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青年作家、考据控、微观历史研究达人侯磊全新随笔集。知名学者解玺璋、孙郁、阎连科、梁鸿等阅后做真诚推荐。《文艺报》、《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网等媒体，“骚客文艺”等知名公众号竞相转载，部分文章阅读量100000+！

●市井、绿林、文士、乐伶、饮馔、娱乐、情爱、恩仇的八卦之书。系统分享中国文化里的硬知识、真学问、妙趣味，声色斑斓、雅俗共赏。

●它是有趣有料的闲书，作为碎片时间阅读刚刚好！它是正儿八经的好玩，是历史文化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活色“声”香！

●内容全，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设计雅致，富于声色律动，阅读过程充满妙趣。

内容推荐：

   《声色野记》是历史考据达人侯磊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书稿内容兼有旧日市井小人物的生存，江湖人士的切口春典、戏曲曲艺中的裉节儿、传统书香门第的风雅、绿林血案的传奇……于八卦野记中叙议旧日繁华，和那些不为人知的文化逸事，系统梳理中国的历史、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式的思维模式，有料有趣、有本有据、雅俗共赏。

作者简介：

侯磊，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文化杂家、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还阳》，中短篇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随笔集《北京烟树》等。

媒体评论：

侯磊的《声色野记》是一部奇书,奇在他把民 国活色生香的生活跃然于纸上,给坚硬、冰冷 的民国史注入了色彩和气味,有了体温并变得 柔润。其实,历史从不缺少鲜活的生趣与丰厚 的滋味,缺少的只是敏感的味蕾和拥抱生活的 真诚态度,侯磊的努力弥补了民国历史叙事的 不足,把只能思考、认知的历史,变成了可以 感受、可以体验的历史。

                                  ——解玺璋

侯磊深解市井趣味,于掌故、谣俗、民风里看日起日落,由京味儿而得心史,从风物引出民魂。往古思今里,幽情纷纷。 

                                   ——孙 郁

侯磊写北京不只是为了写民俗风物、掌故野史,而是走笔古今,凝视去来,将北 京心营成文化的砖石和门桥,让人们在诗意、文学的庭院里歇息和生活。

                                   ——阎连科

作为一位年轻的“老北京”,侯磊骨子里深受传统浸染,却又在笔端彰显着先锋 之气。《声色野记》等旧京系列的书写,是他精神上的返乡之旅,他重新探寻审 视北京的气质、性格与命运。同时他不断变化视角,利用城市学、社会学等现代 学科,凝固一个个声色的瞬间,直抵帝都北京的真相。

                                    ——梁鸿 

目录：

市井：旧京的慈与善

饮馔：北平味儿不只是流动的盛宴

字号：北京梦华录

水乡：北京变形记

江湖：生存之道

老炮儿：英雄是一场空梦

武术：当传统武术不再用于实战

猴戏：《安天会》变《闹天宫》

评书：世上已无柳敬亭

梅郎：完美主义者

鬼音：程派并非谁都能学

文哏：被指定的舞台

滑稽：从严顺开表演的阿Q想起

曲终：合肥张家四姐妹之张充和

仇杀：血亲复仇者

血战：蒙古骑兵的最后荣耀

忠烈：鼓王与“一门忠烈”

殉藩：六百年前荆州的惨烈往事

说部：古龙是武侠小说界最后的狂欢

半神：天龙八部的东土化之路

司晨：鸡的污化之路

八艳：名妓的落日余晖

春宫：一门私下分享的艺术

后记：从掌故与八卦中长出诗意

参考文献 

后记：

从掌故与八卦中长出诗意

读戴潍娜博士的《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得知周作人先生于1944年写了《我的杂学》一文，如例数十八般兵器一样，数出了他的十八项杂学，如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经典、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佛经与戒律等。

而早在数百年前的明代，张岱做过一篇《自为墓志铭》，其中说：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这不由得令人惊叹于古典作家的渊博。如今我们在某些方面比古典作家懂得多（比如电脑和汽车），但总体上无法与之相较，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他们究竟懂得多少，更理不清他们为文为学的边界。

