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刻有个新的你出生，

也有一个旧的你死去。

——你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应该遇见

却仍未遇见的人吗？

——贺淑芳

1969年5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租住在沙丁鱼楼的桂英一家，还有她朋友和邻居们的生活。

出生于197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女作家贺淑芳，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介入发生在她出生前一年的历史事件。书写事件发生当日，及其后的延宕岁月中，女主人公们的生活。

从1960年代末，到2010年代，她们经历黑暗的记忆，南上北下，接受聚散浮萍的命运，坚韧求生。仿佛被迫陷于永不停歇的流浪，在胶林矿湖，和城市景貌中，逐渐衰老、出生、转变。跨越孤立的境地和破碎的生活，缓慢自愈。

贺淑芳是马来西亚作家，197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曾获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九歌年度小说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时间边境》（2012）、《湖面如镜》（2014）以及长篇小说《蜕》（2023）。其中《湖面如镜》已经译成英语与日语，在伦敦、旧金山与东京出版。

政大中文所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毕业。曾任工程师、《南洋商报》副刊专题记者、马来西亚金宝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撰写七年后付梓出版的长篇小说《蜕》期间，她曾于2020年夏天，移居台北，在台北艺术大学担任专任助理教授。在淡水居住三年后，于2023年再度返回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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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1

一 虱子 9

二 青蛇 65

三 蝴蝶 137

四 螃蟹 189

五 蜘蛛 233

宋红欢与宋万波

他去了理发店，享受那双手在他头上按摩，那块围拢脖颈，直盖到膝盖的大白布，洗发后，凉凉剪刀沿着耳朵。走出门，焕然一新。

大都会理发店，那女人叫宋红欢，跟他同姓。红欢本名宋妹仔，十四岁就当学徒，手势纯熟。给他剪发，边剪边问。你也在峇都律做工吗？

是啊。他说跟承包商做，装电线装电话线，修换烂螺丝烂电线，爬高爬低，一脚踢。

听她说闭眼就闭眼，个性真腼腆，怕剪落的发掉进眼里。

“我跟你洗头，洗旧尘，接新年啊。”

宋说他以前只在骑楼下给人剪头发，剪一次一元。

你是哪里人？

宋卡，暹地南部那边。你呢？你又是哪里人？

她说，算是本地人吧，文良港。名字有港，却不是港。

我以前出生的地方，泰国南部的宋卡就是港。

新年怎么不回家？

我没有买到票，今年的票很难买，太迟买。

他笑声很低，跟别人不一样，不像那些大声公，趁过年，就成群结伙到处开台，但他样子也很体面，脸有点方，面目端正，皮肤晒得很黑，跟马来人一样。个子不是太高，说话不多，跟人吵架不能赢。他凑不进那圈子，就退出来，看来满老实的。不过事实如何，也很难说，毕竟她还不认识他。

他说他父亲以前也是帮人剪头发的，到处去剪。后来吸鸦片，做仙，如果不穿衣你会看到他胸整排骨可以打吉他。要是起得了身，他就会想去咖啡店后面赌博。

里面有个有轮子的白板，可以拉来拉去，用来遮赌桌。赌起来三天三夜不回家。我也忘记哪一年，阴天，傍晚，我阿爸被赌场踢出来，听到有人说要打他，就跑去躲在车站旁边的工地里。大人叫我去喊他，我去叫，爸爸，爸爸，他却不认得我。第二天，就没有了，下大雨，他溺死在工地，刚做好，那沟渠不能通水。

啊，她吃了一惊。他那时才十三岁，以后就自己吃头路。

她本来不觉得自己跟他同姓，宋是养父的姓，但真正养大她的人是养母洪亚喜。养父有第二头家，生了六七个孩子，就无暇顾及这头家了。打从一开始就不太理她，连给她取名都懒，跟注册官报名时就说她叫“妹仔”。出来工作后，她给自己取名红欢。她跟店里的人说，不要叫我密斯宋，叫我红欢，我无姓。

养母这生并不好过。大概是在被英军驱赶，随着整村人颠沛流离的那些年里，这对夫妇在无意中收下了她。可是养父毕竟不喜欢她，照料她的始终只有养母。她真不明白何以一定要让她跟那人的姓？如果可以改姓，她一定要改成洪，跟养母。

她常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是什么道理在给人排序？有的人注定被爱，有些人明明拥有许多东西，却老提防像她们母女俩这样什么都没有的人。

