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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西方翻译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的翻译理论不断涌现,推动了翻译学科的繁荣发展,也为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借鉴。目前,国内介绍国外翻译理论的图书不少,但大多未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状况和当前的研究热点作系统梳理。有鉴于此,本书将尽可能全面地描述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情况,并探讨一些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话题,供国内翻译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考虑到所讨论的内容较为烦冗且时间跨度较长,本书首先将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大致的分类,进而分别论述。正如苏珊· 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1980:50)所说,本书在介绍特定的翻译理论时,所遵循的只是一个"松散的时间结构"(a loosely chronological structure),并未试图在不同的理论之间确立泾渭分明的理论分界。因此,本书对翻译理论的范畴化在考虑这些理论产生的时间顺序的基础上,参照詹姆斯· 斯特拉顿· 霍姆斯(James Stratton Holmes)(1972/1988)对翻译理论体系的划分方法和翻译研究范式的变化情况,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六章阐述。整体而言,全书的主要内容涵盖早期经验主义与阐释学派的翻译思想以及语言学转向时期、文化转向时期和当前大数据技术与认知技术飞速发展背景下的翻译理论研究。二据史料记载,西塞罗(Cicero)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就提出了二元对立的翻译观 —— 自由译(freetranslation)与词语对词语的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学界一般认为,这一对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翻译理论的萌芽。西方翻译理论的萌芽期大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左右。这一时期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翻译家,其中包括古罗马时期著名的译者西塞罗、贺拉斯(Horace)、昆体良(Quintilian)、哲罗姆( Jerome)和奥古斯丁(Augustin,亦写作Augustine)等,他们提出了许多朴素的翻译思想。古罗马时期,译者们主要翻译两大类著作:古希腊文学作品和《圣经》。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译者们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总结出尚未理论化的翻译思想,如昆体良的竞赛论等。本书第一章选取西塞罗、昆体良、小普林尼( Pliny the Younger)、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代表性译者的翻译思想展开讨论。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公元5 — 15世纪),辉煌一时的古罗马翻译(无论是世俗文本的翻译,还是宗教文本的翻译)陷入了沉寂。其间虽偶有翻译活动发生,但都是宗教翻译,有关翻译的讨论寥若晨星,不复当年盛况。就在欧洲处于黑暗世纪中时,欧洲一侧的阿拉伯帝国迅速崛起,并在公元8— 10世纪掀起了一场长达二百多年的阿拉伯翻译运动,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献。这些译作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最终又回到欧洲,被西班牙的犹太人发现。于是,以西班牙古城托莱多( Toledo)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译者,他们翻译了大量业已译为古叙利亚语的古希腊文学、哲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作品,并把这些译作带到了意大利的罗马。他们的翻译对后来的文艺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这些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14世纪末,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吹响了西方文明复兴的号角,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重新回归时人视野,欧洲的译者们竞相翻译古典文献。此时,由于西方各地民族语言渐渐兴起,译者们热切期待通过自己的民族语言打破拉丁语一统天下和一统宗教的霸权地位,因此民族语言在当时的翻译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用民族语言开展翻译活动的代表性译者包括意大利的但丁· 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科卢乔·萨卢塔蒂(ColuccioSalutati)、莱昂纳多· 布鲁尼(Leonardo Bruni),法国的让· 德· 默恩(Jean de Meun),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及英国的约翰·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杰弗里· 乔叟( GeoffreyCha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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