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者：赵方任

书   号：978-7-5502-9788-3字数：124千

出   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页数：184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开本：1/32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装帧：平装

定价：32.00元

正文用纸：75g书纸

著者简介

赵方任，1970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1996年赴日留学，后留在日本任教，教育学硕士、文学博士。有《日本茶道逸事》《唐宋茶诗辑注》《中国茶文化的变迁》《中国文化讲座》等多部作品问世。另有《中国式离婚》《田中英光评传》《什锦饭》等翻译著作和《中日茶文化逸事比較》等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起早贪黑拼命工作，有一天却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似乎只是为了车子、房子；心里把亲情、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却每每有各种鸡毛蒜皮的琐碎烦恼缠绕着自己；有钱了，天天的山珍海味，却怎么也找不到儿时那一小块儿豌豆黄、一碗豆腐脑的美妙感觉；欢喜过后，为什么总会有一种淡淡的寂寥随之而来？

　　本书是一个在海外打拼的“文人”，以淡淡的笔调把海外经历呈现出来，和大家一起品味“放下”“平常心”的个中三味。

目  录

自序

吃·喝

玩儿·乐

名牌

人生

平常心

有常·无常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敬畏

正文赏读

自 序

2015年新年的时候，有一家日本电视台做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问卷调查：

“价值一万日元的最高档的松阪牛肉和三千日元现金，如果没有任何条件地白送给你，你会选哪一个？”

一起看电视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大都嚷嚷着：当然选牛肉。可作为调查对象的大学生们却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选现金。

问及大学生们选现金的理由时，大家的回答也很相似，大约有两种：

1.再好的牛肉也只能吃一顿，可三千元够我吃四五天的了—这是现实派的回答。

2.选现金多自由，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个性派的选择。

然而，这项调查并没有就这么结束。电视台选了十个“现金派”的大学生，然后把他们带到日本顶级牛肉“松阪牛”烤肉店，当着他们的面儿，现场烤了一些最高档的松阪牛。然后又对大学生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选牛肉还是选现金？”

结果这次，十个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松阪牛—原来，年轻人因为对最高档的松阪牛没什么概念，想象不出它的妙处，可现金能干什么他们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大家才会选择现金。

我们面临一项选择的时候，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呢？

面对牛肉和现金，你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呢？

需要吗？心情吗？价格吗？食欲吗？经验吗？……还是其他什么？

2014年年末，有一件很“爷们儿”的事震撼了日本棒球界：

原美国职业棒球扬基球队的日本人投手黑田博树，拒绝了美国球队21亿日元年俸的邀请，选择了回归培养了自己的日本广岛队，年俸只有4亿日元左右。

一时间关于黑田“爷们儿”抉择的报道铺天盖地。即使收入只有五分之一不到，却依旧选择回归日本队，关于这一做法的理由，媒体也报了很多：

1.离开广岛队、去更高水平的美国职棒挑战的时候，黑田曾说过“最后还会回来”，他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

2.他对培育了自己的广岛队的爱，促使他最终放弃了高年俸。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负面”的分析：

3.黑田在日本和美国合计共取得了182胜，而200胜是“无条件”进入棒球殿堂的条件。所以，有分析认为，对于40岁的黑田来说，回到水平相对较低的日本棒球界，也许更有利于取得200胜。

人生要面对的选择太多了。看新闻的时候，忍不住自问：如果是自己的话，会怎么选择？—对于每天在为生活奔波的自己来说，估计“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21亿的高年俸，可对于已经赚到上百亿的人来说，“钱”的魅力可能会降低一些，相比，“诚信”、“诺言”、“爱”、“可以青史留名的记录”等，也许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吧。

可是，这难道是说：有钱人就比没钱人更重视“诚信”之类的吗？

很显然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天都可能要面对很多的选择。面对选择，我们怎样才能做出“不后悔的”、“不违我心”的判断呢？特别是遇到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呢？

越是重要的场面，越能看出人的素养和心胸。

下面讲一件自己的事情。

就在写这篇自序的时候，我却惹起了一场小小的车祸。事情是这样的：孩子参加骑马俱乐部，早上有训练，要赶6点24分的电车，因为是冬天，所以想让我把她送到车站。我掐着时间去开车，没想到前一天晚上下了点儿雨加雪，前挡风玻璃和两侧窗户的玻璃都结霜冻上冰了。赶时间嘛，急急忙忙地吹起热风，好容易前挡风玻璃的下半部化开、能看见了的时候，我就开出去了，可侧面窗户玻璃还是看不太清楚。结果，出了家门左拐上马路的时候，因为左侧视线受影响，剐上了左侧的行人。