一颗橙切成六份，摆在桌上，别人很快就伸手拿走。其他兄弟姐妹争着跟父亲说看见什么、听见了什么、吃了什么种种，她也想找机会插嘴说，努力了几年，想告诉父亲自己也遇见什么、学会什么，一次次，养父脸冷得跟冻鸡屁股一样。其实也没什么，不是不能受，起初她不知自己是养女，知道后，懂了，就省回力气。倘若以养父平时凡事以利益和成功定论的观点来看，她不过是不重要的妻子养的无血缘孩子又是女的，故此，更是三倍地无相干。那以后就彼此彼此吧，她也可以切割关系，没什么大不了。

某天宋万波来，跟她说了个笑话。

他讲一个人，某个先生非常斯文，喜欢把东西弄得很整齐，还喜欢把一切都调整得规规矩矩。他瞧不得一点肮脏，规定佣人要每天把家里抹到一尘不染。不过有那么一天，他脱下鞋子，脚臭，嗅。一嗅上瘾，以后他就开始嗅自己身上每个地方的气味，嗅异味。

她听了噗嗤笑出来，宋万波似乎也很开心。大雨敲屋檐吵耳聋，他们得大声说话。他好像不太想走。当然因为这是雨天，雨大得天桥上的招牌字都蒙了，马路上都是水，从天空湿到地上。

你喜欢吗？剪头发，洗头，挖耳朵。他问。

不做这个还能做什么，十几岁学到现在，她说，我都不会做别的。

天色越来越暗，才三点钟，阿娇姐冒大雨，从银行赶回来，都要淹水了，阿娇姐大声说，一边收雨伞，肩膀衫袖湿透，没客的了，开灯也是浪费钱。说着就把唯一一盏亮着的柜台灯都关掉，整间店灰暗下来。又说，阿生你今天不用做工呀，我们不做生意了，老板娘说不要浪费水电，叫我们关店，万一吧生河淹水了，我们搭不到车回家。

她看着他在大雨里跑过马路，像只牛跑起来那样过，竟没用行人天桥。

孤男寡女你不怕吗？阿娇姐问。

新村地很平，没有需要爬坡的，只有去割胶时走山路才需要。一路上有电灯杆，一支支，很多年都是空的，没有接上电线，好像只是给州政府插了伫立那里，不知为何遗忘了，有那么一个角落，被世界遗忘。她记得有一次割胶，快天亮时，割胶割到胶林边缘，靠近马来甘榜，突然听见奇怪的动物叫声，走近去，看到羊，是马来人养的羊。羊的眼睛从木板栅栏板缝里盯着她看。

看到那羊栏，就觉得自己已经出了平日的范围，到了另一区丛芭，像是世界的另一边。新村养鸡养猪，就是没有人养羊跟牛。

她就好奇地看着羊，羊的眼睛很大。她没想到羊是食物，因为小时候养母带她去算命，观音说她不可吃牛羊。想到羊原来可以吃时，那只羊突然朝她咩，很响，好像很愤怒，一直叫一直叫。

九岁那年，她们家搬回新村，一路睡睡醒醒，睡前还在一处，醒来后已经在另一处了。好像有梦跟现实融合在一起，决定你人生要处在这还是那。

新村都有寺庙，观音济公大伯爷。我们烧香，到底是在求慈眉蔼目的观音让那梦快点醒，还是求祂不要揭穿，让我们继续做着舒适好梦？

天公诞之后连续几天雨。过桥时往河面望，河水像一条朱古力色大蛇在翻滚，听闻有些地方已经淹水。

宋有六根手指，多出的一根从拇指底长出来，很短小，好像没有什么力。

一个在附近工作，常来店里的女招待莲花与她男人小刘，一个德士佬，逐渐混熟。四人一同聚在理发铺后院，吃榴莲。宋抓巴冷刀，那根多长出来的拇指，轻轻搭在刀柄上。持刀一劈到底，好像还满轻松的。

我真是好欣赏你这把刀，莲花问，哪里找来？

偷来的，厂里面的，宋说，只是顺手拿来用。

刀用好几张报纸包着，然后装在一个纸袋里。他就提着那纸袋，沿着人行道与骑楼下方走过来。虽然不是很远，走路大概只十分钟，但也可能会给警察叫住检查，总之没碰到算是好运。

三月里，傍晚七点多，宋万波独自穿过巷子，被烂铲莫名其妙殴打。警察来到，把所有人不由分说都捉上车，到了警局，他忍着痛直到写完口供签名，才送去医院。

起初她不知这件事。知道时，他都快出院了。听刘说，对方总共有三个人，他们跟他到巷子，就忽然凶神恶煞，拳打脚踢，他从后巷穿过茶室一直逃，逃向大马路，向十字路口人多的地方跑去，不然玻璃樽什么都用上，就没命了。

