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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战是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时代,在此期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展开政治、经济,尤其是军备诸方面的较量。从今天的视角看,政治与经济是其主要的战场,而军事竞备仅仅是其表象。因此研究当时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制度政策的发展进程,对理解当时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对当今世界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有重要意义。2.在冷战时期,经济学学科因严重意识形态分歧而分裂: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应该是;按需分配还是;机会均等?增长的关键是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还是资本投资的作用?指导性的中央计划能否像市场机制配置那样有效?而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都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3.本书的立意和视角都极其新颖,站在不同经济学家的视角展现冷战中世界经济格局的书更是罕见,同时,作为《战争中的经济学家》的姊妹篇,该选题可以延续上一本书中的时间线,将二战以后至20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这一段极其重要的时间中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天才般的学识和丰富且复杂的人生经历,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世界便迎来了一场新的冲突,即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自此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对峙。这场冲突虽然从未燃成全球性热战,却在局部战火之外,铺展成一场更持久、更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之战,而经济领域是其中的主战场,经济学家则是执掌理论和思想锋芒的战士。
本书以冷战的时代风云为背景,讲述七位经济学家在此期间的身影与使命担当。西方阵营的经济学家,立场各异、锋芒有别:有人为祖国出谋划策,构建世界经济秩序,内心却藏着对东方阵营的同情与隐秘支持;有人视东方阵营为宿敌,将经济理论化作冷战博弈的利器;有人坚信自由市场经济,鞭挞计划经济;有人则在两种经济模式中寻求平衡,打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桎梏;有人深耕西方经济学沃土,却被东方阵营的经济实践深深吸引,形成独树一帜的思想流派。东方阵营的经济学,亦有其复杂坚守与荣光:有人倾其所学躬身报国,却在西方阵营收获了跨越意识形态的极高学术赞誉;有人游走于东西方阵营之间,致力于为计划经济构筑理论根基。而在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世界,更有经济学家不甘沦为附庸,力图构建属于自身的经济理论,推动本国经济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镌刻着这场思想之战的印记,回荡着当年博弈的余波。回望这段波谲云诡、思想激荡的非凡历史,不是为了重温对立与割裂,而是为了警醒当下: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交锋不曾远去,经济博弈的暗流也从未平息,唯有以史为鉴,方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格局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探寻一条和平包容的发展之路。
艾伦博拉尔德(Alan Bollard),现为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新西兰储备银行(中央银行)行长、新西兰财政部长和新西兰商务委员会主席,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曾出版《战争中的经济学家》。
第一章 重建世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新政派第二章 让中央计划发挥作用奥斯卡兰格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三章 冷战顽固派约翰冯诺依曼与冷战斗士们第四章 欧洲大陆的中间路线路德维希艾哈德与社会市场经济学家第五章 寻求增长与稳定琼罗宾逊与后凯恩斯主义第六章东亚的崛起大来佐武郎与雁行经济学家第七章 南北对立劳尔普雷维什与发展经济学家第八章 后记圣地亚哥之战
序言在波茨坦的交锋
1945年, 战时盟国领导人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 以决定战后世界的新秩序。 那时,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刚刚去世, 他的位置由一位新总统和一位缺乏经验的国务卿取代; 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则刚在大选中落败, 他和他的外交大臣不得不在会议中途黯然离场。约瑟夫斯大林环顾四周,他敏锐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大国冲突, 也一定感受到了作为绝对掌权者的优势。
冷战1945年世界发生了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一场新的冲突取代, 即冷战。这场冲突可以回溯到盟军关系在战时的破裂, 并持续了45 年之久。虽然这场冲突并未造成重大伤亡 (与二战相比), 却是一个充满恐惧、仇恨和误解的时代。它标志着由军事对抗转为思想之战, 而许多此类思想的支持者是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在此期间, 欧洲分裂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 这两个阵营先是各自研发出原子弹, 而后又拥有了核武库, 致使双方相互敌对、 互不信任。 在东方, 朝鲜战争开辟了一条新的冷战前线。柏林封锁、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分裂、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以及美越战争等一系列危险的政治事件表明,冷战是全球性威胁, 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和中国的逐步开放。但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战, 也是一场经济战。本书精心挑选了一组经济学家, 讲述了他们在冷战前期 (1945年至1973 年)的经历,那是一个经济重建和增长的时期, 但也是一个极度混乱、充满猜疑、局势紧张和令人恐惧的时期。对冷战的解释, 经历过数次历史学和修正主义的循环, 在各种各样的解读中, 经济学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当时, 大国之间很难理解对方的动机和立场。 这是现实的美国人挺身而出, 对抗企图证明卡尔马克思关于敲响资本主义丧钟的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时期吗? 或者, 美国主张其世界领导地位只是为了满足军工复合体的欲望, 而忽视了与苏联缓和的可能性? 这是核能力的不稳定平衡时期, 还是应该被视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紧张局势逐渐缓和的时期? 本书从七位经济学家的视角做出了分析。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 他们一方面心怀未来生活将更加美好的憧憬, 另一方面却生活在核浩劫的现实威胁之下。
