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丝绸之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历史及文化爱好者、研究者

内容简介：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二种，《欧亚草原历史研究》是2018 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的中译本。因为本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国际上研究欧亚草原的名家，他们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所以将中文版书名定为《欧亚草原历史研究》。相对于英文版会议论文集，除了书名之外，对全书的结构做了调整。英文版文集共收 27 篇文章，直接以作者姓氏的首字母为序编排，中文版多收了 1 篇，全书分成六大板块，分别是考古、历史、文献、地理、宗教、文化，每一板块的篇幅在 4—5 篇文章之间不等。此外，为了体现读本的规范性，在中文版书末还编制了索引，并对专名标注了原文。

作者简介： 

陈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轨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学术兴趣包括突厥学、中亚史和全球史。主编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the Medieval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 Szeged, 2019，在《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学术月刊》、《史学理论研究》、《西域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1项，译著《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目 录

考古篇

Archaeology

欧亚草原游牧人群考古学——传统观点与新研究视角

〔意〕葛嶷（Bruno Genito） 撰

考古学视野下匈奴历史的若干方面

〔俄〕尼古拉·克拉丁（Nikolay N. Kradin） 撰

匈人考古新发现——关于游牧社会分层的几点思考

〔匈〕埃斯特·伊斯特瓦诺维奇（Eszter Istvánovits）〔匈〕瓦莱里亚·库萨尔（Valéria Kulcsár） 撰

蒙古仆固乙突墓所见唐朝与铁勒的外交和礼仪

〔美〕乔纳森·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 撰

新视野下的契丹景观——蒙古高原的景观考古学研究

〔匈〕卡塔林·托尔奈（Katalin Tolnai）〔匈〕 佐尔特·斯拉吉（Zsolt Szilágyi）〔匈〕 安德拉斯·哈玛特（András Harmath） 撰

历史篇

Historiography

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两大文明的相遇——以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与黑海北部希腊人为例

〔俄〕亚历山大·波多西诺夫（Alexander V. Podossinov） 撰

约达尼斯读过希波克拉底的书吗？——论约达尼斯《哥特史》所见气候因素对游牧民族的影响

〔匈〕阿克什·泽蒙内（Ákos Zimonyi） 撰

中世纪欧亚游牧民族的人物志研究取向

〔西〕阿古斯提·阿勒曼尼（Agustí Alemany） 撰

中世纪欧洲文化想象中的欧亚游牧民族形象

〔克罗地亚〕米尔科·萨德利奇（Mirko Sardelić） 撰

文献篇

Philology

摩尼教粟特语创世文书

〔意〕恩里克·莫朗诺（Enrico Morano） 撰

竞争的叙事——突厥碑铭与汉文史料的比较研究

陈浩 撰

“靺鞨”考

〔土耳其〕结社率·耶勒德热姆（Kürşat Yıldırım） 撰

公元 10世纪穆斯林文献所见东部马扎尔人

〔匈〕伊斯特凡·泽蒙内（István Zimonyi） 撰

元明清三朝汉蒙双语文献中的部族名称考

〔匈〕阿保矶（Ákos Bertalan Apatóczky） 撰

地理篇

Geography

中世纪地图中作为游牧国家象征的“斯基泰”

〔俄〕安德烈·丹尼索夫（Andrei Denisov） 撰

拉韦纳佚名氏《宇宙志》所见“中亚”

