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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文杰，就职于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宁波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多个国家、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代表性著作有《悦·读宁波》《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书香月湖——江南士人的精神构建与历史流变》《水·化宁波——江南濒海区域水利文明的演进与表现》等。
　　
　　黄炜茜，就读于宁波市惠贞书院。
内容简介
　　《浙江戏曲文化史》是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借助戏曲研究新成果、新发现，抢先发售全面论述浙江戏曲文化发展史。
　　《浙江戏曲文化史》在比较中考察浙江戏曲各个历史时期的繁荣与衰落，在联系和发展中考察浙江戏曲艺术的发展轨迹，揭示浙江戏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并进行逻辑总结，规律探求。同时引入文化地理学、艺术地理学，拓展戏曲文化理论研究的范畴，改变长期以来对戏曲文献的注重，而对民间戏曲的研究不足。通过发掘与探索浙江戏曲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
目录
绪论 浙江的文化生态与戏曲的文化内涵

第一章 古代浙江文化与戏剧的萌芽
第一节 浙江史前文化与上古歌舞
一、浙江史前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特征
二、史前文明与戏剧基因的萌芽
第二节 先秦的巫觋文化与艺术积累
一、华夏文化的多元起源与越文化
二、原始宗教的乐舞祭神及其演变
三、越文化的特点与艺术沉淀
第三节 浙江区域的变迁与戏剧的初成
一、从春秋至中唐的区域变迁与城市发展
二、百戏的演变与戏剧的雏形
三、文化转型与浙江的戏曲元素

第二章 南戏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江南的崛起与南戏的诞生
一、唐宋文化变革与市民阶层的形成
二、雅俗合流与市民文艺的勃兴
三、两浙的经济文化与南戏的诞生
第二节 南戏的成熟与表演形式
一、南戏的境遇与声腔流变
二、南戏脚色体制的产生
三、南戏舞台表演的组织
第三节 南戏的剧目生产与意义建构
一、《张协状元》与市民阶层的婚变戏
一、目连戏与戏曲发展的民间之路
三、南戏遗存与文化意义的生成

第三章 南戏北剧时代
第一节 元杂剧的形成与发展
一、从宋金杂剧到元杂剧
一、元杂剧的文化生态
三、元杂剧剧目与人文精神
第二节 北杂剧的南下与南北曲的融合
一、江浙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北杂剧南下
一、杭州的杂剧演出与剧目特点
三、南戏与北杂剧的融合
第三节 元代浙江南戏的发展
一、《错立身》《小孙屠》与元代早期南戏
一、四大南戏与市民的伦理诉求
三、《琵琶记》与教化伦理的强化

第四章 明清传奇的辉煌
第一节 明代南戏的繁荣
一、明初南戏的三种形态
一、南戏诸声腔的兴起与竞胜
三、明代浙江南戏繁荣的文化背景
第二节 明代戏曲作家群体与主要剧目
一、浙江传奇的繁荣与名家名作
二、杂剧的雅化与浙江杂剧的变迁
三、文化的自觉与戏曲理论的阐述
第三节 明末清初昆曲的全盛
一、明清变迁与江南文人的昆曲
二、城市消费与昆曲的世俗流播
三、祭祀演剧与昆曲的民间文化表达
……
第五章 清代以降地方戏的发展
第六章 当代浙江戏曲的发展
参考文献
前言
　　收到黄文杰发送的《浙江戏曲文化史》文稿，即迫不及待地打开文档，认真地阅读了这部新鲜出炉的著作，一股文化与戏曲艺术交糅、历史性与地域性并举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戏曲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但戏曲的发展不仅仅是艺术本身的事情，而是与社会诸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戏曲是社会诸系统共同作用的产物。黄文杰的这部《浙江戏曲文化史》，突破旧有的戏剧史即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以整体性、立体化、贯通性的历史视野和通史的面貌，高度概括戏剧史料，融合文化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知识，将几千年浙江文化复杂的发展囊括其中，勾勒了浙江“大戏剧”的图谱，显现了作者独到的史识与学识，这对于浙江戏曲艺术研究来说极富意义，为我们把握浙江戏曲艺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视阈。
