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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刘心武解密“红楼”疑云；随“百家讲坛”破解“清十二帝疑案”；考古中国、解秘中国、探索发现。《放宽历史的视界》是央视10套纪录片全收录，别错过！

内容简介

　　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由于作者出身戎马，早年四处迁徙的军旅生涯使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其后赴美求学除了知识上的增长。还实际体验了西方社会生活形态这些都有助于拓展视野。所以作者自称其历史观与众不同，所恃者不是才华而是视界。有了宽广的视界，其文章每能察人所未察，独具慧眼，发人深省。
　　《放宽历史的视界》是黄仁宇先生七十年代以来的多篇论述加上两篇新稿，重新编印发行的[新世纪增订版]。作者以其一贯提倡的大历史观点，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使得过去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迹，获得前因后果连贯的合理性。

作者简介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目录

新世纪版序
从《三言》看晚明商人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约瑟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
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五百年无此奇遇
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
附录 各专著提及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土地占有的情形
里昂车站的会晤点
卷尾琐语
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的再检讨（新增）
上海（新增）

精彩书摘

　　中国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的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粗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日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满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革面洗心，是否对中国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潮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中国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身上得到完满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内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内。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作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身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中央集权，非常显著，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政府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中央政府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中国文化大部肇始于黄河流域，因为河水经过疏松的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春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益防”、“毋曲陧”、“毋雍泉”和“无障谷”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他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水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水的需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