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金融工具的运用指南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作序推荐；
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和知名金融学者香帅作序推荐。

书名：金融不死

定价：58.00元

作者：伯特兰巴德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5

页码：24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21701197

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金融工具的运用指南。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Macron）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Brown）作序推荐；

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和知名金融学者香帅作序推荐。

观点不盲从主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已破碎和失控，不能指望金融本身来解决问题。作者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只要使用且控制得当，金融可以解决很多全球性问题。

内容具有实操性：作者以一个从业者的前瞻视角，提出具体的措施来指导我们如何更好地使用已有的金融工具。

弥补市场的不足：现有的相关出版物大都在讨论金融为何以及如何糟糕，而本书不仅指出了金融带给我们的挑战，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我们如何能够、也恢复金融工具。

作者有全球影响力：伯特兰·巴德尔曾先后担任两家世界大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的财务总监，目前还是BlueorangeCapital的创始人及执行总裁，在金融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拥有很强的话语权。

如何让金融成就伟大的事情？

金融危机引发了诸多全球性问题，而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实现自身发展，则成为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社会、企业甚至个体关注的话题之一。伯特兰？巴德尔的《金融不死：用好金融工具，破解经济困局》一书应时而生，关注到了这一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

当前市面上有关金融与危机的图书虽然层出不穷，但大部分都分析了金融为何以及如何糟糕。与之相反，在本书中，作者不仅指出了金融带给我们的挑战，而且以一个从业者的前瞻视角出发，凭借自身在金融体系中多年累积的经验，认为金融虽然是问题与挑战的重要源头，但金融工具本身也是解决众多全球性问题的核心方法，号召大家重获对金融的控制权，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措施。正如他所说，“只要我们能够明智地控制和利用金融，满怀爱心与创造力，金融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情”。

推荐语I

序一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法国总统）XI

序二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XV

序三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XXIII

序四香帅（知名金融学者）XXVII

引言十字路口的金融001

部分世界几近毁灭，人类应如何应对

章千年首脑会议的美好希望023

章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040

第三章一个重要的教训：信任缺失050

第四章伟大的希望II：现在就团结起来062

第五章复活的离心力074

第六章失望与政治动荡086

第七章十字路口的人类092

部分为人类的共同利益重构金融

第八章回到起点107

第九章游戏的新名字120

第十章一场无声的革命正在进行129

第三部分金融是重塑全球合作的核心

第十一章一个有待保护的奇迹145

第十二章尽管如此，是时候调整了155

第四部分金融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十三章可以将多边开发银行作为实验室吗169

第十四章收缩或拓展开发性金融的边界175

第十五章发挥金融的黏合剂作用190

第十六章付诸实践的原则201

结论选择在我们手中214

注释217

致谢243

关于作者245

伯特兰·巴德尔，BluelikeanOrange可持续发展基金的执行官及创始人。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常务董事、世界银行财务官，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财务官、拉扎德银行合伙人。

第七章十字路口的人类

在2005年伍迪·艾伦（WoodyAllen）的电影《赛点》（MatchPoint）中，一个网球击中了网的上沿——它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落在球网的哪一侧。这时，比赛的结果取决于它落在哪一边，其中一个球员会输，而另一个球员会赢。人类也会来到这样的赛点吗？在没有历史先例的全球背景下，即将来临的未来尤其难以捉摸，私人银行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CompagnieFinanciereEdmonddeRothschild）的执行官米歇尔·西苏雷尔（MichelCicurel）在2007年观察到，我们的星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不同的视角之间摇摆。1在恐惧、勇气和希望的诱惑下，我们不应该让机会或命运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球会落在哪一边呢？

不要让错误的故事载入史册

今天，全球化的未来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的行动仍可能带来历史上糟糕的时期或者好的时期。我们要做得更好并且避免走这样的捷径——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滑溜溜的斜坡下滑。历史上，这已经不是我们次面临这样的选择，但也许这是我们次在全球联系如此紧密的背景下面临这样的选择。在前进的道路上脚踏实地是至关重

要的。

如果我们不让积极的力量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忽略自身的弱点，只是将其留给后代，让他们在我们经历混乱之后再去清理，那么我们可以留下且让他们去继承的东西可能只是债务而不是资产，而这些也将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它们必然会战胜团结的力量。难道我们真的想让事情失控，进而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场景吗？