　　文化具有历史性与地域性，文化的魅力也在于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戏曲作为文化现象之一，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阶段、具体的地理环境，才能揭示其本身的魅力。黄文杰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其基于中华文化格局对宁波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已经出版的《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书香月湖——江南士人的精神构建与历史流变》等多部专著。他对于浙江文化发展有着独特而深入的把握，这是建构浙江戏曲文化史的良好基础。浙江文明史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以及春秋以降的越文化等，这是浙江的源头文化。秦汉以后，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融；到唐宋，越地商业文化繁盛，平民阶层兴起，推动新型文化的产生。明清海禁之后，文化曲折发展。至近代对外开埠，中国文化交汇碰撞；及至改革开放以后，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与历史文化特性。文化的历史性、地域性不仅决定着艺术的表现形态，也深刻影响着艺术的内涵发展。浙江文化以独特的文化生态深入参与戏曲文化样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成为中国戏曲文化最为重要的形塑者之一。
　　以第二章“南戏的产生与发展”对南戏诞生的论述为例，作者指出“江南城市的突出特点是以工商业为核心，经济繁荣，百姓闲暇时间增多，这为休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以江南宫廷与州府为代表的官方消费群体和以城市市民为代表的普通消费群体并行发展，有力促进了社会休闲从业者规模的急剧扩张”，“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在大众文化创造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平民社会在两宋的兴起，可能就很难产生成熟形态的中国戏曲”。在南戏产生之初，大量剧作与科举相关，诸如《张协状元》《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及至后来的《琵琶记》《荆钗记》等，反映了宋代浙江科举的兴盛，体现了科场奋战的艰难、酸辛与荣耀，也记录了进士“富贵易妻”现象的道德评判，而这种价值观表达的背后，正是以平民为代表的新兴消费阶层的所想、所需所构成的市场需求。扩而言之，南戏兴起与唐宋之时中国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向南方转移的大背景、中国社会大变革相关。当时的江南，以商业为主体，包括手工业、服务业、文化业、娱乐业等诸多产业在内的市民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城市由商品消费地上升为不同层次的商品经济中心，从而确立起有别于农耕经济的物质文明形态，杭州等新兴浙江城市成为当时江南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日益呈现市场化的趋势。而宋代大力发展教育，推行科举，教育主体向平民过渡，在这种制度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制度可能，大众教化与“精英教育”传播互为层次、共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下沉与平民文化的崛起。这正是南戏诞生的文化基础与南戏科举戏盛行的社会背景。
　　显然，历史性与地域性是作者论述的两个基本维度，论者关注的是什么样的戏曲在什么样的历史状况中出场、生发，它为戏曲史带来了什么深刻的东西。这其中，关于“时代发展”“城市变迁”“市场需求”与“戏曲发展”的关系的讨论，是论者的基本视角，也是著作最着力也最为深刻的部分，这些论述在著作中形成一条基本的学理脉络。这里包括唐宋文化变革与市民阶层的形成、市民文艺的勃兴、江浙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北杂剧的南下、明代中叶浙江资本主义的萌芽、晚清盛世的消衰与西风东渐，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转折。