当代作家也要有一定的杂学功夫，即便不去做学术，也要有做学术的能力。而写作本身就是富有创造性的、跨学科的。

旧时的不少人玩物而不丧志，例如，他们喜欢听评书、相声，除了听故事和笑料以外，还能听到古代的很多文化常识，欣赏杂七杂八的唱腔。过去北京人是以会玩儿出名的。在北京可以说自己会干活儿会挣钱，但绝不敢说自己会玩儿。小到琴棋书画、养花遛鸟、斗鸡走狗，大到架鹰围猎等，会玩这些都不为过。

史书上的历史是宏大的，但其间缺失了生活细节的质感，过去究竟是怎样的？朝野、市井、江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它们拼成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产生的气氛，让我们感受到过去的日暖与茶香。它们是历史的血肉，而史书与文物是历史的骨架，读书与写作便是个根据骨架还原出血肉的过程。

以掌故学大家瞿兑之先生的理论而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史，有风俗制度而无风俗制度史。他不把掌故和八卦叫作野史，而叫作杂史，以补正史之缺。我笔下所述的也不是野史，没有鬼狐神怪，用现在话说叫生活史，或叫微观史学。生活史写的是什么呢？瞿兑之写的是风俗和制度的变迁，这个主题太大了，我只想写点儿生活中的声与色，即能让人读出声响的、目见五彩斑斓的过去的生活，以补正史之缺、生活之趣。

“声色”好像不是好词，但其中包含着美好的部分。“色”是指外部整体的形象气质之美，而不是单指美色。京剧中马连良的扮相干净漂亮，风度潇洒，在过去也叫色艺双绝。礼失求诸野，这个“野”是相对于朝堂来讲的。历史并非庙堂和乡野市井的二元对立，而我们真正的民间生活在日渐淡化。

民国时期曾打过一场有趣的对台戏——对民间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地方戏为例，以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认为，民间文化是有趣的，地方戏是好的，可一旦进入宫廷，被强加上仁义道德，就失去了原本朴实天真的地方，再从宫廷出来就变味儿了。京剧、昆曲莫不如是。而传统士大夫和旧式戏班的演员恰恰认为是徽班进京后，地方戏才上了庙堂，是宫廷文化提高了乡野文化的格调。这两种观念正表现了民国时期人们对声色的态度。那时的读书人懂得社会发展要现代化，但生活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里有了电灯和留声机，但家居照样是八仙桌、太师椅；平常会吃西餐和快餐，但请客还是去中式的酒楼。而这些细节，往往被写在小说、剧本中，是值得专门做文章的。

掌故和八卦的来源，并非只是档案、信札、图表和数据库，还在于口述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于生活本身的烟火气，在于街头巷尾的杂论闲谈。我始终在文章中加入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经验，不止于在书斋里翻阅故纸堆，更愿做街头巷尾、山川大河里的行走者。文章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充满颜色、气味和声音，蕴含着城市的烫样。它们并非与当下无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下，所有的梦境都是真实。铁路、机器与摩天大楼将成为未来掌故的背景图。是生活气场的变化带动了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了人的行动坐卧。巴黎有拱廊街道，北京有东安市场，它们都是从城市的构件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我所做的是一种极限的写作，是尝试着到底能把世界写得多么详细、能奋力还原到哪种程度，力图如欧洲教堂内古老的彩色马赛克镶嵌画般重现那些逝去的时光。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安居。我们如何在一个快节奏现代化中过得快乐而自由？

诗意是对整体氛围的营造。好比你去旅游，往往是由旅行社打包卖给你整个行程中的声色气场。而读书同样是营造气场，是靠知识、思想与智慧来营造的。

知识—思想—智慧，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链条。我们所学的、所接触的掌故与八卦，从表面来看只是知识，或是叫作信息。

民国时期有掌故学三大家——瞿兑之、徐一士、黄秋岳，台湾地区有掌故学“渡海三家”——齐如山、高伯雨、唐鲁孙，大陆还有朱家溍、王世襄、邓云乡、金受申等掌故学家，他们提供了众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来自其家世和自身的阅历，仿佛互联网生长于他们体内，连接着每个细微的感官。他们不必阅遍前人的著作，单靠采撷旧京的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便可自我营造出一幢幢学术大厦。文学仿佛源于祖先的遗传，他们是我在写“我”。而现在的人是我在写“半我”，甚至是我在写“他”。这样得来的知识如何形成思想？

