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扩大内需、保“8”增速、设立亚投行等重大决策的经济学家，用亲历者视角回顾经济改革、理论探索与经济发展大事件，集70年经济年鉴与决策报告为一体，政府机关、领导决策、企业员工的案头参考。反观大时代，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书名：亲历中国经济70年

定价：128.00元

作者：郑新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9

页码：656+32P彩插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21708516

①本书是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脉络所做的学术梳理，从学理逻辑、政策逻辑和实践逻辑，解读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大事件，以及相关决策背景和决策落实情况。

②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和改革亲历者的视角，从小切口反观大时代，符合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出版的要求。

③作者郑新立，与新中国同龄的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文件的起草，“八五”至“十二五”规划五个五年计划的起草，以及“十七大”“十八大”两届报告的起草工作。所提建议，如保八增速、设立亚投行，被采纳后均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

④作为经济学家，为后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经济转型与变革提供理论参考；作为普通个体，为大众读者再现每代人所经历的中国经济70年发展历程。

《亲历中国经济70年：郑新立经济理论纪年》以编年体撰述经济学家郑新立从1945年出生至今的学行事迹，所编录事迹围绕郑新立宏观经济理论学习和研究这一核心。全书可以1978年为分界，1978年之前主要为口述回忆，以个人为时代缩影，回顾建国初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困难与取得的成就，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的日常生活。这一部分同时收录当时中外政治经济大事，以此形成中外经济形势的简明对比。1978年以后，郑新立考入社科院经济系研究生，师从马洪、桂世镛、曾延伟、吴家骏等经济学家，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研究与经济理论探索的新里程。1981年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编辑《经济问题研究资料》，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脉络。1987年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长达13年，见证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最激荡起伏的时期，多次参与有关改革文件的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曾被《经济学家周报》评为“2013·经济学人”10位经济学家之一。

目录

序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突破

序二一部解读中国经济成功秘诀的书

序三文必切于日用

序四我和郑新立共同经历的改革岁月

前言波澜壮阔、彪炳史册的70年

编著说明

第一编1945年至1980年

1945年（乙酉）一岁…………………………………………………0021946年至1950年（丙戌至庚寅）二岁至六岁……………………0061951年至1955年（辛卯至乙未）七岁至十一岁…………………0091956年至1957年（丙申至丁酉）十二岁至十三岁………………0121958年至1960年（戊戌至庚子）十四岁至十六岁………………0141961年至1963年（辛丑至癸卯）十七岁至十九岁………………0171964年（甲辰）二十岁………………………………………………0191965年（乙巳）二十一岁……………………………………………0211966年（丙午）二十二岁……………………………………………0231967年（丁未）二十三岁……………………………………………0251968年（戊申）二十四岁……………………………………………0271969年（己酉）二十五岁……………………………………………0281970年（庚戌）二十六岁……………………………………………0301971年（辛亥）二十七岁……………………………………………032

1972年（壬子）二十八岁……………………………………………0341973年（癸丑）二十九岁……………………………………………0361974年（甲寅）三十岁………………………………………………0371975年（乙卯）三十一岁……………………………………………0391976年（丙辰）三十二岁……………………………………………0401977年（丁巳）三十三岁……………………………………………0411978年（戊午）三十四岁……………………………………………0431979年（己未）三十五岁……………………………………………046

1980年（庚申）三十六岁……………………………………………047

第二编1981年至1999年

1981年（辛酉）三十七岁……………………………………………0521982年（壬戌）三十八岁……………………………………………0551983年（癸亥）三十九岁……………………………………………0561984年（甲子）四十岁………………………………………………0661985年（乙丑）四十一岁……………………………………………0681986年（丙寅）四十二岁……………………………………………0721987年（丁卯）四十三岁……………………………………………0761988年（戊辰）四十四岁……………………………………………0781989年（己巳）四十五岁……………………………………………0811990年（庚午）四十六岁……………………………………………0871991年（辛未）四十七岁……………………………………………0971992年（壬申）四十八岁……………………………………………1011993年（癸酉）四十九岁……………………………………………1071994年（甲戌）五十岁………………………………………………1221995年（乙亥）五十一岁……………………………………………1371996年（丙子）五十二岁……………………………………………1551997年（丁丑）五十三岁……………………………………………166