具体诸如第三章“南戏北剧时代”第二节“北杂剧的南下与南北曲的融合”中“江浙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北杂剧南下”，第四章“明清传奇的辉煌”第一节“明代南戏的繁荣”中“明代浙江南戏繁荣的文化背景”、第三节“明末清初昆曲的全盛”中“城市消费与昆曲的世俗流播”，第五章“清代地方戏的兴起”第二节“晚清戏曲的消长与视野的开拓”中“滩簧小戏的兴起与江南文化新形态”、第三节“西风东渐与近现代戏曲”中“海派文化与海派京剧”“女性文化的变迁与越剧的兴起”，第六章“当代浙江戏曲的发展”第二节“改革开放与浙江戏曲的现代境遇”中“改革开放与浙江‘小百花’现象”、第三节“戏曲现代化与文化的传承”中“新型城市化与文化体制的改革”等，始终贯穿着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如何共同影响戏曲新形式的产生、发展的剖析，解释社会经济基础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纵贯的阐释构成一幅浙江文化演进的丰富画卷，是浙江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融合，揭示了浙江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与其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引领性，而其核心指向是对“戏曲”这一平民娱乐艺术本质的揭示：戏曲是以服务于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心理利益为根本目的，适应着民众的审美趣味，迎合着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唐宋以后中国艺术商品经济的主力军，并成为不同时代文化艺术转型的典型标志之一，体现着平民阶层的消费能力与文化自信。
　　基于对浙江文化史的把握，对影响戏曲发展诸种因素的充分关注，《浙江戏曲文化史》对于浙江戏曲发展的独特历程的把握，跨越了以往“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划分，而是有了依于戏曲内涵特征的清晰断代。《浙江戏曲文化史》整本书即按照浙江戏曲文化的变迁转型来安排章节，包括南戏、南戏北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以及当代浙江戏曲。对于每一种戏曲样式，作者集中论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作者，如：南戏时代的《张协状元》、“目连戏”；南戏北剧时代的杭州杂剧，《错立身》《小孙屠》等元代早期南戏，以及元末明初的“南戏之祖”高明的《琵琶记》；明清传奇时代的高濂《玉簪记》、屠隆《凤仪阁乐府》、孟称舜《娇红记》、周朝俊《红梅记》、以徐渭为代表的浙中派理论阐述、洪异《长生殿》、李渔《十种曲》；清代以降地方戏时代的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袁雪芬为代表的女子越剧；当代的以茅威涛为代表的“小百花”越剧等。作者将这些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艺术规律中去判断，让我们感受到浙江戏曲的丰富，感受到时代潮流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方式生机勃勃地发展、律动着。用本书作者的话说，是“以历史发展为序，着重于‘生成’与‘转型’两环节的探析。即把重点放在南宋时期戏曲生成的‘轴心时代’，从元到明清实现南戏到传奇的跨越，从清中叶到民国之间地方戏、滩簧戏的崛起，以及当代戏剧组织形式历经重组引起的变迁过程之上。不仅着力于梳理戏剧形态的‘血统’和‘世系’，更关注这些重大戏曲艺术现象与艺术思潮、地域文化环境之间关系，透过戏曲文化这一具体文化表征的表现形态、发展轨迹的实证分析，开掘浙江文化精神的神秘图式与浙江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充盈发展与历史转型过程”。
　　《浙江戏曲文化史》在追溯乐人逐商人迁徙，驱动戏曲扩张、流转，表现商路即戏路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浙江人的文化能力，即超越原生地理环境，与周围环境扩散交流融合创新的能力。浙江文化与中华文化7000年以来一直有着深刻的对话，及至中唐以后，作为中华文化的区域文化逐渐上升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文化中心之一。开放性、引领性是浙江文化的鲜明特性，也是浙江戏曲创新进取的重要力量源泉。本书作者黄文杰从浙江遥远的史前文化开始，梳理中国戏曲的源流，以浙江文化独立的发展过程来构建浙江戏曲文化史的区域独立性，但他同时将他对浙江戏曲的把握与中国戏曲的整体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优”，汉代的“角抵戏”，唐代的“参军戏”，北宋的杂剧、目连戏，以及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以降的地方戏，展现戏曲本身作为典型中国文化现象的生成过程。正如黄文杰所说，“统观历史发展，戏曲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纷繁复杂的演进，最终在浙江诞生的具有总结性意义的文化产品”。