有些东西是很难教授的，比如思想与智慧。普通人接触并掌握的知识量太小了，正如有的中学语文教材一学期教五首唐诗，这几乎等于没教，倒不如一对一坐在一位先生的对面，由先生一句一句地喂，一下午怎么也能记住五首唐诗。我们的大脑中如一锅热粥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着海量的知识，日久天长，我们就会觉得满脑袋糨糊，但就在一团糨糊中，在生活的磨砺与高人的指点中，我们最终会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天，会有醍醐灌顶而开悟的那一天，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哪怕它多么幼稚可笑。

这便是化他为我的过程。知识是一种灵物，需要人与之对话。学知识仿佛学戏曲，一旦和弦索笛箫说上话，便怎么唱怎么有了。

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和生活中的诗意之处真的不多，但我们仍然向往智慧，追求诗意。

我读硕士时期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的“掌故学”的。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他所提倡的社会教育中，美术馆、美术展览馆、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列所、人类学博物馆、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园动物园等地方，甚至于地方美化作用的道路、建筑、公园，以及名胜的布置、古迹的保存乃至公坟，无不彰显着美。

就《声色野记》而言，仿佛我写的都是过去民众真实的生活、对娱乐场景的描述和评论。每篇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按照整体的目录编次而言，是企图从这些描述中寻找出知识，还要寻找出思想和智慧。我想把它们构造成一个体系或一个世界，甚至写出三部曲来，期盼能在掌故和八卦中生长出纯朴的诗意，编织出我寻访旧式趣味生活的梦。

本书的写作，受到学者孙郁老师的启发，并得到了阎连科、梁鸿、杨庆祥、张悦然等老师的指点。特别感谢我的戏曲老师张卫东先生帮我修改过部分稿件，一同感谢台湾大学的邱怡瑄博士、凤凰网主编徐鹏远先生、《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戴潍娜博士、为本书出版付出努力的各位编辑，以及北京传统文化、民俗、戏曲、曲艺、武术、摄影、考古、收藏、占卜、心理等方面的朋友，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更好地完成此书。

笔者见识有限，才疏学浅，请大家批评指正。

                                   侯磊

                                 2018年6月 

精彩书摘：

市井：旧京的慈与善

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在老北京，当人们面对不义之事、贫穷之苦时，只怕每个人要既忧道，又忧贫。今天讲述这些并非忆苦思甜，而是不忘历史。

一

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如卖黄土的、卖瞪眼儿肉、换取灯儿的，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找个板儿车，到城墙根儿去“上班”——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得不好听点儿，这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卖瞪眼儿肉的，在马路边上架一口大锅，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后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儿，她给你取灯儿，等于变相地收破烂儿。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儿。

再有就是卖果子皮的、卖二货茶的。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再晒干了接着卖。最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儿嚼谷，实在可怜。但小玩意儿没成本，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旧京有白面房子，有最下等的土窑暗娼，街边也有坑蒙拐骗的，也有摆着桌子写着“吃馍当兵”的国民党征兵处——当了兵就给两块钱，不少一无所有的人以“当兵”为生，入了伍找机会就跑，换个地方继续当。

民国时期，各地若有灾荒，人们就会逃荒，河北一带的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不行则退守乡里。一些人进了永定门，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搭个简易的棚子，摆个小酒摊儿，卖上自制的豆腐丝拌萝卜皮，就能把小摊位支起来谋生了。刚开始连荤菜都卖不起（没钱进货），后来会把小酒摊儿做成大酒缸二荤铺b，以卖给南来北往赶路的、赶大车的。这样的摊位没什么摊位费可交。哪怕是小孩儿，也可以挎个篮子去卖半空儿（花生），卖臭豆腐、打粥。而他们平常也吃不饱饭，只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或者偷别人家院子里的枣儿，连雪花酪都没吃过。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

国民政府南迁以后，北京改叫了北平，房价、物价都不高，能解决贫苦人的吃肉问题。北京小吃多价格低廉，便于携带，有刺激性的味道，不论好吃与否，定能果腹。卤煮、爆肚、羊杂碎等都是动物内脏，起码是肉；大凡中南海、北海与颐和园等，门票都不算高；天桥一带的曲艺表演，多是分时间计价，一刻钟打一次钱，每次打钱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几分钱。因此，不论穷人富人，都一样吃小吃，逛公园，听曲艺。