反对OHIO

通过让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保护主义者、地方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茁壮成长——根据大卫·利普顿的OHIO（ownhouseinorder，管理好自身事务）战略，2让每一个国家关闭边界，自行弥补资金缺口，建立外汇储备，并等待情况好转，我们就会让平庸操纵局势。通过让英国人——而不是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在欧洲之外走自己的路并解散申根区，让中国和俄罗斯在其势力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让伊斯兰国家内斗，让地球升温，让谷歌、苹果、脸谱网、亚马逊侵吞我们的数据，让希腊人饿死，让难民淹死，让贫困的国家处于挣扎之中——简而言之，通过放弃政治、经济、国际金作，一次又一次地切断我们如此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的连接。这样，我们只会再次陷入20世纪30年代的局面。

请记住丘吉尔的警告：“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3欧洲在处理难民危机时不应该像16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当时，罗马帝国把向西推进的匈奴人视为所谓的“野蛮人”，我们可以将他们与今天的伊斯兰国家相提并论。这个颓废的帝国在自己的重压之下崩溃了，因为它找不到一种方法来明智地吸纳这些人口，进而重建社会契约。

邪恶的替代选择

美国政治学家、欧亚集团（Eurasia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全球化有3条可能的发展道路，而其中的两条道路根本不值得称赞。条道路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一种寡头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精英压制普通人。在政府和社会为了排斥这些公民而建立的真实或虚拟边界的影响下，由于一种“全球化子类公民”（这些公民被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或贫困的）的存在，全球化的进程有所减缓，甚至停滞。这是一条被我比作罗马帝国般的路径：用边境上的防御设施（法语：līmes）来抵御外部的野蛮人，用面包和马戏团（法语：panemetcircenses）来维持内部的人口。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方法一直奏效，但当时既没有推特，也没有脸谱网。条道路是自下而上的道路（一种革命性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普通人从精英手中夺取了权力。对于富人来说，由于社会不稳定蔓延、网络攻击及其带来的强制性透明度（以及其他不对称的回应）阻碍了机构的运作，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不前。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大革命之类的路径相呼应，意味着特权的突然消失。

尽管未来的道路肯定不会是一条特别清晰的轨迹，但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一类的极端风险永远不会发生。这是2007年金融参与者犯下的错误，他们被说服了，他们认为每一百年才会发生一次的金融灾难在当前不会重现（上一次发生在1929年）。这也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NicholasTaleb）黑天鹅理论中的一个例子。直到有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一只黑天鹅，人们才相信天鹅不一定是白色的。塔勒布是概率认识论方面的顶尖专家，他向我们展示了随机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4即使在5年前，谁会知道叙利亚的冲突会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危及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并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呢？谁会料到，戴维·卡梅伦（DavidCameron）会在欧洲的恐怖主义危机中宣布就英国脱欧举行公投呢？谁又会在大选之夜料到，英国脱欧公投会在天早上获胜呢？5

我们也不应该相信灾难只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们不能，至少目前还不能从这个蓝色的星球上挣脱出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1972年就已经确定了这个不朽的事实。我们的命运是相通的：面临离心力造成的一些威胁——来自地缘政治、经济、金融、气候、流行病或数字方面的威胁，我们都将受到影响。我们无法逃避全球化，无论它发展的轨迹如何，我们都无法摆

脱它。

雄心勃勃的第三条道路：重新设计我们的共同统治权

布雷默将第三条道路称为“共同统治权”，它将像共有住宅一样发挥作用：面对压力，尽管存在反市场的力量，政府（和公司）将重新建立社会契约以减少不平等，并使中产重新获得地位和发展前景；全球化将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发展，在适应供应链本土化的同时，期望让每个人都受益。这既不是一个帝国的崩溃，也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项由业主们展开的、进行建筑维护的行动，包括修理电梯、清理楼梯井和让邻居们互相交谈。

这是人类历史的替代性版本之一，并且人类至今仍会去书写。这个版本的历史纲要于2015年确定，而且这将是一段被驯服的全球化历史，它让所有人类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显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这仍然是一个理想。但是，目标可以创造正能量。它提出了一条渐进的道路，可以通向更幸福的世界，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启蒙时代，实现一次新的复兴。

但是，书写这个版本的历史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糟糕的选择会自然实现一样，第三种选择需要更多的勇气、参与、责任和领导力。选择希望之路将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历史教训：坏的情况永远无法确定