万幸的是，只是“轻微接触”，行人都没有摔倒。

不过，后面的事儿就啰唆而麻烦了。叫警察、录事情经过、等交通搜查员、记录现场情况、联络保险公司……

可是，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心境却让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按理说，“我要是再注意一点儿就好了”“一定得注意下不为例”等，这也许应该才是最该有的想法吧。可是这种想法我却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的却是别的东西：

1. “私了”应该会比经过警察，然后用保险赔偿少花好几万块，不过，私了的话，万一以后对方赖上自己可就麻烦了。看来，还是得找警察。

2. 用保险，表面看着似乎现在不用自己花钱，但以后保险费上涨，总的说，还要损失七八万日元吧。就为送个孩子，太不值了。早知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打车去了呢。

3. 唉！虽说有保险，虽说只是轻微碰撞，可谁知道对方会不会提出什么意想不到的额外要求。真是倒霉—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就是不安心。看来还得担心一段时间。—后来还真印证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保险公司调查、理赔不理赔纠纷等，就这么点儿“小事儿”，竟拖了一年半左右。

人生中，我们似乎经常得面对不得不做抉择的场面。

习惯性地以得失来衡量、来取舍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一份担心、一份忧虑往往会持续很久，而且通常会比“快乐”持续得更久。因为心里更“在意”。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在面对忧虑、面对压力的时候，淡然处之呢？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最直接地、不必纠结地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呢？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在逆境、在哪怕是最低谷的时候，也能够平平静静、快快乐乐地活着呢？

答案是：有的。

我觉得我在《心经》中找到了这个答案。

最初接触到佛教，是在大学的时候。

记得一位老师说过这样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人的信仰其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比如佛教，很多人都去寺庙拜佛，甚至在家里供着佛像，但这真的能称为信仰吗？就说我们在寺院里经常会看到的“有求必应”四个字吧，从正面说，表示佛祖很灵，值得我们供奉，但那是佛祖的“能耐”。反过来，我们的心理状态呢？我的“要求”你“应验”了，我就信你，可我的“求肯”你没有“应验”，那是不是就表示今后将不再相信，或可以不信了呢。“有求必应”如果不灵，其结果自然是“不应则不求”嘛！—其实，这种信仰还不如说就是一种“实用主义”。

后来，因为自己是学古典文献的，所以毕业实习去了敦煌，接触到了更多的佛教文化。自己也去看过很多名寺古刹，但也仅仅是走马观花的旅游而已。

再后来有一天，爸爸妈妈突然宣布他们信佛了。家里供上了观音菩萨，定时还会上香。原因很简单，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久治不愈，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了佛家，寄托在了观音菩萨身上。

我再次切身感受到了信仰的“实用主义”。细想想，在中国，拜佛烧香的人里面，因为病痛而加入信者行列的，似乎相当多。难道佛教的智慧只有在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才有用吗？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直接的动机。

再后来，我来到日本生活。有一天孩子回家说，“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和尚，就是前面一条街的那个寺院的和尚”。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别胡说八道”。可后来稍微确认了一下，证实孩子说得没错。我还去实地看了看，和尚一家就住在寺院的边儿上，丈夫是住持，妻子帮着打扫卫生、管理财务等，孩子们和其他家庭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正常上学、正常吃喝、正常玩耍。

是的，日本的和尚是可以结婚的。后来查了一下资料，这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政令”变革带来的结果。

不同的流派规矩多少有些不同。但是，我突然感觉到佛教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佛教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么说，并不只是因为“可以结婚”这一个事例，我们中国人原本不就是把“佛”拿来“实用”的嘛。那么，佛的智慧、佛的教诲、佛的价值观等等应该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啊。

我突然觉得，关于“佛”，我有好多话要说。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2014年有机会去苏州的寒山寺，无意之中看到了寺里播放的“讲经”录像。—是的，“讲经”这种方式不正适合我这个没有多少佛教理论基础的门外汉嘛。

这本书以讲经的形式展开。我是有意也尽量用直白的语言把“经”讲得通俗易懂，但自己写惯学术论文的毛病还是改不了，文中可能会有很多生僻、艰涩的词汇和论述，那是我能力的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原谅。

另外，这本书不是论文，也不是辩论集，所以不求论证严谨，更不求笔锋犀利，我努力希望能把它写得像随笔一样，信笔而来，天马行空。另外，既然是讲经、读经，有共鸣才有意义，所以书中尽量选用身边的真人实事儿来说事儿，不求引经据典，也尽量不拿什么伟人、历史大事件来证明什么东西，因为那些实在离我们现实的生活太远了。

也许这本书有点儿琐碎，但琐碎才贴近现实。希望这些琐碎的文字能如春风拂面一般，淡淡地来、淡淡地去，留下丝丝回味。诸君闲暇之余，翻开来淡淡地读上几页，我就非常满足了。

最后，我还想再强调一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点：

佛的智慧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大可拿来“实用”，而不必非要等到我们苦病烦心时才去“临时抱佛脚”。

笔者  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