经济意识形态
冷战时期的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不同于今天的世界里,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朝着不同的目标努力。在这个时期, 经济学学科因严重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分裂, 其中一些分裂是二元对立的。本书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可以从;左至;右贴上标签: 从共产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左翼同情者、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纯粹的资本主义者, 直到自由意志论者。一些人自愿选择其立场, 而另一些人选择的立场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他们的立场受到所在国家的限制: 那些在西方阵营宣扬社会主义的人承受着批评和怀疑, 而那些在东方阵营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则可能蕞终会被关进古拉格集中营。许多经济思想和辩论受到政客的限制, 或者受到学术意识形态的驱使。经济学家不仅带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标签, 对其他经济学家存在误解, 而且经常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积极证明和宣传其所持立场。尽管冷战时期;左;右分裂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经济意识形态也包含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理念可以以不同的政策目标为特征: 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 它也可以以社会目标的构成为特征: 应该是;各取所需还是;人人机会均等? 对经济驱动因素也有不同的看法: 增长的关键是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还是资本投资的作用? 它不可避免地在分配机制上出现对立的观点: 中央指令性计划能够与按价格进行的市场配置一样有效吗? 本书中的经济学家阐述了所有这些核心争论。虽然左翼和右翼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但其中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双方都意识到, 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与竞争性政治和国际对抗联系在一起。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增强世界领导地位, 而经济上的失败则会带来不利的地缘政治后果。但正如本书的论点所表明的, 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相反阵营的经济观点的容忍度有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哪个更符合经济学家的理念呢? 两者都有其受尊敬的奠基人 (如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 都有辩论的传统 (辩证唯物主义或公开的学术争论), 都有经济学盲点(自由与公平), 而且也都在技术上关注其结果 (计划的效率与市场的有效性)。 一些国家领导人将经济学家视为有用的资源(如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约翰肯尼迪), 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价值 (如理查德尼克松), 还有一些领导人甚至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分子 (如约瑟夫斯大林)。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意味着大多数经济学家可以被大致认定为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并受到相应信仰规范的束缚。东西方阵营的经济学家可能都承认微观效率的重要性, 但不可能在宏观层面就实现微观效率的蕞佳方式达成一致。在消费者经济和指令性经济之间, 在消费和投资的不同驱动要素之间, 在宏观经济稳定、 微观经济效率和计划产出中所使用的不同政策工具之间, 存在着技术上的巨大鸿沟。经济学范式支撑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他们的领导人清晰地阐明了这种差异, 如同在 1953 年约瑟夫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同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做的;总统就职演说之间形成的对比。尽管他们的语言和制度如此不同, 但两位领导人都在强调, 他们的国家建立在截然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之上, 都预见到未来会有激烈的竞争, 并且都宣称经济实力对国家安全乃至公民生计来说至关重要。在冷战的前几十年, 两个阵营的经济学家基本上相互隔绝。一些共同的想法 (如蕞优规划技术) 是双方各自独立发展出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对手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甚至是危险的误解。一些人只能通过谈话对象、谣言甚至间谍活动才能了解竞争对手的观点 (在本书中, 经济学家多次以间谍的角色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 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极为罕见, 而互不信任的情况十分普遍。这不仅是专业或学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可能反映了他们自身家庭的经历, 以及他们个人对政府、宗教情感、社会地位和个人观点的态度。许多人看到, 在随时可能降临的核阴云下, 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了更广泛的斗争。尽管存在核末日的终极恐惧, 但在经历了大萧条、法西斯兴起、军事动员、战争毁灭、 恐怖大屠杀和千百万人死亡的黑暗日子之后, 冷战初期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进步的年代。 经济开始恢复增长, 城市正在重建, 士兵们找到了平民工作, 家庭收入增加, 健康状况和消费情况得到改善。而且事实上, 这些希望是合理的, 因为以某些指标衡量, 战后十年的经济改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积极。在这个时期, 经济学家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他们预见到了新的机遇以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经济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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