但是，选择希望是值得的！2010年5月，60岁的财务总监雅克·德·查伦达尔（JacquesdeChalendar）6参加了我在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组织的午餐，他是我们当中年龄大的一位。而围坐在桌边的是法国政界和经济精英的广大代表，他们在讨论希腊危机，当时希腊危机正达到顶峰。餐后不久，雅克·德·查伦达尔说道：“我在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了政府，当时的形势真的很糟糕，未来也不可能比这更暗淡了。那时，没有人会想到，法国将迎来辉煌的年份，出现了‘光辉30年’。而今天身负重任的你们，也不应该悲叹，而要努力工作，努力重建你们的国家！”这个请求彻底征服了我。他把事情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往往沉迷于眼前的未来，以至于过度重视坏消息而忽略了好消息。如果欧洲和世界不是耸耸肩，而是说这是他们美好日子到来之前的黎明，那会怎么样呢？那样不是更勇敢吗？

“奔向我们自己的风险”：机会的时代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金融和经济危机留下了一个增长停滞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光辉30年”的稳定或“大缓和”。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增长的源泉，7我们有办法将其融入国际体系。尤其是人口统计因素，它仍然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几十年，地球人口将增加30亿！然而，在后危机时代，利率如此之低，以至于投资几乎没有收益。银行已经把自己的主导地位让给了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金很快将达到100万亿美元。毫无疑问，这些机构投资者将在宏观经济的平衡中发挥作用。同时，G20也构成了全世界的一种独特的合作机制，在2009年，它就在以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方式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能直接在会议上发表，但国际组织在促进全球合作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联合国制订了未来15年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这些共同目标很伟大却很脆弱，但它们的确存在，并且在三项国际协议中被批准通过。围绕道德及社会责任融资理念展开的辩论和新方法层出不穷，这些融资方式能够将季度报告的专制抛在脑后，同时从长远的角度进行思考，将投资引向有意义的、可行的项目，为人类开启新的未来。8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以国际保险公司为首，尤其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它们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英国央行行长、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马克·卡尼在2015年9月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历史性讲话，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在全球金融中考虑气候风险。

管理新兴市场的巨大风险的必要性一如既往地重要……尽管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直还存在着科学分歧（就像任何科学问题一样），但我发现，保险公司是坚决的倡导者之一，他们认为应该尽早解决这个问题。这不足为奇。当其他人都在争论这个理论时，你却在面对现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册的与天气有关的损失事件增加了两倍。这些事件造成的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保险损失从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100亿美元左右增加到过去10年的年均500亿美元左右。9

这些剧变将威胁到全球金融稳定，并长期威胁着国际社会的财富。马克·卡尼指出了三大风险。

■物理风险：当前发生的气候和气象事件对保险责任和金融资产价值的影响，如造成财产损失或破坏贸易的洪水和风暴。

■与责任相关的风险：如果因气候变化而遭受损失或损害的一方向对其负有责任的一方寻求赔偿，那么潜在的风险就会出现。这类索赔程序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出现，它们可能会对碳提取者和排放者造成严重的打击，而且当它们拥有责任保险时，它们的保险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与转变相关的风险：向低碳经济调整过程中产生的金融风险。随着成本和机会变得日益明显，政策、技术和物理风险的变化可能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大量资产的价值。10

从这三个层面上讲，金融和气候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只处理其中某一类风险而忽略其他风险。

现在是时候去重塑金融体系，重新定义全球投资系统中参与者的角色并重建合作基础了吗？许多决策者都同意我们采取行动。那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快没有时间了。技术变革的快节奏、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已经对世界经济构成了短期威胁。正如

马克·卡尼在2015年9月强调的那样，“机会的窗口期是有限的，而且正在缩小”。用勒内·沙尔（RenéChar）的诗来解释：我们需要今天采取行动；我们应该总是冒着风险。11让我们不要等到为时已晚才采取行动！是时候重新获得对金融的控制权了。

