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为中心

书号：9787567526792

作者：周勇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定价：35.00元

《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为中心》是“教育、文化与社会：新教育叙事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主要以王国维、胡适和钱穆等中国现代教育先行者的课程改革行动为例，展现那一代人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所付出的教育努力。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学术论著，本书以讲教育人物故事、讲教育故事的方式展开，体现了新一代学人重建教育叙事的尝试。

周勇，1973年2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中国文化与教育）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喜欢在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学术文化领域寻找“动人的教育景观”，曾先后研究中国十一世纪的思想文化变迁与教育改革、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与课程改革、教育社会学理论演变、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近些年还在晚明戏剧文艺及当代电影音乐等文化领域寻找“美好的文化教育实践”，继续致力于从视野、内容与表达方式入手，实验跨学科的教育研究与写作。

导 论 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 ／1

1.文化转向与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认同重建 ／5
2.当代教育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探讨 ／10
3.被遗忘的本土前辈及其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经验 ／14

第一章 “中学无用”：中国教育遭遇文化认同危机 ／21
1.现代教育改革与“中体西用”的形成 ／22
2.被冷落的文化保守“苦心”及其谢幕 ／26
3.激进的趋新与中国教育的文化迷惘 ／32

第二章 独上高楼的寂寞先驱及其文化开拓与课程贡献 ／41
1.依旧以激进政治变革为本的主流文化革新走势 ／42
2.“感情苦多”的边缘青年学者及其教育与文学转向 ／54
3.悲剧文学认同与现代中国文学课程范式的诞生 ／68

第三章 “文艺复兴”一代的文化重建与课程改革努力 ／87
1.现代学术职业主义的兴起与学科课程体制的建立 ／88
2.蔡元培再度出山与北大成为教育界的“新文化”中心

