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本央行理事亲历政策现场，次从决策者视角还原日本经济“失去三十年”的真实逻辑
作者门间一夫长期参与日本货币政策制定，曾任日本央行调查统计局长、企划局长、金融政策担当理事。本书以政策制定者的一手经验，重新审视备受讨论的日本量化宽松、通胀目标、利率政策等重大经济议题，为提供区别于一般经济评论的真实信源和深度视角。

·紧扣日元波动、日本央行加息等财经热点，理性审视日本经济政策的得失与未来
近年来，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调整、日元走势变化、日本经济复苏与结构性矛盾持续成为全球关注热点。本书从日本央行内部视角解读这些现象背后的政策逻辑，同时以日本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低增长常态的前提下，兼顾增长、分配与财政可持续性的政策框架。

·颠覆“失去三十年”的流行叙事，重新理解低增长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究竟是政策失误、改革不足，还是成熟经济体然面临的发展挑战？本书突破传统解释框架，从人口结构、收入分配、企业行为、货币政策边界等多个层面，揭示低增长、低利率背后的深层原因，理解一个时代的经济转型逻辑。

·读懂日本经济，也是理解中国未来经济挑战的一把钥匙。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投资回报下降、消费增长放缓等议题日益紧迫。本书系统剖析了日本经济在低增长、低利率时代面临的深层困境：为何劳动力严重短缺却推不动工资上涨？为何企业利润屡创新高而个人消费持续低迷？为何2%的通胀目标始终可望而不可即？对于正在思考“增长之后怎么办”的中国读者，这本书提供了一套值得深思的参照系。
“失去的三十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停滞被归因于创新不足、企业保守、改革迟缓甚至国民缺乏进取心。然而，真相是否如此简单?在众多流行叙事背后，日本经济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深层约束?
本书以日本长期低增长问题为核心，对当代日本至关重要又饱受争议的经济议题展开深入剖析。作者曾长期任职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部门，他结合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与宏观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量化宽松、2%通胀目标、财政赤字、人口老龄化、企业留存收益等广受关注的话题。
作者指出，所谓“失去的三十年”并非简单的政策失败，而是成熟经济体在低增长时代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围绕这一判断，本书系统分析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性局限，探讨通胀目标长期难以实现的深层原因，并重新思考财政政策在低增长、低利率时代应当扮演的角色，直面政府债务、社会保障与增长战略之间复杂的权衡。
本书通过对日本经验与教训的深入分析，帮助读者理解成熟经济体增长的内在逻辑。面对人口老龄化、全球化重构和增长放缓等长期趋势，作者提醒我们：理解问题的本质，比追逐增长神话更重要。
前言 日本经济真的失败了吗
一章 日本经济复苏的希望为何未能实现
一场改变日本经济的货币政策实验
战后长景气周期，为何没有繁荣感
潜在增长率趋近于零的困境
日本能否重回高速增长时代
日本企业真的“不努力”吗?  

个人消费持续低迷的深层原因
劳动力短缺，为什么工资难上涨?
收入差距扩大如何拖累宏观经济

第二章 寻找低增长时代的新答案
日本不是“失败者”
欧美国家的生产率增速同样低迷
微观经验对宏观经济的误判
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为何无法创造长期增长
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面临诸多难题
数字化与绿色转型能否成为新引擎
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能否提升?

第三章 2%通胀目标：日本央行的一场长期实验
为什么日本执着于摆脱通缩
“量化宽松”到底改变了什么
量化宽松的“历史性功绩”
为什么日本长期陷入低通胀
日本物价难以上涨的真正原因
从短期攻坚到持久战的重大转型
收益率曲线控制：日本央行的新尝试
日本为何难以放弃2%通胀目标

第四章 货币政策的尽头：日本央行还能做什么
自然利率的持续下降意味着什么
当利率降到零，货币政策为何失效
废除现金，可行吗?
美联储对经济“日本化”的担忧
货币宽松是否会催生泡沫?  
货币政策的边界何在

第五章 财政政策的责任与挑战
日本财政是否会走向破产?  
推动利率上升的真正原因
日本需要缩减政府债务规模吗?
“明智财政支出”真的存在吗?  
现代货币理论缺失的视角
如何建立真正可靠的财政纪律

结语 在新的现实中寻找可能
门间一夫，著，瑞穗研究与技术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亲身参与日本金融政策制定的核心决策者之一。