1998年（戊寅）五十四岁……………………………………………181

1999年（己卯）五十五岁……………………………………………207

第三编2000年至2008年

2000年（庚辰）五十六岁……………………………………………2322001年（辛巳）五十七岁……………………………………………2362002年（壬午）五十八岁……………………………………………2502003年（癸未）五十九岁……………………………………………2702004年（甲申）六十岁………………………………………………2792005年（乙酉）六十一岁……………………………………………2912006年（丙戌）六十二岁……………………………………………3082007年（丁亥）六十三岁……………………………………………329

2008年（戊子）六十四岁……………………………………………342

第四编2009年至2017年

2009年（己丑）六十五岁……………………………………………3562010年（庚寅）六十六岁……………………………………………3752011年（辛卯）六十七岁……………………………………………3992012年（壬辰）六十八岁……………………………………………4192013年（癸巳）六十九岁……………………………………………4382014年（甲午）七十岁………………………………………………4732015年（乙未）七十一岁……………………………………………5212016年（丙申）七十二岁……………………………………………5482017年（丁酉）七十三岁……………………………………………605

后记一个人的经济理论纪年

郑新立，经济学家，河南唐河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师从经济学家马洪，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从1981年到2013年，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计委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2009年协助曾培炎同志创办中国国家经济交流中心。

郑新立先后参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五年规划起草组工作；参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等四个党的重要改革文件起草工作；参与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工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提出发行长期建设债券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性建议；2013年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议，在实践中取得有力验证。获评“2013·经济学人”10大经济学家之一。

墨白，男，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曾获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中篇奖、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本名范江媛，新秀小说家

1958年—1960年（戊戌至庚子）

十四岁—十六岁

下面是2015年8月17日下午，郑新立在北京万寿宾馆接受本书撰稿人的谈话内容。

郑新立：初中我住校，因为家里人都去了湖北，就我一个人在家上学，和老师的感情特别好，像父母子女一样。初中的班主任叫尤永卿，教语文，开封师院毕业；另一位讲历史的老师叫张全来，也当过我的班主任。初中三年，无论是小考还是大考，我始终都是班里第一名。那时就爱学习，有时间就看小说，这对我影响比较大。1958年夏天，我小学毕业，爷爷带着我到湖北二叔那儿去。等秋天回来上初中，家就没了，搬到别的村里去了。吃食堂，大锅饭，眼看大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因为吃大锅饭，都不好好干活了。1958年是大丰收，可是地里的庄稼都不收，红薯烂在地里，棉花散在地里，都去炼钢铁，人都疯了。我家房前屋后有6棵大枣树，全都锯了去炼钢铁。1959年，我上初二，因为没饭吃，爷爷、奶奶和小叔就去了湖北隋县一个叫肖家湾的地方开荒种地。奶奶小脚，坐在独轮车上，由我的一个本家大伯推着，爷爷在前面拉着，走了200里路。那里很荒凉，夜里常能听到狼嚎叫。半年后，学校食堂也停伙了。上级通知无限期放假，我就跑到爷爷那儿，在山上放牛。那年我15岁，常常躺在荒山野岭上看云彩，学上不成，饭也吃不上，百思不得其解。又过了半年多，学校通知复课，爷爷想让我在枣阳的王城上学，就让我小叔回丁岗给我开转学证，可是那个时候河南把到外地逃荒的人当成流窜犯，不让转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还是要回来上学，虽然晚回来一个多月，班长的位置仍给我留着。回来时，爷爷送了我几里路，失声痛哭，那种无奈，至今犹存眼前。1960年的严重困难不是自然灾害，主要是人为的，人灾。1958年我们村有四百多人，可是1960年过后，只剩下二百多人，一下子少了一半多，饿死的、逃荒走的各占二分之一。我的爷爷、奶奶若不去湖北，肯定饿死在家里。到后来分自留地，很快就恢复过来了。1960年中国农村的状况真是触目惊心。当时那么好的形势，一到人民公社，刮共产风，形势就急转直下。撰稿人：想没想过父亲在您生命里缺失，对您人生的影响？郑新立：没有父亲，就没有依靠。上学、处理什么事都是自己拿主意，让我早熟。我上初一的时候，临近春节，我小叔去水库干活。祖母病了，眼看就不行了。我在村食堂拿了几个红薯丸子，到枣阳去找我二叔，那时候我二叔正在枣阳学习。可是到了枣阳才知道我二叔回资山镇去了，那时正是腊月二十几。我只好给二叔写了一封信。因为没钱，没处住，就连夜往回走。回到家是第二天上午，一天一夜我走了220里路，就吃了几个红薯丸子。那一年我14岁，耐力达到极限。不久我二叔回来了，留下一点钱和粮票，把我爷爷、奶奶接到湖北去了。那个时候我爷爷还能干农活，但毕竟有饭吃了。撰稿人：您的初中时期，还有什么难忘的事儿？郑新立：我上初二的时候，一个修水库的民工，从工地回家的路上，死在了学校的操场边。还有一件事，在我初中毕业等高中通知书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在地里砍苞谷秆，干了一上午，实在是太累了，结果一下砍在了我的脚踝上，鲜血直冒，当时就抓了一把农民吸烟的烟末捂在伤口上，拉回家，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那时我爷爷奶奶还在湖北，就我一个人住在一个本家族堂奶家里。等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的脚还不能走路。开学一个多月后，我才被村里人拉着板车送到学校。

