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的一种，编者用数十年之力，搜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的各种已刊未刊著述，集结成1500余万字的全集，包括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对于研究梁启超、研究戊戌变法、研究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书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启超著作集。

汤志钧，先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知名学者。除了纂集近代上海的资料书籍之外，又参加了《辞海》的编订工作，协助周予同教授撰写中国经学史条目，并合署发表了多篇经学史研究论文。1972年，参与《宋史》标校整理工作。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被调回历史研究所，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又任副所长。先后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加里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讲学。已出版的著述主要有《戊戌变法史论》、《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戊戌变法史论丛》、《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戴震集》、《康有为政论集》、《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陶成章集》、《近代经学与政治》、《梁启超其人其书》等。

汤仁泽，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戊戌变法研究领域有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历以及相应的科研成果，对梁启超的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熟悉晚清民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且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大量的论著问世。

《梁启超全集》的编辑工作几经周折，到2008年有所改进，编辑体例较前略有调整，出版单位也由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年12月10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小组直属国务院，组长李一氓，副组长周林、王子野。1982年4月，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北京、上海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和梁启超长孙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全集》进行讨论，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汤志钧任主编。

1989年，中华书局根据学术界的需要，决定先将《饮冰室合集》重版先行，装成大32开，精装12册影印出版。至2011年，印至第6版。又于1991年将梁令娴送交之梁氏函札394通编为《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下册，1994年11月出版。此后，中华书局虽曾考虑出版《饮冰室合集补编》，但随着近代史编辑室和领导的换届而搁浅。2003年10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编印《梁启超全集》，副总编董令生同志亲自来沪商量将其申请国家“十五”规划项目，并将《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先行影行。但《全集》因篇幅多，工作量大，仍难有进展。此时，适逢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在梁从诫先生等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申请立项，经审议通过，于2004年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项目。在完成第一阶段成果后，出版工作再度迟滞，难于推进，经协商，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戴逸同志还亲自写信给我，促成此举。激励之情，不胜感谢。

二

《梁启超全集》不是将过去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补充出版，而是从梁启超主编或撰写的多种报刊中撷取梁文以及手稿、函札等汇编成书；是从戊戌时期的《时务报》、《知新报》到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学报》、《政论》、《国风报》、《新小说》，到辛亥返国后主编的《庸言》、《大中华杂志》，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演说汇集成书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编辑任务后，我曾组织人力，搜集资料，标点校核，到1988年，完成全书约四分之一，后因事中辍。到21世纪初，才继续进行。虽然工作单位屡经搬迁，幸由承载同志妥善保存原稿，未曾散失。2003年，到天津参观了梁启超纪念馆，再次见到梁氏长孙梁从诫、方晶夫妇及梁氏幼子梁思礼院士，并由天津古籍出版社董令生策划影行了《梁启超致江庸书札》。

我因年事已高，过去参加的同志已多星散，为此，具体工作都由长子仁泽协助进行，他将各种报刊所载梁文全部复印，以利校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仁的支持，资料室工作人员提供热情、周到服务，有求必应；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对梁启超著作致力很深，所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本书也经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同志认真校阅，提出很多中肯意见。在此谨致由衷的感谢！

汤志钧

2011年11月29日初稿，2013年5月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