宋那天没有把刀带在身上的，因为切过榴莲后，他就把刀留在理发院，不知怎地忘了带走。

也许是刀引来的杀气。这把刀不懂以前是谁用的呢？一直留在铁厂里。真有些诡异。也许是刀找人。有些物件就是会有那种能量，阴森杀气。说真的，宋说，那天我怕的时候，怕死，还真的有个冲动，要拿刀斩人。可是一摸，原来没有刀，就在心里一冷，觉得无望时，忽然好像眼睛反而变清楚，突然看出旁边有出路，就跑出去。

年初五，她跟莲花出门，宋和刘也一起。孩子找不到鞋。鞋子哪里去了？“刚才脱放第三格的，”孩子说，“不知给踢到哪去了。”新买的鞋子，有点心痛。“都叫你要放进房间。”“才一下子，”孩子抗议，“哪里知道突然来那么多人。”他们租房的楼下，二楼有个老人家，刚从医院载回来，隔着木板墙，听得见男人女人大声问，阿爸你还想见谁？你要找谁？三哥三嫂在路上了。有人小声说，他从昨天就看见叔公叔婆来叫他，时间到了。里面没有阿公？我都没看过阿公，人死落地生根。殡仪馆，哪里才好又便宜。给阿爸穿什么衣服呢？好鞋都没一双。声音陆陆续续从板房传出来，听得见啜泣声。她和九岁孩子继续在阶梯上，一层层找，看了又看。男孩的脸颊很红，满脸头发脖子都是汗。那是一双棕褐色的塑胶皮鞋，里面有小熊图案，鞋侧边还得扣鞋带。一排排阶梯都是鞋，奇怪他的小鞋子就是不见了。宋本来远远地在路边等，看看就走来，蹲下帮她找。

鞋是怎样的？给穿走了，孩子快哭出来。有熊仔。是黑色缚带那双吗？我自己找可以。她说，心里烦躁。她想放弃了。孩子蹲在最低的梯级那格，往上望，往下望，极力远望，四处都是别人的鞋。泪珠往下滑，落到草尖上一点晶亮。泪大颗大颗地冒出，草尖上那点晶莹泪珠模糊了，蒙了，他用手背抹泪，草尖上明明灭灭，原来是一只萤火虫。他看着那昆虫，趴在草叶上，衰弱模样，没力了，翻个身，四脚朝天，无法抓着任何东西，但腹尾那点光还在闪，大白天的星星。孩子一直看着直到那光不再亮为止，萤火虫死了就成为一只普通的虫，手指一碰，虫掉到泥土里，被草叶遮住。孩子满脸的泪痕汗痕彻底干了，现在他是一张猫公脸。找不到，死心了。

他只好穿旧拖鞋出门，不见了就是不见了。他失去了一双鞋子，被穿走了。母亲说不会买新的，你以为我很有钱。你妈骗你的，其中一个男人说。他们一伙人去大排档吃面，茨厂街的云吞面与咖喱鸡面，士思街的叉烧面跟冬菇鸡翼面，填饱肚子。不找可能又会出现，另一个女的说。

孩子给她读了一则奇怪的故事，后来回想，就像预兆一样。“发生了大件事……一个黑衣的人，巡过了整条街。”刚上二年级的小孩，读出的声音，像水一样凉爬上脖子，好像有积雨从屋檐漏下来，一阵寒意。也许只是昨晚睡不好，早上又没什么客人。

她问他，你刚讲什么？孩子说，不是我讲的，是这里写的，一个小故事，就说城镇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家都关上门，不敢出声。只知道，来了个穿黑衣的人，巡过整条街，不久市场就变得萧条，可是没有人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天，理发店没什么顾客。选举刚过，反对党大胜，街上游行亢奋了整整三天，顾客就不进来了。五月十二号理发店照常开工，但提早关门。五月十三号，阿娇姐说要早关店，因为下午有另一班人示威，人家说会是巫统的人，有人说会烧屋，有人说这无影的，谣言。阿娇姐说宁可信其有，午后四点，阿娇姐跟她一起拉下铁门。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戒严结束，她都没再见到宋万波。

再见到宋万波，是九个月以后的事了。

他背后挨了鞭笞，痛得发抖。泰式酸辣面之类都不能吃了。呛咳得厉害。咳到严重时会漏尿。他不说，太丢人了。她装着看不到床单上的尿迹，只说，是不是太勉强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跟我说，痛的话跟我说。她说。

