥尔宾斯基（James Orbinski）、迈克尔特里比尔科克（Michael Trebilcock）、罗伯特维庞德（Robert Vipond），还有彼得沃利安（Peter Warrian）在阅读一篇又一篇草稿时从未让他们与我的友谊影响他们的批评。阿黛尔赫尔利（Adele Hurley）在讨论的关键点上敦促我重新诠释清楚。两位年轻的大学生，安德鲁戈尔茨坦（Andrew Goldstein）和詹姆斯克拉克（James Clarke），是出色的研究助手，无论是智力方面还是个人方面，他们都全身心投入，深挖钻研，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阅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