再穷的人家，逢年过节也会买只猪头来炖。那猪头不好买，要提前到肉铺去预订，临了说要肥的，还能提前饶上几张肉皮。把猪头洗干净了，用刀背在顶上剁上几刀，将脑骨剁开（剁不好，到处都是碎骨头渣子）。用葱蒜花椒、用大锅把猪头炖到九成熟，再把猪头肉从头顶扒开，接着炖，直至晾凉了分食，将猪脑另上锅蒸。这几乎是北京最底层人的生活。

正所谓“游商不税”。旧京挑担子叫卖的人过去是不上税的。而摆摊儿的，都是由他在街面上摆摊儿的地方来管。比如，在一家大药房面前有块地，有一修鞋的、一剃头的、一卖煮面条的。这三家要跟药铺打招呼，药铺伙计可由他们免费剃头、修鞋、拿着面条来白煮。逢年过节，这仨摊位给药铺送礼物，药铺的还礼还得轻，那意思来年接茬儿干；还得比较重（如还了只烧鸡肉食），意思是，我们这儿不合适，来年您换地方吧。没有什么地租或税收，一切是以礼物、互利互惠的方式来交易，赔赚计算并不明确，人情、面子、礼仪要远大于利益。

过去天桥一带，大街上游动着卖茶水的人，一手提着茶水瓶子，一手抱着粗瓷大碗，一大枚铜圆两碗。朝阳门外、天桥南边，甚至有几处给乞丐住的客店，叫火房子。在屋子中间挖个大坑生火，一圈乞丐围着取暖，每天一大枚或几个小子儿。穷人家的女人则去缝穷，一个挨一个坐成长蛇阵，每个人腿上堆满了破铺陈，早上先去粥厂打粥，然后回来缝穷，多是缝袜子底儿。

穷人的生活都在温饱边缘，但还不至于绝望。过去的人觉得，只要是进北京讨生活，不管第一代人多么穷苦，只要是熬过这一代，第二、第三代就能扎根儿下来，下一代多少不会挨饿，兴许能读上点儿书。实际上是再过一代就解放了。读个不收学费、连伙食住宿都免费、只需要自己带个铺盖卷儿的中专或师范，多少能有点儿文化，就能翻身了。

二

都说北京城东富西贵、南贫北贱，但此言并非绝对。自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北京有钱人少了。因为有钱人下台的去了天津，在台上的去了南京。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不论贫富与阶级，都生活在胡同里。

过去，北京最破的地方还是天桥、先农坛墙根儿一带，比龙须沟还惨。每家房子都是擦屁股的砖头d 盖的一两间小破窝棚，家家挨在一起，两边形成一条条的小“胡同”，没院子一说。房子小到开门就能上炕，讲不到居家布局。在小“胡同”里面，地上堆砌着各种杂物，窗根儿底下就是臭沟，让人没地方下脚。一路过这地方，就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自传里写的事儿。

侯宝林童年时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为生。煤核儿是没烧透的乏煤，中间的芯儿还是黑的，捡早了烫手，晚了就被别人捡走了。捡的时候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别被人抢了，也怕熟人看见。白天撂地卖完艺，晚上睡觉没被子，要向被卧铺租被子。那家租被子的女老板叫马三姐，看他可怜总是不收他钱。

男老板问：“给钱了吗？”马三姐就喊：“给啦！”实际上是不要。唱琴书的关学曾也卖过臭豆腐，给人家送过门神。送门神是卖门神那张纸码儿，说几句吉祥话，以讨得一点儿赏钱。

再比如，骆驼祥子是乡下失去土地而进城的人，他没手艺，空有一身力气，每个月只挣几块“袁大头”，但也攒钱买下了车，若是运气好，他能在北京赁处像样的房子，把虎妞娶回家过日子。即便他落魄了，也能混个送殡打幡儿的活计不至于饿死。与拉洋车的同时期兴旺的是北京的警察制度。警察最早是弹压街面、帮助群众的，大家都是街里街坊，并不会欺压百姓。他们管理拉洋车的，但不以罚款为主，马路边上能设有供洋车夫喝茶水的地方，会管着洋车夫，不许他们跑得太快，以防止炸了肺跑死。因此，北京街面上讨生活的人，大多能彼此和谐，相互制约，不会被人追着打撵着跑。

