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国新生命哲学流派领军者巴蒂斯特莫里佐全新著作，生物学与哲学的巅峰组合，俯瞰生命交织的宏大版图。

2、在狼嚎、候鸟、森林与雪山之间，重建当代人早已失落的感知力。

3、兼具哲学的锋利、文学的诗性欲田野观察的真实可靠，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4、承袭《瓦尔登湖》与《沙乡年鉴》的深邃，开启;人类世视角下的全新自然叙事。

内容简介

韦科尔高原的雪地上有清浅的狼群足印，静默的雪山暗夜中响彻小狼的呼嚎，法国哲学家巴蒂斯特莫里佐与同伴踩着雪板深入雪山和丛林深处追寻狼的踪迹，用一场生命寻访牵引我们跳出;人类世的认知窠臼，以恰如其分的敬照重新学习与万物共生的智慧。

莫里佐以;生态危机是感知力危机为核心命题，解构了西方现代性将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认知谬误。在月色清晖中回应狼群的叫声，在爪印交错中解读种群的地缘政治，在见证牧羊犬与狼群的微妙制衡里复现一个被遗忘的真相非人类生命并非沉默的客体，而是拥有独特视角、行为逻辑与存在意义的;熟悉的异族。它们的足迹是大地的文字，嚎叫是存在的宣言，甚至粪便与抓痕都是构建领地秩序的徽章与旗帜。

从感知力危机到认知革命，从海绵的海洋记忆到狼的地缘政治，从斯宾诺莎的激情伦理到跨物种的共情流动，我们将以生命变体的哲学视角重构人与世界的关联。人类与狼、牧羊犬、羔羊、蜜蜂，或者树根的菌群，我们共享着进化的遗产与整个星球。

作者简介：巴蒂斯特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

艾克斯_马赛大学（University of Aix_Marseille）哲学教授。作为新生命哲学流派的领军人物，他提倡以实地追踪为基础，重构人类与生物之间的关系。他的主要作品有《踏着野兽的足迹》《生的方式》《狂野外交》等。

译者简介：陈虹燕

南京大学法语笔译硕士，现居非洲中部国家，长期从事国际项目沟通与文化翻译工作。

译著有《宇宙的第一阵脚步》《硝烟中的葡萄酒：纳粹如何抢占法国葡萄园》。

告读者书

引言

生态危机：一场感知力危机

栖居生命之季

一株海绵的承诺

与心中猛兽共生：斯宾诺莎的外交伦理

穿越夜之彼岸：通往相互依存的政治之路

成为;外交官

夜的政治哲学

终章 恰如其分的敬照

注释

后记

对生命的政治的漠视

现代性所谓的;进步，在四百年间催生出一系列机制，其核心作用便是让人类无需关注他者无需关注其他生命形态、其他生命以及生态系统。

这里提及的概念角色，可以称之为;普通现代人（moderne moyen）（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属于这一文化范畴，自认为是现代的一员）。为了简洁起见，本文将其简称为momo。

我们来观察一个典型的殖民现象，在这种情境中，momo的特别之处往往最为显现。对于一个西方殖民者而言，当他抵达非洲丛林或亚洲季风稻田后，他将定居的空间进行所谓的;文明化，本质上就是指让人们完全无视非人类共居者的存在。这意味着消灭、控制、驯导猛兽、昆虫、降雨和洪水。所谓;安居，就是不必在意周遭的一切。但对当地原住民而言，一切恰恰相反。;安居的概念包含了一种灵敏的警觉，一种对其他生命形态交织联结的关注。这种联结丰富了生存本身，我们需要与它们共处，这通常是充满挑战的，有时也非常复杂。无论是在人类之间，还是与其他生命之间，和谐共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智慧和外交般的用心。