〔匈〕理查德·桑托（Richárd Szántó） 撰

乌古斯史诗中的地理学研究

〔俄〕塔提亚娜·安妮科耶娃(Tatiana A. Anikeeva) 撰

12 世纪东欧商路系统中的库曼尼亚

〔俄〕伊琳娜·科诺瓦洛夫（Irina Konovalov） 撰

欧亚西部交通图考

〔俄〕玛雅·佩特罗娃（Maya Petrova） 撰

宗教篇

Religions

关于“腾格里教”的一条可疑史料

〔匈〕埃迪娜·达洛斯（Edina Dallos） 撰

13 世纪中叶欧洲基督教军事—宗教团体与蒙古人的关系

〔匈〕佐尔特·匈雅提(Zsolt Hunyadi)撰

突厥史诗的伊斯兰化——以《乌古斯史》为例

〔匈〕埃娃·肯西斯—纳吉(Éva Kincses-Nagy) 撰

金帐汗国内一个不知名的犹太人群体

〔以色列〕丹·沙匹拉(Dan Shapira) 撰

文化篇

Cultures

欧亚游牧世界的个人卫生和沐浴文化

〔匈〕萨博尔茨·费弗尔迪(Szabolcs Felföldi) 撰

游牧人的投射技艺

〔匈〕卡塔林·平特—纳吉(Katalin Pintér-Nagy) 撰

13—14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蒙古旗纛

马晓林 撰

为何鲁布鲁克没有提及蒙古的军事？

〔匈〕西尔维亚·科瓦奇（Szilvia Kovács） 撰

中世纪欧亚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贸易的特点

〔匈〕萨博尔茨·波尔加尔（Szabolcs J. Polgár） 撰

索引

总 序

陈浩

突厥的“祛魅”

商务印书馆编辑提议，由我主编一套以突厥语人群为主题的丛书，我欣然应允。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将丛书命名为“突厥学研究丛书”。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突厥”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它犹如远山叠影一般，让人看不清本质。我们有必要廓清“突厥”和“突厥语人群”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而对“突厥”的认知误区进行澄清。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学者们一般认为，汉文“ 突厥”的语源是*Türküt，词尾的-t 是某种（蒙古语或粟特语的）复数形式。在突厥碑铭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分别是和，换写成拉丁字母则分别是t2ẅr2kẅ 和t2ẅr2k2。根据如尼文的拼写规则，理论上它可以转写成türk、türük 和türkü 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更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关于“突厥”一词的含义，最早的一种解释出自汉文史料。《周书·突厥传》：“（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现代突厥学家一般将Türk 释为“强有力的”。

公元552 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自称“伊利可汗”，正式肇建了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不久，由于内乱，突厥汗国便形成了以西域为中心的西突厥和以漠北为中心的*厥的东西分治格局。贞观四年（630 年），*厥汗国颉利可汗被唐朝大将李靖俘获，*厥汗国灭亡。唐廷将*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此设立都督府州，以*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显庆三年（658 年），唐朝派兵消灭了阿史那贺鲁，标志着西突厥的统治彻底终结。调露元年（679 年），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奉职反唐，未果。永淳元年（682 年），骨咄禄率众起义，复兴了*厥汗国，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或“*厥第二汗国”。天宝四载（745 年），末任阿史那家族白眉可汗被回鹘击杀，*厥第二汗国灭亡。突厥汗国的统治阶层几乎都迁到了唐朝境内，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草原部落，经过短暂的整顿，形成了新的政治体。

突厥汗国崩溃之后，漠北草原兴起了回鹘汗国。回鹘在北朝时期是高车或铁勒的一支，汉译“袁纥”，属于原生的漠北草原游牧势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中古时期，回鹘的音译除了“袁纥”之外，还有“韦纥”、“回纥”，其中“回纥”较为常用。安史之乱后，回鹘统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从“回纥”改为“回鹘”，取“捷鸷犹鹘”之义。无论是从汉文史料来看，还是从回鹘汗国时期的漠北碑文来看，他们都是把前朝政权称为“突厥”，自称“回鹘”，这一区分是很明确的。

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在汉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几乎被废弃，历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地更新了各自时代内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称谓。“突厥”作为部族名，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最晚的例子是辽代的隗衍突厥和奥衍突厥。由于《辽史》中仅有只言片语，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隗衍突厥与唐朝的突厥有何关系，可能是袭用了唐朝的旧名，因为《辽史·兵卫志》提到辽属国时，不仅列举了突厥，还提到了乌孙、吐谷浑等，这些显然都是历史上的旧称。宋以后史料中提到突厥的，多为类书从正史中摘录有关北朝、隋唐之际突厥汗国的内容。