不过他不会说。其实若换成是她，也可能不会说。

见到宋万波那日，云层很厚，是个阴天。她提着许多东西，走在骑楼下方，大老远就看到他，他也走在骑楼下方，而且面朝她，可是，他却没有看见她，似乎在想什么，头发没有洗，好像几天没洗澡，嘴唇动一动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即使那么远，她也看得出来，他不一样了。

他似乎想过马路，可是刚好来了一辆大啰哩，他又退后一步，视线跟着那辆驶过去的啰哩，头转过来，表情忿然，她不忍心了，心想，他可能看到她了，只是假装没看见。她就举起一只手，朝他大力挥摆。

她奔过去，提着一大袋米粉、罐头。靠近了，才看见他脸上那划长长的疤痕。

你好了？回来开工了？

差不多，他说。

差不多什么，她不明白。她不敢看那可怕的疤痕，就望进他眼睛。你要去哪里？

他没有回答她。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搓搓自己的眉眼之间，以一种怪异的方式搓自己的脸。他的手指，上次殴打过后扭伤发肿的食指与尾指，造成的扭曲看来像是永久的，再也不会恢复了。当他把紧握着的右手掌摊开来，她明白了，他以后再也不能好好装电线、敲钉子或做细功夫了。

去我那里坐一下吧，她说，陪我走一下。

他一拐一拐地走在她旁边，双肩一起一伏。她看着他投落地面斜斜的影子，也是这样一起一伏的。她叫他来，只因为她想不到别的理由。很多我们以为可以安慰的话，不要想太多、留在家里耐心等，全都是废话。他当然会一直在心里烦这烦那的，再回去建筑地盘做水泥工也做不来了。得去找人，得再去拜托人。

他们慢慢走过杂货铺，一个员工扛着一篮蒜头，从通向人行道的阶梯砰砰踩上来，啪的一声放落店门口。经过一间土产店，有个男人正昂头上望，伸长手臂，把什么一包包的东西挂吊上方的钩子。在炒咖啡豆的店里，一个年轻女人正持铲搅一口黑黑大锅，像下雨沙沙响。一间中药店。一间堆满砂煲罂罉。转弯处有个马来修鞋匠，蹲坐小凳子，用支小槌子咯咯敲掉一双皮鞋的后鞋跟。

她觉得他们两人像刚复活回来还不适应身体的小木偶人，小心翼翼地踩下楼梯，越过小巷，又踩上另一边的三级小楼梯，走上另一排店屋骑楼。终于走到理发店前。

推开那两扇小门扉，今天店里只有一个中年女顾客，阿娇姐正给她剪头发。一边剪，一边转头望他，跟他打招呼，哎，阿宋，坐一下。店里的年轻女学徒把报纸拿给他，不晓得他要不要抽烟，还是给他递一支。他叼着了，手不顺，还是能夹着烟。点着烟时，就把报纸搁放一旁。

她的孩子一直站在厨房门边，孩子却没有靠近他。那具身体令孩子感到陌生，还有他脸上的疤痕。一会儿，孩子又稍稍移前一点，走到柜台旁，脸侧靠柜桌，以好奇、陌生、考虑着什么的目光望着他。

才不过关了八个月，他变得很瘦弱，脸的轮廓突显，多了一条疤痕，可是整个人已经像给撤换掉了。身体坐得弯弯的，仿佛从前的他从胸部凹陷落去，换了另一个陌生人从内里露脸出来。

来了一个顾客，她就去给对方理发。才剪到一半，听见有人推开门。再转头看，宋万波已经不在店里了。

一整天给人剪发，不知为什么一直弄跌东西，成天都得跟顾客道歉。不是弄跌人家放在柜台的钥匙钱包，就是弄跌本来插在腰包上的梳子、指甲剪。握着剪刀，给顾客修刘海，剪耳上鬓发，忽然手就颤抖起来，手冷冷的。

这种害怕，这些年来不曾停止过。去年年底，英镑贬值，连累旧钱币也跟着贬值。她很迟才知道，立刻挖出铁罐里衣柜的钱钞钱币，连同印有英女皇的钱币，大概百来块，立刻拿去杂货店买牛油罐头白米。那几天，巴刹里，有人搥心肝跺脚大哭，因为她知道得太迟。有个女人才四十几岁，大家就讲她是个“绝望的老姨”，丈夫早早死了，有六个孩子，存的储蓄全都是英女皇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