现代人类的许多技术和世界观，实际上正是为此服务，它们的功能就是让人们能够不需要关注周围的生命和环境。也就是说，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中活动，而无需了解这个地方及其居民。它是一种与周围生物世界脱节的状态，无视那些需要被主动接纳的存在，比如与授粉者、植物、生态动态、气候之间的联结。这是一种实践中的形而上学，它具有一种隐秘而强大的特质，那就是;可替代性：一切都必须是可替的，所有地方、所有技术、所有实践、所有技艺、所有生物，无论是家养蜜蜂、苹果品种还是小麦的品系。这意味着通过同质化生存条件，让自己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够;安居，=不需要了解其他生命形态的行为模式和某地的生态特征，即使这些生物群体与它们的行为习惯共同构成并塑造了这个地方。对于momo来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人类之间的关系。权力、积累、声望、爱情、家庭，这一切都以;无生命背景为依托，然而这一背景恰恰是有千万种甚至是我们的亲属的其他物种构成的。

这种现象矛盾重重，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带来了舒适和便利。我们并不是要简单粗暴地提倡完全相反的做法，从歌颂现代性走向忏悔的反现代性，而是要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有些生命存在，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如何关注。由于我们逐渐忽视生物世界、其他物种、生存环境以及维系万物连结的生态动态，现代性的舒适感正在发生逆转。我们正在人为地构建一个无声而荒诞的宇宙，这样一个宇宙，从个体到集体层面，都已变得极不舒适。更重要的是，这种忽视正在加剧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直接威胁地球的宜居性，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

因此，悖论在于，现代人通过某种科技摆脱对环境及其居住者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带来了颇具吸引力的舒适感；但一旦这种舒适超出某个阈值或呈现出某种形态，它就会变得比不舒适更可怕，使世界变得难以适居。问题在于，这一阈值究竟是什么？这种形态究竟为何？要严肃、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如何智慧地继承现代性，分辨历史遗产中的精华与危险的误区，珍视并守护那些解放性的成就，同时正视并摒弃有害的迷误？这是本世纪的重要议题之一。它是指引方向的罗盘，帮助我们在两种极端立场之间保持航向。一方面是全盘否定;现代性的反现代主义，它将现代性视作万恶之源，却仍深受其成果裨益；另一方面是极端现代主义，试图在我们已知会导致灾难的;进步路径上继续提速，支持一种令人厌恶的;别无选择理论（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借此逃避反思、行动与对有害遗产的质疑。

走出禁闭

一个物种将与自己共同栖息的其他一千万种亲缘物种这个大家庭、它的生存环境以及日常共居者转化为满足自身活动所需的物质背景。更具体地说，这种;隐形化现象源于这一物种中的一小部分人群，他们继承了一种特定的历史和地方文化：这种现象并非整个人类群体的普遍行为，而是一个地域性且晚近的历史产物。试想，有一个民族来到一片栖息着无数亲族生命的土地，却宣称这些生命并不真实存在，或者至少不完全存在，它们只是背景，而非参与者。这并非需要丰富想象力的虚构情节，而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是如何;练就了对其他生命族群的令人惊异的无视呢？在此，或许可以大胆尝试简短的历史回顾，以凸显我们文化遗产的陌生与荒诞：它将揭示我们的文明如何对待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并最终演变成;现代性的现状。一旦生物界在本体意义上被贬低，也就是说被视为一种次等的存在，缺乏足够的价值和实质，因而被转化为;物品，人类便将自己置于宇宙中唯一真正;存在的位置。

只需两步，人类便与自然中切断了联系，走向孤立无援的境地。第一步，犹太_基督教传统将上帝从;自然中驱逐出来（这是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假设），使自然失去了神圣性；接着，科学与工业革命将剩余的自然（经院哲学中的phusis）转化为一种既无智慧也无隐秘影响、任由开采的物质资源。结果，人类沦为宇宙中的孤独骑士，四周只剩下愚钝且冷酷的物质。最后一步是斩断人类与自然的最终纽带：即便此前与自然的联系已然断裂，人类仍通过;自然神学维系着与上帝的垂直关联。上帝作为创造者赋予自然神圣性，可当上帝;死亡时，这种可怕而彻底的孤独便降临了，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自恋禁闭式的孤独。【6】

