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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兼事中国地理学史、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等。

 

精彩摘要

不知为什么，最近几天，总看到一些人，以不同的形式，提及汉武帝的“罪己诏”。

关于这个问题，前些年我做过专门的研究，结论是彻底否定了此事。

我那篇文章写得很长，题目叫《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舒炜先生看了很感兴趣，于是，就把它当作一本书单独出版了。文章再长毕竟还是文章，一旦成书，就变成了一本很小的小书，名字也随之相应变短，叫《制造汉武帝》。

我在这部书中讲的制造“汉武帝”的人，当然不是我自己，可也不是刘彻的父亲汉景帝刘启，而是距离汉武帝一千多年以后的北宋人司马光。这是讲司马光为了构建出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汉武帝的形象，刻意改变既有的历史事实，硬是编造出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汉武帝刘彻在其晚年忽然痛改前非并下诏罪己。

当然，社会阅历稍微多一点儿的人都明白，改变历史事实的办法，只能是按照作者想要的样子来书写历史。—司马光正是这样做的，他把这样一个汉武帝写入了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中的写法，汉武帝这篇“罪己诏”把话讲得很重，他说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那么，汉武帝刘彻以前“狂悖”了些什么呢？这就是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特别是为了显示大汉帝国的国势，制定了要在所谓元封三年实现“大并天下”的战略目标—这主要是兼并中南半岛东侧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

现在很多喜欢以大汉帝国国富兵强、地大物博相夸耀的人，自然对此赞颂不已。然而，这些人大多并没有考虑或者很不在意汉武帝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中南半岛东侧以及朝鲜半岛北部中部地区那些民众所遭受的苦难，在此姑且置而不论，即以作为战胜者的西汉王朝一方来说，是无以计数的草野小民为之付出了活生生的性命，还有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即如当时知识界的“贤良、文学”们所说，不仅各项费用支出“不可胜计”，“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并且“地弥远而民滋劳”（《盐铁论·地广》）。

讲这些话的“贤良、文学”们当然强烈抨击这样的治国路线。这些“贤良、文学”，大多都是孔门学人。他们的后辈司马光，完全继承了这样的批判精神，因而对汉武帝这套劳民伤财的政治举措很是不以为然。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就像这部书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他是希望用这部书来给宋朝君臣的治国施政提供历史的借鉴。对于汉武帝这种堪称“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和行为，司马光自己虽然很不喜欢，但却很容易被其他人援引为成功的先例，因而他必须令其有所改变。

结果，就是司马光硬行从南朝刘宋时人王俭撰著的神仙家小说《汉武故事》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材料，据之写出了汉武帝下诏罪己悔过的事。像《汉武故事》这样的小说家言，既与《汉书》和《盐铁论》等信实可靠的基本史料相抵牾，自然不足凭信，可司马光并不是做什么“纯学术”的勾当，如上所述，他写《资治通鉴》是有为而发，有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在他的笔下，史实必须服从于这个政治目的。

于是，我们就在《资治通鉴》中看到了汉武帝下诏罪己的场面。在现实生活中，司马光是个十足的老实人；《资治通鉴》，在表面上看也是一部严谨得不能再严谨的史学著作。这样，汉武帝下诏罪己的场面，就随着《资治通鉴》的流布而越传越广，越传越久。一直传播到今天，这样一个汉武帝，还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历史形象。

真心希望不停提及汉武帝“罪己诏”，并且很是期望看到能有帝王罪己认错的那些人，读一读拙著《制造汉武帝》；希望人们能够明白，所谓汉武帝下诏罪己之事，不过是一个虚妄的幻象，历史上从未存在。

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眼中，为了实现他的强国大梦， 草野小民的性命是根本不值一顾的，哪里还会有什么下诏罪己的事儿。好心的人们，千万不要想得太多。

编辑推荐

人类历史是由一个个历史事件组成的，我们了解历史事件的方式就是通过有关历史的记载，这些记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有多大的距离，取决于记述历史的人的写法和目的。我们不能完全真实地看到历史的全貌，但是通过作者的研究，可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去努力接近历史的真实。