2010年（庚寅）

六十六岁

8月22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记者张辉、孙玍题为《未来三十年的深圳使命》的专访文章。

【按】在接受专访时郑新立认为：在今后的30年里，中国的改革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会比前30年少。在新的时期，作为“中国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已“不差钱”，政策层面应允许深圳继续扮演“先行先试”的角色，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可以允许深圳出错。”今后20～30年，你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深圳的几代开拓者们没有面临的新问题，就是要带领中国冲出中等收入的陷阱。一般来说，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间，总的来讲叫中等收入。这样的问题，中国未来20～30年就将遇到，直接关系着中国的人均GDP能否冲到10000美元以上。今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要达到4000美元，将来，如果翻一番就是8000美元，再翻一番就是16000美元。我们要争取实现人均GDP翻两番，一鼓作气冲破人均GDP10000美元。如果能冲过去，一人10000美元，总量就是13万亿，和美国就差不多了。《瞭望》：为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采取什么发展模式？郑新立说：现在看来，无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四小虎”，能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问题就是，能否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依托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国际竞争力，能够支撑本国货币的升值、支撑就业的扩大、支撑出口的持续增长。如果仍靠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靠加工贸易，仍靠出口资源，那么注定不可能冲出10000美元关口。《瞭望》：未来深圳会是什么样子？有哪些新的任务？郑新立：珠江口东岸现在形成了一个城市群：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这个狭长地带，南北仅200公里，东西仅50公里，但是却聚集了5000万人，GDP总量5000万美元。这里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块地方。根据广东省的安排，我们调研组正在做关于扩大粤港澳经济合作、形成粤港澳一体化经济体系的研究。现在，从香港到广州要建城铁，这意味着，珠江口东岸的五个城市将可以做到生活上同城化、经济上一体化。而且，五个城市之间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一个整体的竞争优势。我算了一下，到2030年，珠江口东岸五城市GDP总量可以在2万亿美元以上。这相当于甚至超过现在的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的规模。而在这五个城市之中，从增长速度上讲，深圳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发展是最好的。要不了几年，深圳在这五个城市里将起到核心作用。到时候，深圳将承担着很独特的任务。因为它紧靠着香港，又连接着东莞、广州和佛山。实际上是通过深圳和香港的经济融合，实现深圳和香港的要素的优化配置，把香港在信息、管理、贸易、法律等方面的软件的优势和深圳的实体经济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有利于把香港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化。近期，深圳通过填海的方式，在蛇口造了一个有十几平方公里面积的前海区，紧靠香港。深圳市想把前海区打造为深港经济融合的实验区，要在那块空地上做文章。依靠那十几平方公里，打造世界第三经济增长极。《瞭望》：如何发挥深圳领跑者作用？郑新立：带领中国经济冲出中等收入陷阱，我想这是深圳在未来要担负的最大作用。深圳要发挥领跑者的作用，要成为中国的硅谷，要成为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孵化基地。下一步，深圳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要进一步转移，腾出空间来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深圳现在已有了四个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其中，比亚迪去年还被评为全世界科技型企业的第一名。以后，深圳要继续培养出一批类似企业出来，要形成一种机制，并把这种机制移植到全国其他地方，要摸索出一套可以复制的经验和制度来。《瞭望》：对此，中国应怎样应对？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又该如何把握住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郑新立：外贸顺差就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面对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提高工资，增加消费。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总储蓄，缩小外贸顺差，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即通过扩大消费来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希望深圳能够就此进行探索。比如，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可以每年提5%，给企业一定的消化工资成本上升的空间。同时，通过改善企业管理、开发新产品，实现产业升级。而且，凡有条件的中国企业，都应搞国际化经营，特别是要开拓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同新兴经济体搞贸易，改变出口过度依赖美欧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