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导 言 理想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

一、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力场中

二、历史进步的终端

三、书写“想象史”

四、如何重读《大同书》

第一章 大同主义的兴起与康有为的大同说

一、复数的“大同”与大同观念的崛兴

二、康有为大同说的形成

三、永远的“未定稿”

第二章 《大同书》中的视觉性与方向感

一、那道俯视的目光

二、内外之别与平面视角的展开

三、热和冷的交融

第三章 人性的“历史化”与中国思想的转向

一、“人道”:一个居中的位置

二、心物交融的共感网络

三、人性的历史化

四、从善恶到苦乐

五、转向“苦乐”

第四章 在大同之路上徘徊前行

一、以兵弭兵的“去国界”之旅

二、一波三折的“去形界”和“去家界”

三、“去种界”中的种族主义

四、“类”的解构与“仁”的限界

五、阴阳史观

第五章 大同世界的生命、生产与生活

一、身体、权利与“天民”

二、生命周期管理

三、大地统计学与公有经济

四、大同政治体系与时空重构

五、大同世界的日常生活

第六章 理性主义与“纤悉之治”

一、追求“纤悉之治”

二、“规划社会”的思维模式

三、无法消化的“畸零”

四、走进历史的单向街

结 论 规划社会与中国的“现代性”

一、重审大同世界

二、为何说《大同书》是“现代”的

三、苦与乐的辩证法

附 录

征引文献

后 记

精彩试读

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运转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规划，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会成为一个“规划社会”。我所说的“规划社会”是指相信规划(及其周边的相应措施)是唯一有效治理手段的社会。因此，通过对资源和需求的全面掌握(统计、预算)、合理配置(计划)和对执行过程的严密监控(管理、调节)，将使整个社会有条不紊地达到一个完善境界。为了表述简洁起见，在下文中，我把这套信念统称为规划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理性主义在政治、社会问题上的具体表征)。

与崇尚零敲碎打、因事制宜的思维模式不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式更看重预先构想和全面掌控事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模式并不彼此排斥，而是各有其妙，完全可以并行或互补。但规划主义的信徒倾向于认为，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太过随意，像康有为用来打比 方的那个糊涂建筑师一样，无法有效实现既定目标，甚至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而“意想不到”是充满风险、令人不快的。在美学效果上，这两种思维也各有偏好:零敲碎打的思维方式更为推崇随机性、复调性和(相对的)散漫性——至少也更为包容，把“天然”(当然， 实际上常是经过精心锤炼，而又精心抹去锤炼痕迹的“天然感”)看作美的最高境界;规划主义的思维模型则更喜欢整齐、一致、严密的风格，强调“人为”控制下的秩序感。

规划社会不同于乌托邦，倒毋宁是乌托邦的现实对应物。不过，它们在思维方式上都是规划主义的产物，而规划主义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这提醒我们注意如下事实:在《大同书》写作的20世纪初，“现代性”还在中国舞台侧边徘徊，准备随时登场，但是这本书 已经泄露了规划社会在中国降临的消息。因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观察规划主义(或更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同时构建或想象“现实”和“理想”的。如今，穿过20世纪的漫天风尘，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中国却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规划社会。重读《大同书》，将目光聚焦于规划主义，从“理想”层面出发反观“现实”的历史，或许为我们重新领悟中国的“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规划社会在中国的来临，与西方的冲击密不可分。不过，也要注意到的是，中国历史上也曾流行过一种风格近似的思维。冯友兰就注意到，西汉经学“好系统，喜整齐”。在其代表人物董仲舒笔下，宇宙仿佛一台性能完好的巨型机器，由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齿轮构成，遵照固定的周期和程式，一步不差地持续运转。因此，人的所有活动也都需要经过精心安排，以准确应和天道的变化。此外，那一套方直板正的十进制空间结构，至少也潜在地受到了“(天圆)地方”说的影响，在早期文献中亦不乏类似图式。在此意义上，《大同书》也可看 作某些中国早期思维方式的复活——事实上，它们也许从未完全死亡，而是长期(至迟从宋以后)处在休眠中，此时则在西学中类似因素的刺激下霍然重生。

但也需要注意两个重要的差别:首先，早期思维偏重于齐整，但很少考虑流畅、效率等价值——可以说那完全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内;其次，汉人对“系统”和“整齐”的喜好意在响应天道的要求(因此这种秩序是早就存在于事物中的，只是隐而不彰，需要人将其辨识出来)，而在康有为那里，它们出自人的谋划，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人的需求。二者表象上不无相似，理路上却有“天”“人”之别。不妨比较一下大同历与《礼记·月令》，不难发现，这两套时间秩序的背后是两种理论预设:前者着眼于如何为人提供方便，后者对人事活动的详密规定则是为了因应天时。因此，《大同书》的理论前提更接近近代欧洲产生的那种新观念:“计划是诉诸理性的规范，而不是在存在中早就起作用的那种秩序”;“能动者是在建构秩序，而不是合乎那些已在‘自然’(天性)中的秩序”。合理性并不来自天授，而是理性的创作;它为了人的需要产生，并始终属于人的世界。

需要规划的不只是空间，也包括时间，《大同书》中收入的《大同合国三世表》和《人类进化表》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范例。在其中，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被细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特点都清楚地罗列其中。然而，尽管已经明了历史行进的方向和目标，我们仍需根据种种迹象分辨自己所处的时段，据以规范自己的言行和需要，小心翼翼地保持各种因素的平衡，警告自己不能任由主观愿望肆意驰骋。即使我们所在的历史阶段远非自己的期望，也仍然需要保持足够耐心，“视其分疏以为进退”，“权其轻重以为去留”，绝不可不顾现实，轻举妄动。它对决策者有很高的要求:既要了解世界的复杂性，预备“曲礼三千之繁”，亦要维持条理的秩序，使虽“多积而不滞”;既要知晓表面冲突的事物在本质上本来“并行而不悖”，又能使万物“各得分理”“各合事宜”。

这也意味着，一个好的社会必定存在一个强大的中控室:它是社会的规划者、设计师、掌舵人，历史进步的守望者。它密切关注局势变化，准备随时调整历史钟表的齿轮。中控室的意象完美贴合了康有为心中的“圣人”形象:他高瞻远瞩，地位超然，不必受任何普通道 德尺度的制约。比如，孔子为“改制”而“托古”，看似满纸谎言，完全违背了“硁硁必信”的规范，但圣人其实别有苦心，完美演绎了“以智为导，以仁为归”的理念(参看第三章)。这就是孟子所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意思。此是“大人之德”，绝非“小 人”所知。我们知道，康有为一向以“圣人”自居，他当然也是以“大人之德”而非“小人之德”来要求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