“他们”意味着我们

“我们”指的是我们每个人。“他们”指的是政客、领导、高管和经理们，我们有时会过于迅速地判定他们不负责任，但这种做法有时候却是相当合理的。

当然，“他们”有责任树立一个好榜样。他们对我们负有责任：我们作为公民、股东或员工，与他们签订了合同，并将责任委托给他们。他们有责任尽职尽责地代表我们，并需要有勇气去承担责任，而不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置身事外。尽管在这个从定义上来说并不的世界里，什么都不做才是好的方式。12他们需要待在桥上，面对暴风雨，抵御紧急情况，扫视地平线。在金融危机期间，我是这么说的：“领导人之所以能福利和报酬，不是因为他们是‘办公室里的官僚’，而是因为他们要站岗和放哨！”13他们有责任在签署伙伴关系、条约和国家或国际承诺时不表现出怀疑态度，也需要有执行这些承诺的政治勇气，有尊重其承诺的尊严。

尽管我清楚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一切和我目睹的一切，我仍然相信国际协定、象征的力量和声明原则的美德。这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方式，即使仅仅这样还不够。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条约，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例如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HelsinkiAccords），当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代的苏联后同意签署《指导成员国间关系的原则宣言》（包括人权和基本自由）时，谁能想象这将打开一个缺口并导致苏联解体呢？当一个政府签署一份文件时，它做出的承诺有时比它自身预期的要长得多。

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记住，代表的签名也是我们做出的承诺。作为公民或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我们遵守这些规定。当国家元首签署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协议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协议时，当他们代表自己所领导的国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时，这个签名将使我们所有人（公共部门当局、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公民）都负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主动承担起协议所规定的职责。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持警惕，发挥自身的作用，监督采取的行动，确保这些协议充分实施。我们记住，在这个社会网络化的时代，我们拥有的所有权力，将通过我们的选票和我们在投资和消费时所做的选择，在我们表达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制约社会中的关键人物。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基本权利，这也是一项责任。

“我们”都能控制

我们都在驾驭席卷全球的全球化浪潮，谁都无法逃脱。但全球化本身并不是好的或者坏的，就像金融一样，它没有灵魂，它就是它呈现出来的样子。换句话说，不要屈服于它，我们都有控制全球化的力量。如果假设我们在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环境下共同做出承诺，那么就还假设我们每个人都能致力于按照自身水平去识别自己的行动能力，并将其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权力和责任。

“他们”意味着我们！这是米歇尔·康德苏教给我的另一个伟大的教训：为了迎接更好的人类的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当然，一部分人的责任更大。地球上的每个人，无论住在哪里，都有一项共同的责任：无论是一个国家、城市、公司、机构的领导者，还是非政府组织、拥有投票权且有能力投资公共领域或纳税的公民、有权利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个人、交纳会费的协会会员、购物的消费者、通过薪水做慈善捐款的雇员，抑或把钱放在股票或储蓄账户的股东、储蓄者或退休老人。贫穷和不民主国家的居民的行动自由会大大减少，但我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使我相信，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甚至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都能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改变很多事情。但很明显，你拥有的越多，责任就越大。

如果我们要共同创造一段美好的历史，那么每个人就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力。

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重塑全球金融体系的时候到了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认识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全球化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国际社会在2015年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巨大而必要的蓝图，而只有我们将各国的所有智慧和能量相互结合并在内部凝聚起来，才能将其变为现实。我们需要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区参与者的集体合作。我们成功地从OHIO战略转变为CAlifornia战略——集体行动的战略（或者我们可以采用伊恩·布雷默的“共同统治权”概念）。

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在个人主义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这更困难的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如此牢固和顽固（尤其是像美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公共和私人文化与心态之间的鸿沟仍然很深——在大部分“联合起来”的地区，情况确实如此）。从原则上反对，以及坚持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是很容易的！但我相信这种改变是可能的，在过去的15年，我在参加的所有首脑会议、项目、会议和工作小组中都看到了这种改变，特别是在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上。

尽管在过去的10年中金融业的幻想破灭了，但金融仍然拥有的潜力。这个可怜的主人也可以是一个好仆人，虽然它曾经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它现在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因为金融像科技一样，是一种通用语言、发明工具，当它被合理使用时，财富就可以流通、汇集并创造价值，帮助人们和他们的各种机构一起发挥作用；还因为在我们作为公民、纳税人、消费者、投资者、股东、储蓄者、养老金领取者、协会成员等等的角色中——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都可以对人类的投资组合产生影响。得益于资本的自由流通，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都能对地球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始于2007年的导致经济停滞的金融全球化，也很可能是使世界重回正轨的全球化。