虽然“突厥”在汉文史料中成为过时的历史名词，但它在中国以西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被继续使用着。自6 世纪以来，拜占庭史料中就有关于突厥（Tούρκοι）的记载，它指代的对象当然是突厥汗国这一政治实体，具体应该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同时，“突厥”在东罗马的历史叙事传统中又被赋予了“异族”、“他者”的文化内涵，取代了“斯基泰”成为游牧民族的泛称。因此，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拜占庭史料中“突厥”的指代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9 世纪的拜占庭历史编纂中，Tούρκοι 一词一般是指哈扎尔人。10 世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录》中提到Tούρκοι，并且将其与其他突厥语人群诸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不里阿耳人区分开来。该语境中的“突厥”指的是马札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拜占庭关于“突厥”的看法，还影响到了穆斯林史家，10 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概念，也包括马札尔人。

早期穆斯林文献中的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包括马札尔、吐蕃甚或基马克，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总的来说，早期穆斯林文献（例如《世界境域志》）中的“突厥”，泛指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人群用以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11 世纪喀喇汗王朝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了让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突厥语人群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特意用阿拉伯语编纂了一部《突厥语大词典》。喀什噶里在“导论”中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名单上，有许多不是讲突厥语的人群。这说明，喀什噶里观念中的“突厥”，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

13 世纪的漠北草原，兴起了一个以蒙古语人群为主体的帝国。在穆斯林文献中，蒙古只是“突厥”的一部。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在《史集》中使用的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落，而“蒙古”只是后起的一个族名，它本属于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西征，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梦魇。西欧人用与“鞑靼”（Tatar）读音相似的Tartar（“地狱”）来称呼蒙古人。随着拔都在东欧建立金帐汗国，以及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亚统治，西欧语境中的“鞑靼”一词逐渐成为内陆亚洲民族的泛称，包括漠北的蒙古语人群和东欧、中亚的突厥语人群。东欧和中亚的蒙古统治阶层，在语言上经历了一个突厥语化的过程。例如，17 世纪希瓦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尔— 哈齐—把阿秃儿汗，在血统上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说的语言却是突厥语，他撰写的王统世系，也叫《突厥世系》。

近代早期西欧语境中的Turk，特指奥斯曼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人”（Osmanli），所有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人，也都被称为“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反感欧洲人称他们为Turk，在奥斯曼人看来，Turk 这一称呼只适用于中亚人以及在呼罗珊荒漠里过着单调生活的人。在19 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国的尝试，甚至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近代西欧的Turk 概念在指涉对象上有一个延展，主要是因为学者发现了奥斯曼语与内陆亚洲所谓的“鞑靼语言”之间存在着联系。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一语言学成果，被19 世纪后期的突厥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语言学概念的“泛突厥主义”政治话语。

19 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流域发现了后来命名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石碑，用汉文和突厥文两种文字镌刻。这种外形酷似北欧如尼文的突厥文字被释读之后，迅速在西欧学术界引起轰动。鄂尔浑碑铭之于突厥学的意义，不亚于罗塞塔碑之于埃及学的意义。在鄂尔浑碑铭释读的推动下，湮没于汉文史料中的“突厥汗国”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泛突厥主义”理论的鼓吹者把突厥汗国视为土耳其人历史上的王朝，并从汉文史料中断章取义，试图重构昔日帝国的辉煌。“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企图建立一个囊括欧亚大陆所有操突厥语人群的政治共同体。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虽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欧等语境中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民族”认同。19 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理论，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范畴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 people），它是一个语言学范畴。汉文中的“突厥”是一个历史名词，专门指公元6—8 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这套“突厥学研究丛书”能够普及有关突厥和突厥语人群的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突厥“祛魅”（Entzauberung，韦伯语），还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