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李今庸医惑辨识与经典讲析
定价：68.0
ISBN：9787030465801
作者：李今庸 著
版次：1
出版时间：2016-01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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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医惑辨识
我对《伤寒论中消化器证候》一文的几点意见
去年(1956)春天，我读了陈方云先生大作《伤寒论中消化器证候》一文后，觉得里面有不妥之处，值得提出。当即我撰写本文，拟与陈先生商榷，但终因我长时间被疾病纠缠，一直未能纂写。现值党号召我们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加之一些同志敦促我将本文发表，故特现在将原稿略加修改，予以发表，来和陈先生商讨，并就正于海内同道。
一
《伤寒论》是祖国医学的一部伟大的经典著作。它总结了汉代及其以前的医疗经验，发现了热性病在发病过程中证候变化的规律，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法则。因此，它成为了中医治病所遵循的规矩准绳，成为了每个修习祖国医学者的必读之书。
《伤寒论》根据热性病在发病过程中证候变化的规律，把它划分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六经为病)。此六者又是相互连贯着而保持整体观念。其中每个证候，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它孤立对待。陈先生把《伤寒论》中病候，机械地分为发热证候、疼痛证候、呼吸器证候、消化器证候、泌尿器证候、神经性证候等独立证候，是有些不适当的。
陈先生的分类方法，把《伤寒论》中凡是具有“发黄”、“呕吐”、“便秘”、“下利”、“胸满”及“结胸”等字样的条文，不分其在各该条中所占的地位轻重或主次，概罗列在这篇“伤寒论中消化器证候”里。不知陈先生亦写伤寒论中其他证候的大作时，对这些具有发黄、呕吐、便秘、下利、胸满及结胸等字样而又有其他症状的各条，亦作如何处理?
再说，陈先生对证候搜罗工作，做得也不够好。《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条共113方，实包括六经八篇及“霍乱”和“阴阳易瘥后劳复”两篇在内。然陈先生对“霍乱”和“阴阳易瘥后劳复”两篇的所谓消化器证候，只字未提。六经各篇中消化器证候所附的法治也遗漏得不少，尤其是针灸疗法，则陈先生更没有提一句。
众所周知，《伤寒论》是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论治”，其运用方药是非常灵活而微妙的。例如，《太阳病篇》第22节“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与第174节“桂枝附子汤”二方，仅药物分量上的相差，而治疗的病候迥然有异；《霍乱病篇》第386节中仅病候上“用水”与“不用水”的不同，而采取“五苓散”、“理中丸”的处方，则显然区别。
然而，陈先生根据自己的机械分类方法，来归纳方药功效，罗列若干药方所适应治疗的证候条文，然后在各条中找出相同的药物，再找出相同的证状来进行分析。这样，十分明显，是与《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不相合。它只能不适当地夸大某些单味药物的作用，而忽视中医用药的复杂性与灵活性。另外，还能使对某些药物的功效得不出结论，或者得出错误的结论。这里且举一个例子，如《太阳病篇》第51节与第92节，仅只“脉浮”、“脉反沉”之不同，则前者即用汗法的麻黄汤，而后者即用温法的四逆汤，这真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若照陈先生的方法，那么，这两条中相同症状主要为头痛发热，两方中相同药物即甘草，其结论就是甘草有治疗头痛发热的作用。试问甘草能治疗头痛发热的症状吗，显然是不可能。
二
陈先生在“伤寒论中消化器证候”一文“便秘”项下说:“……综合以上十三条条文，有潮热、谵语二证，与便秘合并者为多数。很明显的，作者认为阳明病之潮热、谵语，其因在于胃中有燥屎，必用泻药以泻之可愈，所以全部用泻药。然而恰巧肠窒扶斯的后期便秘，也可能有潮热谵语，若用泻药，即可促进其肠出血；又胆道发炎时，也往往潮热、谵语、便秘等三证合并，若用泻药，即可促进其胆道化脓。所以这几条条文，认为不包括肠窒扶斯及胆道病在内，方为合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肠窒扶斯及胆道炎症，固不可以西医学上的泻下药物纯粹通便，但采取中医学上“攻下疗法”在通便的同时，消除患者的一切病痛，使之恢复健康，似乎未尝不可。如阑尾炎症在西医学上一向认为禁用泻下，但中医学上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黄牡丹皮汤”，曾经湘雅医院医学博士杨海钟氏临床证实对阑尾炎症的治疗，起到迅速的效果(1)。陈先生把西医教科书的单纯通便作用与中医学上的攻下治疗方法混而为一，是值得商量的。
余云岫根据太阳病篇第140节“太阳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的条文，认定结胸证为肠窒扶斯的肠穿孔以后腹膜炎。陈先生对这种看法，前面说“这个解说，是很有理由的”，后面说“不过我以为肠穿孔以后腹膜炎，乃是必死证，而仲景对此，曾用大陷胸汤等峻泻药，见于134、137、138、139、110等五条，难道这样重证，仲景都不云觉察，而贸然用峻泻药以速其死么?我个人是不赞成这样见解的。”当然，结胸证是否包括有肠窒扶斯的肠穿孔以后的腹膜炎，现在无法判定。然陈先生硬以为肠穿孔的后腹膜炎是必死证，来完全否定结胸证是指肠窒扶斯的肠穿孔以后腹膜炎，的确尚未免武断。赵国哲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症”，就有许多西医大夫认为是不治之证，而结果是被中医治愈了的(2)。因此，我觉得陈先生对结胸证是否为肠穿孔以后腹膜炎的结论，下得有些嫌太早。
三
陈先生在“伤寒论中消化器证候”一文里引徐灵胎序尤氏《金匮要略心典》说:“伤寒论中113方，皆自金匮治杂病方中检入，故伤寒之方，又无不可以治杂病。”故张仲景原著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3)，后世把它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4)。考《伤寒论》中113方，皆自金匮治杂病方中检入，是不妥当的。