这种对于人类的宇宙孤独的虚假清醒，标志着所有非人类存在被从本体论相关的领域中平静地抹除了。它解释了大多数欧洲和英美大都市中那种;禁闭哲学和文学的产生原因。选择这个词组并非随意：如今我们确实处于一种萨特意义上的;禁闭，但这里的;禁闭（huis clos）指的不是一间房间，而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这里只剩下我们和我们与其他人类之间的病态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于我们与其他生命、动物和自然环境之间那些多元、情感、积极的联系的消失所导致的。

在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中，关于人类宇宙孤独的主题无处不在，这一主题被存在主义提升为一种伟大的人类境遇，但它却潜藏着一种令人深思的暴力性。在加缪荒诞英雄主义的掩护下[ 作按：当然，有人可能会以《婚礼集》（Noces）中的加缪为反例来反驳，认为他展现了与生命世界的其他关系。然而，这里的论点需要在更高的概括层面上去理解。]，在;真理勇气的名义下，这种暴力表现为漠视，表现为拒绝去看见其他生命形态的存在方式，否认了它们作为共同栖息者的地位，假设它们不具备沟通的能力、原生的意义、创意的视角、对生存方式的适应能力，也没有政治参与资格。而这正是西方自然主义的伟大艺术，也是它所隐蔽的暴力所在，它的目标其实是把对自然的掠夺合理化，将自然作为触手可及的原材料，服务于我们的文明项目即将所有生命视为受生物学法则支配的物质，拒绝看到它们所提供的地缘政治邀请、生命联盟以及我们与其他生物共同组成的庞大的外交共同体，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当重新学会如何生活。

置身于荒诞宇宙中的孤独人类主体，其周围充斥着纯粹的物质，要么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储备，要么是精神重塑的庇护所，这种现象是现代性的一种虚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萨特和加缪这些伟大的思想解放家他们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思想传统在客观上成为了;榨取主义和生态危机的帮凶。将这些解放性的论述重新解读为一种暴力的传播媒介，的确发人深省。正是这些论述塑造了晚期人文主义的核心信念：我们是唯一的主体，是自由的，而所处的世界则由无生命、荒谬的客体构成；我们注定要通过自身的意识为一个本身毫无意义的生物世界赋予意义。这种观念剥除了世界与生俱来的意义，而正如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和德斯科拉（Descola）描述的萨满主义者与泛灵论者所清楚认识到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包括互惠、交换与掠夺。这些关系并非和平的、乌托邦式的，也不是依照《以赛亚书》的预言而展开的，而是一种尚未被完全解读的政治关系。这些关系呼唤着某种形式的和平化、调解，以及互利互敬的共居方式。这正是本书结语部分的核心主题。

因为生命世界中处处蕴含着意义：这些意义并非由我们投射而来，而是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也就是说，需要将它们翻译并诠释。这是一项外交工作。我们需要翻译者、媒介和桥梁，以恢复与生命的对话，从而跨越可以称为;列维_斯特劳斯的诅咒即无法与共享地球的其他物种沟通的困境。;尽管犹太_基督教传统竭力用浓重的墨云掩盖这一事实，但没有什么比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同栖息于地球，共享其恩赐，却无法与这些生命交流更为悲剧性，更令人感到不舒服。【7】

然而，这种所谓的不可能性是现代人的一种虚构，它在某种程度上为将生命简化为商品、以维持全球经济流通的操作提供了合理性。交流是可能的，而且一直都在发生。它充满了神秘、难解的谜团，也包含着无法直接翻译的部分，但这些都孕育了富有创造性的误解。它并不像咖啡馆中的闲谈那样流畅，却依然饱含意义。

在众多谜题之中，人类的生命之道只有在与动物、植物、细菌以及生态系统等万千生命形式交织在一起时，才能获得意义，它们在我们周围捍卫着自己的存在方式。

作为人类，这一谜题始终未解，而当我们与生命大家庭中的其他形式共享这一谜题、给予它们关注、还原它们的异质性时，这谜题便愈发丰富，也愈发深刻动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亲缘与差异所交织出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生命政治中共同发起的议题，正是构成人类;生命之谜之所以如此丰饶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