但是，为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抓住今天拥有的机会，重塑国际金融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受控制的体系，它需要适度监管——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我们要重新考虑国家之间的团结一致。它是一个美国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不能为其他国家做出决定的系统，也不会赋予其他人这项权利，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还是监管机构、银行或储户。它是一个创新竞争的系统，为全球的融资需求寻找佳的答案。这个系统依赖于现有的、经过合理改革的机构，同时它也知道如何好地利用这些机构，如何让它们重新获得精神动力——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严重之时国际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当时，他们创立了G20，而不是退而讨论各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让会议变成一个没有权力的“空谈俱乐部”。

我们还没有修复被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破坏的系统，只是填补了一些漏洞。我们还没有完成所需要的改革。正如雅克·德·查伦达尔所言：“让我们卷起袖子，现在就开始重建；所有的工具都在这里，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球也会落在我们所选择的一侧。但是，就像改进网球运动一样，改善金融体系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回到起点。

第七章十字路口的人类

在2005年伍迪·艾伦（WoodyAllen）的电影《赛点》（MatchPoint）中，一个网球击中了网的上沿——它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落在球网的哪一侧。这时，比赛的结果取决于它落在哪一边，其中一个球员会输，而另一个球员会赢。人类也会来到这样的赛点吗？在没有历史先例的全球背景下，即将来临的未来尤其难以捉摸，私人银行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CompagnieFinanciereEdmonddeRothschild）的执行官米歇尔·西苏雷尔（MichelCicurel）在2007年观察到，我们的星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不同的视角之间摇摆。1在恐惧、勇气和希望的诱惑下，我们不应该让机会或命运来决定自己的未来。球会落在哪一边呢？

不要让错误的故事载入史册

今天，全球化的未来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的行动仍可能带来历史上糟糕的时期或者好的时期。我们要做得更好并且避免走这样的捷径——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滑溜溜的斜坡下滑。历史上，这已经不是我们次面临这样的选择，但也许这是我们次在全球联系如此紧密的背景下面临这样的选择。在前进的道路上脚踏实地是至关重

要的。

如果我们不让积极的力量发挥作用，如果我们忽略自身的弱点，只是将其留给后代，让他们在我们经历混乱之后再去清理，那么我们可以留下且让他们去继承的东西可能只是债务而不是资产，而这些也将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它们必然会战胜团结的力量。难道我们真的想让事情失控，进而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场景吗？

反对OHIO

通过让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保护主义者、地方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茁壮成长——根据大卫·利普顿的OHIO（ownhouseinorder，管理好自身事务）战略，2让每一个国家关闭边界，自行弥补资金缺口，建立外汇储备，并等待情况好转，我们就会让平庸操纵局势。通过让英国人——而不是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在欧洲之外走自己的路并解散申根区，让中国和俄罗斯在其势力范围内发挥主导作用，让伊斯兰国家内斗，让地球升温，让谷歌、苹果、脸谱网、亚马逊侵吞我们的数据，让希腊人饿死，让难民淹死，让贫困的国家处于挣扎之中——简而言之，通过放弃政治、经济、国际金作，一次又一次地切断我们如此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的连接。这样，我们只会再次陷入20世纪30年代的局面。

请记住丘吉尔的警告：“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3欧洲在处理难民危机时不应该像16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当时，罗马帝国把向西推进的匈奴人视为所谓的“野蛮人”，我们可以将他们与今天的伊斯兰国家相提并论。这个颓废的帝国在自己的重压之下崩溃了，因为它找不到一种方法来明智地吸纳这些人口，进而重建社会契约。

邪恶的替代选择

美国政治学家、欧亚集团（Eurasia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全球化有3条可能的发展道路，而其中的两条道路根本不值得称赞。条道路是自上而下的道路（一种寡头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精英压制普通人。在政府和社会为了排斥这些公民而建立的真实或虚拟边界的影响下，由于一种“全球化子类公民”（这些公民被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或贫困的）的存在，全球化的进程有所减缓，甚至停滞。这是一条被我比作罗马帝国般的路径：用边境上的防御设施（法语：līmes）来抵御外部的野蛮人，用面包和马戏团（法语：panemetcircenses）来维持内部的人口。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方法一直奏效，但当时既没有推特，也没有脸谱网。条道路是自下而上的道路（一种革命性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普通人从精英手中夺取了权力。对于富人来说，由于社会不稳定蔓延、网络攻击及其带来的强制性透明度（以及其他不对称的回应）阻碍了机构的运作，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停滞不前。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国大革命之类的路径相呼应，意味着特权的突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