就南戏产生而言，没有诸色艺人纷至沓来，各种民间技艺云集于温州，与温州民间祭祀中源远流长的巫傩表演相融合，就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同样，没有南戏对南下北杂剧的借鉴，就无以产生体制宏大的明清传奇。而近代上海，成为全国众多娱乐团体汇合的场所、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聚集全国最多的剧种，以及被喻为“西洋派”的学堂乐曲、西洋音光、电影和话剧等，由此成为浙江近代诸多剧种，包括越剧，以及甬剧、姚剧等诸多滩簧戏发展的文化熔炉。一部浙江戏曲文化史，集中展现了中国戏曲的形成、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文化相融相生、转化创新的特点。戏曲的繁复绚烂，远远超过唐诗、宋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戏曲集中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粹。
　　在这部著述中，也反映出作者广泛阅读并借鉴戏曲研究理论的努力。作者引用冯建民的观点，深入论述中国戏曲“全面程式化”的鲜明特点。全面程式化包括表演程式化、剧本程式化、角色程式化、音乐程式化、服饰程式化等，上至理论性的艺术观、创作观和审美观，下至实践性的表现方法、手段、技巧，贯穿在极为复杂的戏曲这一综合艺术中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歌舞”与“故事”的融合。程式化作为一种舞台表现，从生活而来，但又对生活形式实现了规范化、偏离化、陌生化、虚拟化，丰富了中国百姓的想象力，满足了观众对琐碎、零散、拖沓、偶然和庸俗生活的超越，最终凝结为一种可观可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符号体系。而这种文化符号创作的个性化与开放性，又给予戏曲这种艺术形式以蓬勃的生命力。比如周信芳依据自己的嗓音特色，个性化的道白、唱腔和装扮，塑造出一批典型人物，开创独特的“麒派”。多彩的艺术流派丰富了戏曲文化的宝库，但艺术流派的最终形成来自集体的认同，最终上升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进一步而言，中国戏曲接续和延伸了中国古代“诗言志”的传统，“曲”的诗歌意义始终成为关注的第一位，是戏剧舞台艺术的审美核心，中国戏曲最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是情感的抒发，剧作者是借故事、借人物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演员需要拥有诗人的艺术修养，还需运用诗歌的思维逻辑和技艺形态在戏曲舞台上创造诗的意境。诗性是浙江文化的典型表征，也是戏曲这种以情感为本位的艺术最为突出的特征。黄文杰指出，“这种诗性，是用艺术形象立意，体现温暖的人间情怀，对生命的慰护与关怀，味俗但隽永，温情而怡逸，它关注一种整体意境、意蕴、情趣、意趣的诗意领悟，由此去构筑物我一体的诗意天地，化生自由超拔的诗性心灵”。这里包含着一种人与宇宙和谐共振并包蕴了共通情感的“审美形而上学”，即所谓“道始于情”“道止于情”。至晚明，《牡丹亭》等传奇的诞生，代表着生命最高的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与诗性气质，最大限度地超越了文化实用主义。文人、士大夫和学者用大丈夫的柔情创造出一个可爱的理想模型，实现了对庸常生活的超越。也正是在这个诗性与审美的环节上，江南文化、浙江文化显示出对儒家人文观念的一种重要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戏曲审美生活代表着江南诗性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之一。
　　戏曲的精神辐射力，更深刻地体现在它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上。戏曲的精神和民族精神同在。戏曲的叙事性，又以表现善与恶、忠与奸等两种对立的伦理道德力量的冲突为主，这使其带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结合艺术效果后会对观众的思想乃至社会舆论形成极大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味乃至文化性格，都受到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部戏曲文化史实际就是中华文化史、价值史的浓缩。尽管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价值取向有着极大的差别，民间却没有纯粹意义的“艺术”，其生活情态与艺术形态是融为一体的。《浙江戏曲文化史》作为阐述文化史的著作，还旨在揭示两大阶层之间博弈、整合、增生的过程。如第一章“古代浙江文化与戏剧的萌芽”中“原始宗教的乐舞祭神及其演变”“文化转型与浙江的戏曲元素”，第二章“南戏的产生与发展”中“目连戏与戏曲发展的民间之路”“南戏遗存与文化意义的生产”，第三章“南戏北剧时代”中“四大南戏与市民的伦理诉求”“《琵琶记》与教化伦理的强化”，第四章“明清传奇的辉煌”中“明初南戏的三种形态”“浙江传奇的繁荣与名家名作”“杂剧的雅化与浙江杂剧的变迁”“祭祀演剧与昆曲的民间文化表达”，第五章“清代地方戏的兴起”中“文学本位与文人戏曲的案头化”“花部的兴起与浙江乱弹腔系源流”“盛世消衰与昆曲的民间化”，第六章“当代浙江戏曲的发展”中“诗化越剧与戏曲艺术的探索”“作为非遗的戏曲及发展探索”，始终体现着这两大互有抵拒又持续对话的文化力量对于戏曲文化影响的讨论，揭示戏曲不同形态的历史分离、渗透与融合。就总体趋势而言，戏曲发展是雅俗合流，以俗为主，民间力量构成了戏曲发展历史的真正脉络；而就戏曲与民俗的历史关系而言，戏曲从民俗文化活动、祭祀活动中逐渐脱胎、分离、独立并走向精致。