过去的穷人也有乐呵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消息闭塞，不知道富裕的人怎么活着。最起码是“穷帮穷，富帮富”，穷苦人不会多有文化，但尚能维系着街坊邻里的关系，好比香港的九龙城寨一样。当然，穷苦人的生活不能美化，他们的工作没地位没尊严。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但穷苦人想不到这么多，先饱腹再说吧。

但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都一样喝豆汁儿。

三

富贵本无种，尽从勤中来。

人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城少有长久的富贵，也少有长久的贫瘠。所以，老北京人恪守礼教，家家有佛堂，乐善好施，以善待穷人为荣、赶走穷人为耻。

谁家对穷苦人和下人不好，谁家名声就臭了，没人爱搭理。民国时期，我们家捡了一户逃荒要饭的人家，姓赵，干脆就安排他们在家里位于北京城外洼里村的地头，翻盖几间房子，由他们来种那几亩地，顺手帮忙照应一下祖坟。每年新打下粮食来，他们给我们家里送一次尝尝鲜就行了，再就是家中上坟去时帮帮忙，从来没什么“收租子”之说。

抗战胜利后，我家家道中落，而我的叔祖父仍给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捐了些钱，以表他的慈悲之心，至今还留有捐款的收据。

看《老北京旅行指南》一书，也能看到北京有众多的慈善组织，有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等下属的，都由政府拨款；也有带点儿宗教色彩、私人出资筹办的。总名目有第一、第二救济院，慈善五族平民教养院、贫民教养院（分内外城）、社会救济院、极乐万善慈缘总会、龙泉孤儿院、广仁堂、崇善堂等。

冬天，慈善机构会开设粥场舍粥，舍棉衣；夏天，舍单衣。先农坛里设有树艺教养所，专门收无业游民，教给他们园艺，以便他们日后谋生。北京有义学，有所市立平民学校，分初小和高小，也是不收一分学费。但凡能坚持到高小毕业就能找到点儿工作，甚至都能去教初小了。还有为盲童设计的启瞽学校。

另有如功德林有流栖所，即穷人的收容所，也会发医药和服装，但一般做不到遣送回原籍。广渠门内有育婴堂。还有陆地慈航，是由牛车拉着，发现死人就运走埋了。各处会有义诊，看病开方子都不收钱，然后自己去拿着方子抓药。北新桥一带的义诊，在现在北新桥二条的报恩寺里，周围人都去看。

而大批富有的老字号为了博得名声，也会大做慈善，顺便也做了广告。同仁堂乐家除了舍药，还会在挖沟的地方点上夜灯，以方便路人。北京饭店也经常举办慈善游艺会或慈善舞会，门票一元到三元。

老北京有几位知名的慈善家。他们不仅掏钱，还做了很多实事。做过总理的熊希龄创办了香山慈幼院，专门培养孤儿。

老舍童年时上不起学，是西四著名的刘寿绵刘善人供他上学的。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刘善人家的产业，后来他散尽了万贯家财，带着女儿一起出家了，成了宗月大师。老舍先生的很多小说，都是讲贫困线以下的滑稽和幽默。他笔下的穷苦人是真穷苦，但都真本分，可敬可爱。

如今，但凡读过点儿书的人，已经不易理解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了。他们想不到过去的人能去买二手的衣服和鞋子（不知是从活人身上抢的还是从死人身上扒的），也没见过大街上冻饿而死，一卷芦席埋到义地里的“ 倒卧”。

北京发生过很多次收编穷苦人的事儿。通惠河南边有条铁路，当年铁路沿线有很多外来劳工，他们把工棚搭建在铁路旁边生活，日久天长，被并入铁路系统，以集体户口落户北京了。

1948 年前后，北京编订户口，很多人寓居在某户，到新中国上户口的时候，他们就算是那里的人了。

中国走过弯路，人人都穷过，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没有体恤，更不能张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