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评论2018年（总第二十二辑）》
定价：45.00元
书号：978-7-301-29929-6
作者：谢冕 孙玉石 洪子诚 主编
装帧：平装            
出版日期：2018/1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开本：16开            
页码: 300页

内容简介
本辑所收录的文章大致可归为四个方面。
在“诗、剧场与行动”专题之中，陈思安结合诗歌改编舞台剧的实际经验撰写的专文，以及关于王炜诗剧与相关展览的访谈及评论文章，共同探讨了当代诗与戏剧、展览等不同媒介之间的联动关系。诗人研究专题是《新诗评论》常设栏目。一行、朱钦运和纪梅对孙文波的写作语言、创作风格和风景、自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青年学者林佩珊对李亚伟诗作的分析，体现出因“不在地”的距离而形成的更具整体感的研究视角。
本辑特别收录了三木直大先生与卞之琳先生的珍贵访谈录音，以及三木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使读者能更全面地了解1980年代初期老诗人对于诗歌及自身创作的所思所想。柯雷教授考察《我的诗篇》及同名影片的研究论文兼具“书评”与“影评”的价值，旨在通过对此一主题的讨论，挖掘出“工人诗歌”美学与社会价值之外的文化主体性的本质与定位。刘奎、吴丹鸿围绕两岸诗研究的文章虽选题不同，但都立足文本，从修辞学、意识形态面向考察诗歌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应对与变化，恰好形成呼应。

作者简介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
孙玉石，1935年11月出生，辽宁海城人，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洪子诚，1939年生，广东揭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等。

目录
【诗、剧场与行动】
面向诗歌的剧场与面向剧场的诗歌——《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札记  （陈思安）
“我们的才能和无能的故事”——从“各种未来”到《诗剧三种》   （王炜、冯俊华）
关于“实践论”和“诗剧三种”——答雅昌记者问（2016 年1 月）  （冯俊华）
王炜的诗剧：在政治和地缘之间  (王年军)
【孙文波研究专辑】
认同之诗，或经验主义的四重根——读孙文波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  （一行）
远游风景的叙事之维——孙文波与新诗的山水纪游传统  （朱钦运）
“在风景中成为风景”：旅途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为例   （纪梅）
【问题与事件】
铁做的月亮——《我的诗篇》英文版和同名纪录片的书评兼影评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张雅秋译）
【两岸诗的视野】
翻译的政治：冷战初期台湾和香港对现代诗的译介及其差异  （刘奎）
80年代后两岸政治诗中的暴力修辞   （吴丹鸿）
【当代诗研究】
界内／界外：论李亚伟诗作中的历史狂想与地理移动   （林佩珊）
一种古老的成熟—— 论现代汉诗的句法   （赵飞）
【访 谈】
八个问题的回答及其他：卞之琳访谈
我记忆中的卞之琳先生   （三木直大）
本辑作者/ 译者简介
编后记

文摘
（节选）认同之诗，或经验主义的四重根—— 读孙文波长诗《长途汽车上的笔记》
一 行
结语：作为“认同”的诗
在上文中，我们看到了《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是如何植根于对自然、历史、语言和自我的领会，并从这四重维度的统一或共属关系中获得经验的整体性的。从诗的言说来看，孙文波在寻求“认识”或“理解”的同时，也具有一种对“归宿”或“归属感”的冀望。诗中的“旅行”，作为一种在世间和在语言中的漂泊、浪迹，最终仍然是为了寻求归宿。这一“归宿”并不是任何确定的地方，也不是任何人、家族或家宅，而是某种肯定性的认同。在诗中，这种认同的踪迹若隐若现，潜藏于自我对山水的热爱、对历史的同感、对语言之命运的珍视之中。最终，这一认同是对自然、历史和语言之统一体的归属，也就是对我们所在的文明的归属。由于诗人是通过写作来确认这一归属性，因此，他会更强调这一认同的语言性质。“在共同的语言中，才能找到归宿感。”（“之六”第9节）可以认为，“语言民族主义”或对一个“语言性的祖国”的爱，构成了《长途汽车上的笔记》的隐秘意图。
孙文波诗中隐含的这样一种认同，可能会引起两种误解。第一种是将其误解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某种形态。《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中出现了大量的怀古之思和对古汉语诗文的征引，其中确实有作者对文明传统的深刻感情；而诗中对现代工具理性（商业和旅游业）毁灭“山水”的批判，也确实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性”的部分态度。然而，这些并不就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在孙文波对历史中的权力和暴力进行反思时，他所依据的，显然是现代文明中的人道主义理念；而诗中透露出来的“当代诗的语言立场”，也是对现代文明中的异质性、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肯定。孙文波主张“语言的变异”，在现代汉语的系统中吸纳、转化古典语言和其他语言方式，而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可能接受的。这样看来，孙文波所认同的，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朝更丰富和开阔的境地演变的文明，它虽然永远携带着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但更重要的却是它的未来——这是一个“正在到来的现代中国”。事实上，正如文明的生命在于其自我更新的能力一样，“汉语—祖国”在今天主要显形为作为兼容性的开放系统的“现代汉语”，显形为由现代汉语塑造和构成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这一“祖国”的生命，就体现为我们的生活是否有自由和德性，体现为现代汉语是否有活力（可能性空间）和定力（实在感）。对这一“祖国”的认同，意味着努力去拓展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现代汉语的可能性空间，赋予它们更多的自由和德性。无需刻意保守，只要我们是严肃诚恳地活着，只要我们爱惜我们的母语并忠实于自己的切身经验，文明传统中那些最好的东西就自然而然地在我们身上活着，它们从未、也永不会死去。而“文化保守主义”由于过于刻意地保存传统，反而窒息、妨碍了那些“活的传统”在我们身上的自然生长和更新，他们对德性的片面强调可能会压制我们的活力与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