　　本书以文化史的格局立意，使我们超越了就艺术而谈艺术的局限，而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浙江内在的文化生态结构，看到戏曲作为民族文化精粹所传承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统一性与丰富性，看到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看到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刚柔并济、两极共存的文化品格，以及戏曲表现出种种民族文化特点的深层次原因。中国戏曲根植于中国文化，它与中国人的生活日常、文化习俗密切联系，强调系统整体和谐，强调道德共识、情感共鸣，“极高明而道中庸”，“人伦日用即道”，体现着强大的民族耦合能力。比如中国戏曲的“戏剧性”追求在于是否“有戏”，表现为丰富的谐谑内容与谐谑心态，表现为叙事外壳中包含着的深厚的抒情内容，表现为新异曲折的故事与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表现为高超的四功五法技艺，表现为悲中有喜、喜中有闹、悲喜交融、悲喜相乘的戏曲格局，以及对伦理道德高台教化的追求。这种讨论更接近戏曲本然的生存形态，这种艺术文化史的梳理，有利于当下把握对戏曲艺术的传承，即戏曲在当今如何突破既要与现代化、全球化的生活接轨，又要成为反抗一体化、反抗文化整合的根据地的生存困境。戏曲不能局限为一种镜框式艺术来传承，不能局限于每一个剧种的表演体系、唱腔音乐体系，而是要考虑每一个剧种的个性、神韵以及与观众形成牢固默契的艺术特点，以及戏曲根本的美学精神、文化内涵与文化生态。从文化的角度看，戏曲面临的更为深刻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传统戏曲中一些沦肌浃髓的地方文化特质——包括地方方言特殊的诗歌性、音乐性，以及科诨念白中隐藏着笑话、传说、典故、风情、民俗、人物等感性经验的笑点，具有地方集体意象的象征、隐喻、类比等对话、潜对话——都日渐陌生化的问题。作者始终关注的戏曲发展与城市转型、市场需求关系的讨论，对戏曲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并重新获得新时期的新观众的青睐，富有现实意义的启发。
　　黄文杰是我的学生，近几年来在文化研究上勤奋著述。非常高兴看到他对于浙江戏曲文化史的深耕细作，认真梳理，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浙江戏曲剧种繁多，面广量大，历史悠久，地位重要，文化底蕴深厚，体现了浙江文化精神，是浙江人创造智慧的重要源泉。戏曲文化是中国优秀文化的标志之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遗存最丰富、最具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之一，戏曲文化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其价值不能忽视。戏曲的继承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民族传统文化全局，关乎中华文明血脉传承。在这个意义上，阐述浙江戏曲文化史，实际上是将戏曲艺术与浙江历史、社会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一种民族精神与文化的高度，这对于我们守卫戏曲这一民族共有财富的工作的重要价值和深刻意义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从文化史的高度，我们更深沉地感受到戏曲艺术的价值与魅力。戏曲在艺术上仍处在生长期，吐故纳新，形成新时代的艺术传统是当下戏曲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戏曲理论工作者更应该以厚实的根基，富于创新的精神、魄力和胆识，张扬个性、激情与活跃的智慧，在戏曲发展的表象中，寻找出戏曲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黄文杰的努力，对于浙江戏曲史的研究和对戏曲史研究范式的建构，一定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