现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转向与文化认同

2013夏天，余华推出新作《第七天》[1]。有点出乎意料，沉默七年之后，作家想让人们最先读到的竟是《旧约》里的一句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无论指向自己，还是指向现实，这样的主题都难以理解，仿佛自己以及自己试图描写的现实都已不需要写作。手握许多“理论”工具的评价家则有些失望：在这个“景观社会”里，“昔日‘先锋文学’的生力军”，已经没有能力揭示所谓“未被彻底遮蔽的真实与现实”。十四年前，40岁的余华曾告诉人们，经过20年的文学阅读，他已经有了“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似乎只需要“模仿着它们（指鲁迅、辛格、福克纳等人的‘伟大作品’）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便可以了。《第七日》的结尾，即是在“模仿”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结尾：“当死神来临时，我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
作家说，这段话“催人泪下”，又不乏“知识”、“理论”或“思想”意义上的贡献与教导——辛格“告诉我们，有时候最软弱的（比如一直被人欺侮的傻瓜吉姆佩尔）也会是最强大的”。总之，与“现实”搏斗的余华大可以将自己的文学实践界定成向“伟大作品”致敬。也许只有这样想，我们才可理解他为何把《第七天》写成那样。但被“理论”缠住的评论家也未说错，因为纯从“理论”的角度看，《第七天》确实没有揭示“未被彻底遮蔽的真实与现实”。而一流小说的使命，如昆德拉所论，恰恰在于不断揭示各种被遗忘的“存在”。
余华生于1960年，比他小3岁的刘小东也是一位对“现实”感兴趣的“先锋”文化实践者，他们的不同在于刘小东以绘画的方式揭示现实。“他一上来就画民工，画大日头底下无聊躁动的青春”。这样的画，在1990年的时候，曾让1953年出生的画家陈丹青“非常兴奋”，“中国终于出现这样的画家”。陈丹青说，“我们这代人口口声声说是在追求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认为艺术必须活生生表达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都没做到……”所以看到刘小东的画，他会很“兴奋”。后来，陈丹青又看到1970年出生的贾樟柯拍的电影《小武》，同样说“这次对了”，“第五代的导演没做到”。“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贾樟柯、刘小东与余华、陈丹青，分别是“1970后”、“1960后”和“1950后”的人。名单还可以列下去，如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王家卫，和早已没有声音的窦唯、张楚等。这三个年代出生的人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主力。从这一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内部挑战，或许还不是在文化生产被“票房”、“收视率”等“市场经济”指标支配的背景下生产出的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选秀”或“雷人”电影和电视剧，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三代文化先锋能有什么样的文化创造与文化引领表现。前一类文化生产似乎本来就不是为了创造文化，很难对其寄予文化期望。要是三代文化先锋也围着“票房”、“收视率”打转，那当代中国文化便可能真的只有“市场”和“媚俗”，或只能依靠五千年的文化遗产了。
应该说，他们作为三代人的代表都有不错的文化创造实践：他们虽无法完全免于“媚俗”，却一直在努力探索，在各自所能接触到的现实（历史）中，探寻社会到底有何“人道”。《活着》如此，《悲情城市》亦是如此。《一代宗师》何尝不是在尽力刻画民国以来便已成为传奇的“大师”究竟身怀何等厉害的言语与行动——能为“武林”及国家赢得尊严。这三代文化先锋不仅均在知识、道德及美学层面创造出了许多堪称动人的文化，而且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熊奖、金棕榈奖等不少权威的国际文化奖项，替当代中国文化赢得了国际荣耀，尽管这三代文化先锋集体坚持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化认同还不能抵抗西方“新自由主义”或“新公司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恐怖影响。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三代文化先锋的文化实践及其不乏动人知识、道德及美学内涵的文化作品，至今仍然游离于四处可见的学校课堂（即使他们的文化作品被无数学生喜爱早已是事实）之外。甚至放眼整个教育界，也只有少数大学或者是大学中的中文系、传媒系等少数几个系，会向他们的动人文化实践开放——况且这些极为有限的开放往往也不是为了提供文化理解与支持，而是为了证明西方1970年代以来崛起的一系列文化“理论”比他们的文化实践更高一筹，因此常常是以抽象的“理论”来压低他们的作品。
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整个教育界都跟着沾光，许多大中小学在北大的榜样作用下，成为中国“新文化”生产与传播基地。像南开中学这样的基层学校竟可以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先锋与人才摇篮，乃至成为“北方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细思昔日教育界的文化创造与引领景况，更是会让人纳闷：当代中国教育为何在文化上不是疏离漠视，便是以文化“理论”来代替文化创造呢？当代权威的教育学教科书相信，“教育可以传递、传播文化，可以净化、升华文化，可以更新、发展文化”，那么规模庞大、投入甚巨的当代中国教育正在“传播”、“更新”什么样的文化呢？
关于教育界的文化生产状况，当代美国权威教育学家有过许多回答，如阿普尔认为只是在生产“官方知识”（official knowledge）文化[11]，曾在哈佛教育学院主持全美教育调查的西塞则描写得十分具体：学校规模都很大，……；老师们都被过多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士气低落；……学校课程都是州政府指定的，以教科书为主，教材也多半倾向于和标准考试的内容一样；……纸笔测验基本上是唯一评估和考量学生成绩的方式，一般都是复选题或填充题；许多学生对于课业都是缺乏兴趣的，对上学也没有兴趣，只是在虚度光阴等着毕业。

由于缺乏研究，这里无法判断出当代中国学校是否也是几无文化兴致、缺乏文化创造的文化荒漠，其中也只是一堆让人“虚度光阴”的教科书和考试机器。青年文化学者罗小茗近年曾对地方学校教育体系近十年的“课程改革”运动做过田野考察，且其观察角度是“国家文化生产”。结果发现，原本旨在提高国家经济与文化竞争力的课程改革在基层实施之后，却因为只有课程制度或教学“形式的独奏”，实际可能会“弱化”国家经济与文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