诚然，伤寒之方，无不可以治杂病。但纯说这是一种对症疗法，我个人是不能同意的。谁都知道，《伤寒论》的治疗特点是随着证候的变化，而采取各种不同方式的治疗，所谓“辨证论治”。它是一种综合全身病候而施治的“整体性”证候疗法，与西医教科书上的温巾之热敷、冰袋之冷罨、醋柳酸之解热、吗啡之镇痛等的纯粹性对症疗法，有着天壤之别。陈先生把中医学上的整体性证候疗法与西医学上的单纯性对症疗法混之不分，殊觉太不恰当。
陈先生对待伤寒论中的方剂名称，也表现得嫌粗率。“《伤寒论》中消化器证候”一文的呕吐项下，把《太阳病篇》第33节葛根加半夏汤写成葛根半夏汤；第175节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写成黄芩半夏姜汤；下利项下，把《太阳病篇》第34节葛根芩连汤写成葛根加芩连汤。这样，只能给读者一个影响。使读者把葛根加半夏汤误为葛根和半夏二药，或者误为葛根汤与(小或大)半夏汤合剂的复方；把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误为黄芩、半夏、生姜三药；把葛根芩连汤误为葛根汤再加芩、连。尤其在便秘项下，把《太阳病篇》第177节桂枝附子汤或去桂加白术汤，写成桂枝附子或白术汤，更易令人摸不清头脑。至若下利项下，把《少阴病篇》第38节四逆散写成四逆汤，不知为陈先生粗心，抑或排版之误?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5)，说人体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机体”。其机体各部活动经常“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保持平衡状态，则即健康无病；反之，这种平衡状态被破坏，则机体就要发生改变———疾病或死亡。张仲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根据有机体在疾病的发病过程中所处的各种不同状态，分别采用当时所流行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调协阴阳使之归于和平，即所谓调整机体功能，恢复其平衡状态。
因为如此，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法，直到现在，依然为中医方药治病的主要方法。尽管汗、吐、下后事故迭出，毕竟为庸医所造成，汗、吐、下等法本身不任咎也。然而，陈先生撇开《伤寒论》中“当吐之”、“宜发汗”、“下之则愈”等文不管，仅据其下后如何如何，一味说“当时所流行的汗、吐、下三法，委实贻误病人不浅”，这是不合乎客观事实的。
陈先生还说:“在第三世纪，还没有细菌学及病理解剖学，试问当时的学者，用什么做据点来分别传染病与非传染病呢?所以这种说法(指主张伤寒论即传染病论的说法———笔者)是与辩证唯物史观点有距离的。”其实，在我们劳动祖先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从同一地区同时发生同样证状的疾病的现象上，早已经认识到某些疾病具有传染能力，并且容易相互传染。他们把这种容易相互传染的疾病，曾特称之曰“疫”。所以祖国医学的一部古典医籍《黄帝内经》里，《补刺法论篇》就有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6)的文字记载。
的确，我们只有以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一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才能够得出一个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陈先生斥责的说法与唯物史观有距离，可是自己却也不从医学发展上特别不从祖国医学发展上去看问题，而仅凭古时没有所谓细菌学及病理解剖学，就硬说古人完全不能分别传染病与非传染病。这种说法，与唯物史观也并没有共同之点。
结语
祖国医学，是我们祖先数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里面蕴藏着十分宝贵的内容。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中西医团结一致的共同努力下，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人群。但是，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处在封建社会，使祖国医学得不到健康发展。因此，这个有关“生、老、病、死”的继承、整理、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重大责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我们这一代医学工作者两肩。我们必须积极地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观点，以便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方法，不唯心、不臆度、不武断、不附会、实事求是地从事祖国医学的研究。这样，才能使祖国医学随着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才能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继承、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有好处。
附记
本文所称第几条第几条的条次(或“节”)，凡是引述陈先生原文者，均系按照陈先生文中所称之条次写出；其余者，则系根据唐宗海“伤寒论浅注补正”的条文次序而称。
(1)叶橘泉.古方临床之运用.1952年12月出版。
(2)贾兰文.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救了我的孩子.健康报，(412)，1955年11月18日。
(3)成无已.注解伤寒论.上海千顷堂书局.1955年7月出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集》)。
(4)章巨膺.黄珍儒，中医历代名著简介.重版.上海中医药杂志，1956年3月。
(5)王冰.黄帝内经素问.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2月出版。
(6)马元台，张隐庵.合注素问灵枢.重版.锦章书局.1955年6月出版。
(李今庸，1957年6月15日写自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1961年4月25日补抄录于湖北省中医学院，载于《中华医学杂志》1995年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