在日本央行历任调查统计局长、企划局长，辅佐白川方明、黑田东彦两位行长。2012年就任金融政策担当理事，在白川方明行长领导下负责推动“2%物价稳定目标”的制定。2013—2016年担任国际担当理事，在G7及G20等峰会上辅佐黑田东彦行长。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获得沃顿商学院MBA学位，兼具政策实践与学术视野。
个人消费持续低迷的深层原因
实际工资增长乏力
上一节从企业行为视角，深入探讨了以内需为主导的良性循环难以形成的潜在原因，本节将聚焦家庭收支，分析安倍经济学景气期间个人消费未能实现增长的核心逻辑。其内在机制并不复杂，主要可归结为以下 3 点：一是工资增长乏力；二是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负担日益加重；三是对未来的不安情绪。
首先来看一个因素：工资增长乏力。图 1-7 展示的是名义工资（人均现金薪酬总额）以及扣除消费价格指数（综合指数）因素后的实际工资变动情况。在 1998—2012 财年长达 15 年的通缩期内，名义工资同比增速几乎均为负值，有些年份跌幅甚至达到 2%~3%。相较之下，2013—2018 财年安倍经济学景气时期的情况有所改善，名义工资总体呈现小幅正增长态势。
安倍经济学景气时期，尽管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劳动市场却显著回暖。2018 年，日本失业率降至 2.2%，这一数据是笼罩在泡沫经济阴影下的 1992 年后 26 年来的低水平。有效求人倍率更是攀升至 1.64 倍，超过泡沫经济时期 1.46 倍的峰值，创下 44 年来的历史新高。正是这种劳动市场供需趋紧的局面，推动工资增速由负转正。
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在这样历史性的劳动力紧缺背景下，工资增幅仅实现微弱正增长，名义工资的上涨幅度甚至赶不上物价上涨幅度。截至 2022 年，日本已有 30 年未曾实现超过 2% 的稳定通胀，但物价时常出现小幅上扬，尤其是在安倍经济学景气前半期，受日元大幅贬值和消费税上调等因素影响，曾出现短期物价上涨现象。
因此，在安倍经济学景气期间（2013—2018 财年），实际工资反而同比下降 0.4%，仍处于负增长区间。与通常被认定为通缩期（1998—2012 财年）的 0.7% 相比，仅表现为跌幅略有收窄，改善程度十分有限。

家庭经济负担持续加重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为维持财政运行，不断上调消费税和社会保险费用，直接加剧了家庭部门的支出压力。在安倍经济学景气期间，就业人数显著增加，劳动者报酬（就业人数 × 工资）实现平稳增长——2013—2018 财年的 6 年间，劳动者报酬总额增加了 31 万亿日元，增幅达 12%（见图 1-8）。然而，扣除收入所得税及各类社会保险费用后，家庭可支配收入在此期间仅增加了 14.1 万亿日元，增幅仅为 4.9%；若进一步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 6 年累计仅微增 3.9 万亿日元，增幅低至 1.3%。在年均 GDP 增长率仅约 0.2% 的背景下，个人消费年均仅增长 0.3% 实属情理之中。企业向家庭部门的收入传导本就薄弱，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又通过税收、社会保险缴费等形式被政府征收，终可用于日常消费的金额所剩无几——这便是普通家庭视角下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效果。
提高消费税与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常被视为实现财政健全化的要手段。但与此同时，企业法人税率从 20 世纪 80年代的 40% 持续逐步下调，近年来已降至约 23% 的较低水平。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为吸引并留住企业资本，纷纷卷入法人税率下调的“逐底竞争”。此外，加强对金融所得或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也面临困境——过度征税可能导致资本外流或高收入者移居海外。
然而劳动者和普通消费者却难以自由跨越国境。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或许催生了这样的分配格局：将人群划分为能够轻松跨越国境者和无法自由迁移者，并将社会成本负担转嫁给后者。对于能够自由跨境的企业，全球化为其拓展了实现价值大化的空间，合法避税行为便是重要手段之一。换言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当企业越发重视股价表现时，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不仅要面临与海外劳工的直接或间接竞争，更易成为税收转嫁的对象。可以说，安倍经济学景气时期，名义工资之所以能实现一定增长，主要得益于空前紧张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化给家庭部门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但这种抵消作用，并未转化为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实质性改善。
如果工资增长乏力和家庭负担加重的背后，确实交织着全球化与股东至上主义的结构性因素，那么破解这一困局绝非易事。日本既无法逆转全球化进程，也难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忽视股东利益。因此，如何让劳动者获得足以与之抗衡的力量，然会成为未来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如何缓解民众对未来的焦虑？
第三个因素是人们对未来的焦虑感，这一情绪往往难以客观衡量，但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家庭金融行为民意调查》数据。该调查设置了关于人们对晚年生活担忧程度的问题，选项分为“完全不担忧”“不太担忧”“有些担忧”“非常担忧”4 项。若将后两项合并为“担忧”类，其占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约为 65%，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急剧上升，从 1998 年至近几年，这一比例大体稳定在 85%~90% 的高位区间（见图 1-9）。进一步分析“非常担忧”的占比可以发现，20 世纪 90年代前期不足 20%，进入 2000 年后一直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始终维持在 45% 左右的高位。仅从这一调查结果来看，安倍经济学景气时期人们的焦虑感并未进一步加剧，但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劳动力市场出现空前的人手短缺局面，人们对未来的焦虑情绪也几乎没有得到缓解。
通过分析该调查问卷的回答数据可知，人们担忧晚年生活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缺乏充足的金融资产，二是养老金和社会保险保障不足。此外，小川一夫（2020）利用该调查的微观个体数据，对被调查者的消费行为展开深入分析，得出的核心结论是：除收入、金融资产、负债（如房贷）等财务状况，人们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压力感及信任程度，也会对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尽管日本家庭金融资产总额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但金融资产不足仍是人们对未来充满担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看似矛盾，实则很可能源于大量金融资产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手中。
而人们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担忧，主要是担心养老金给付水平不足以维持晚年生活，或自身的养老金缴纳负担会进一步加重。因此，如降低养老金给付标准、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以增强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等改革措施，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本身的运行状况，但无助于缓解家庭层面的不安情绪；相反，这类旨在提升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改革所产生的副作用，还可能进一步加剧人们对家庭财政状况的担忧。考虑到日本正面临老龄化加速这一根本性挑战，仅在养老金制度框架内推进改革，难以从根本上减轻人们对未来的忧虑。笔者认为，需要在更为宏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通过强化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对现有安全保障网进行根本性改革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