内容简介

本书中，作者围绕西汉时期的宫廷政治问题、黄河水患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古诗十九首中“十九”这一数字与古代历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方面展开，具有较好的启发性。全书最后三篇是作者就撰写的《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两部书对一些媒体的回应，将自己对这两部书稿撰写的思路和书中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地概括。本册的诸篇文章，较好地反映了作者针对历史事件的看法，通过作者的描述，读者也清楚了这些历史事件在历史语境下是如何被表述出来的。

目录

自　序

谈谈所谓“卫氏集团”和“李氏集团”

古诗何以十九首

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

——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

独枕宦者绝天下乎？

谈卫太子起兵的一个关键因素

天子绝无罪己诏

历史大潮中的废皇帝还有他读过的那些书

强国之君的亡国之臣

孔家有女

中兴与更生

从《制造汉武帝》到《海昏侯刘贺》

——我所认识的宫廷政治与帝王形象

就《制造汉武帝》答凤凰网记者问

谈《海昏侯刘贺》与《制造汉武帝》

——答关中大书房友人问 

前言
　　《辛德勇读书随笔集》系列中的这一册《史事与史笔》，大致包括如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述一些历史问题；二是讲说自己出版的一些书，所谓“史笔”，是指这些书的写法。
　　这些文稿所述及的历史问题，看起来比较零落，相互之间没有多大联系。这当然是由于我没有定性，做研究没有计划和目标，因而也就没有确定的主题和范围，遇到什么好玩的问题就研究，高兴了就随手写下一篇，所以就成不了一个体系。
　　我“起家”的学术专业是历史地理学，可是离开核心学术圈稍微远一点儿的读者，很多人却完全不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固然同我这些年来对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少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地理这个学科比较偏僻，了解它的人比较少；特别是那些很专门、很深入的学术探讨，大多数这一行之外的历史学者都根本看不懂，更不用说那些非专业的普通读者了。
　　收在这本小书里的《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这篇讲稿，就是如此，讲的是非常专门的历史地理问题。这篇稿子是根据旧日一篇很长的论文改订而成的，虽然相对于原来的专题学术论文，已经浅易了很多，外行恐怕仍然不大容易理解。在这里和大家稍微讲讲这篇文稿，并不是要说服读者一定去读懂它的内容，而是想借助它来说明一下我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还有我解析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近年来很多人对我有所了解，同《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发现燕然山铭》《生死秦始皇》这几本书具有很大关系。其中有些读者，对我直截了当地否定某些著名学者的经典性观点或是学术界作为定论通行已久的说法，觉得有些诧异。
　　在大的学术研究表述方式方面，这些读者是看惯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官样学术论著，以为那种写法就是标准的模板。殊不知所谓学术研究，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看法。
　　你要是模棱两可，自己都不知所以然或者不敢明明白白地讲出个所以然，那还写它干啥？在我看来，对于绝大多数历史问题来说，正与误，是与非，都是汉贼不两立的事情。在已有值得重视的成说存在的情况下，有所立就必须先有破；旧的不破，新的就不得立。这是学术研究应有的定规。
　　在私心旧情方面，某些只了解自己狭小专业状况的人，一看到我对他和他这个学科内部所尊崇的学者提出不同见解，就以为这是越界者才会做出的刻意的冒犯，完全不知道敝人做研究一向是这种态度，对自己不认同的观点，不管是哪一个学科的学者，我都一样对待。
　　《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合理认识人为因素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黄河水患的影响》这篇讲稿，其主旨乃是直接针对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而展开的（具体的论述，见于谭氏《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而谭其骧先生是除了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之外，我最钦敬的历史地理学家。
　　透过这一研究，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的学术态度。那么，有些读者或许会问：“既然你那么钦敬谭其骧先生，为什么非要做这项研究不可？历史地理研究有那么多题目，为什么不去研究别的问题？”
　　这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而且不是一般的重要，是太重要了。谭其骧先生论述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将其首要原因归结为中游的水土流失。后来包括史念海先生在内，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对黄土高原植被变迁与水土流失的研究，对全国其他地区植被变迁与水土流失的研究，可以说都是渊源于此。
　　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项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强自比较一下，若论在各自学科里的价值和影响，它可比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秦汉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大得太多，只是由于懂得历史地理学的人很少，即使是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大牌教授们也是知之者无多。正因为如此，我提出的同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