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编：张剑方                                   

字  数：378千

书   号：978-7-220-10681-1                       

页  数：360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出版公司                           

印  张：22.5

尺   寸：172毫米×240毫米                         

开  本：1/16

版   次：2018年6月第1版                       

 装  帧：平装

印   次：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编辑推荐

☆ 以客观的笔触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本次的50周年纪念版增加了“中国523项目和抗疟新药开发及应用大事记（1964—2015）”，为对523项目感兴趣的读者、国内外的医药研究者等提供更翔实的检索资料。

☆ 以生动的影像资料呈现特殊科研项目的工作者群像。与2006年版《迟到的报告》相比，本书还穿插了收集自众多523项目工作人员的资料照片，以及青蒿素类药物从单药到复方药物的全程记录。

☆ 从中药青蒿到首个华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请读者朋友跟随本书，一同见证由中国研究人员原创的医学创举惠及全球的精彩发展。

名人推荐

没有523，就没有青蒿素。

——中国工程院沈家祥院士

本书颂扬了那些在偏远地区从事研究和多年过着艰苦生活的中国研究科技人员。

——原瑞士罗氏远东研究基金会医学主任、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医学研究院疟疾研究部研究员基思·阿诺德（Keith Arnold）

继青蒿素之后，人们把复方蒿甲醚称为“治疗疟疾的一大希望”。中国在中药学基础上发明的复方蒿甲醚，是近50年来人类治疗疟疾工作的大进步。

——原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亨克·贝克丹姆博士（Henk Bekedam）

青蒿素类抗疟新药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实现了到2015年“遏制并开始扭转疟疾发病率”的疟疾具体目标。全球疟疾控制是过去15年来真正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之一。

——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

著者简介

周克鼎   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原中国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开发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张剑方   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施凛荣   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助理员

周义清   原北京地区523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傅良书   原昆明地区523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焕生   原上海地区523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宋书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资深药理毒理学教授、研究员，本书

科学技术顾问

内容简介

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全新化学结构药物，源于传统中医药，其衍生物与复方疗法（ACTs）如今在恶性疟疾肆虐的世界疟区广泛使用，不仅挽救了数百万生命，更初步控制了疟疾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状况。这一由中国研究人员原创的医学创举，诞生自一项名为523任务的特殊使命。该任务立项于1967年5月23日的中国，在当时国内形势不稳定、科研设备简陋、科技人员短缺等条件下，军民联合，组织全国60多个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以科研集体大协作的形式，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成果。本书正是对这一段青蒿素类抗疟新药研发历史的客观记录。

《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记录了从中药青蒿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从青蒿素类单方药到复方药，从青蒿素实验室提取物到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研发、生产历程。本书在2006年版《迟到的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青蒿素发现、化学结构以及单药、复方药物研究工作中的详尽细节，更完整地向读者们展现了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边疆部队、黎村苗寨和傣家完成大量新药现场和临床试验研究的科技卫生人员与无名英雄们。在中国523项目立项50周年之际，本书末尾以大事记的形式整理了翔实、有据的历史资料。在青蒿素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关注的今天，本书真实呈现了中国523项目这一特殊科研任务，是对青蒿素发现史感兴趣的读者不容错过的绝佳参考。

简  目

写在《迟到的报告：中国523项目50周年纪念版》之前

序

前言

第一部分 中国523项目青蒿素研发纪实

第一章  523任务及其历史贡献人类在与疟疾抗争的漫长求生

第二章  523任务发现了青蒿素

第三章 组织大会战创造高速度

第四章 丰硕的成果 历史的丰碑

第五章 鉴定会宣告抗疟药青蒿素诞生

第六章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七章 通向世界道路曲折 

第八章 为了造福全球疟疾病人

第九章 回顾历史启示良多

第十章 青蒿素荣誉属集体

第二部分 为无名英雄点赞

青蒿情 黄花香——深切怀念周克鼎同志

思念克鼎 回忆青指

无私的品格 青蒿素“教父”

忆与周克鼎同志相处的往事

第三部分 中国523项目和抗疟新药开发及应用大事记（1964—2015）

注  释

编后记

出版后记

正文赏读

第一章 523任务及其历史贡献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南抗美战争不断升级，而抗药性恶性疟的肆虐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青蒿素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军队和地方的医药卫生科研、生产、医疗、教育等单位共同组成的一支大协作科研队伍，在分工合作大力协同的组织模式下，在研制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的任务中诞生的。

为什么一项防治疟疾药物的研究任务会受到如此重视并取得如此重大成绩，其中详情鲜为人知。

1. 军事行动的无形杀手

疟疾是军事行动的无形杀手。疟疾对军事行动的危害是历来军事家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在战争中，随着军队的频繁调动和人员大量的流动，无免疫力人群进入疟疾流行区，或疟疾病人进入非疟疾流行区，在军队和战区居民中都可引发疟疾暴发流行，从而给军事行动造成严重的后果。在自古以来的中外战争史中，因疟疾流行造成军队严重减员，导致军事行动挫败的惨痛教训屡见不鲜。

我国古籍称南方的恶性疟疾为“瘴气”。在《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中，就有“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和“瘴气密布，触之即死”等使军事行动受阻的描述。《资治通鉴》记述，唐代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万患者的生命。本书的出版是每一位523项目工作人员的心愿，也愿每一位读者都能通过本书分享由中国研究人员原创的医学创举惠及全人类所带来的喜悦。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领兵7万，征伐南诏到太和城（现在的云南省大理），将士十之七八死于疟疾和饥饿，全军覆没，李宓被俘。后有白居易的惊世诗句“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为证。

在近代战争中，由于疟疾在军队中流行、造成严重减员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欧洲战场交战的各国军队，由于疟疾而造成大量减员达数十万人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1945），交战双方都为疟疾所苦。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日两国军队在热带地区作战，都因疟疾流行而造成大量减员。其中著名的是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在因帕尔战役尚未全面展开时，10万军队就有6万余人患疟疾，不战自溃。⁸

我军解放大西南和驻守边防的部队中也有类似疫病实例。驻云南边境部队1951年疟疾年发病率253.6‰，后来由于采取了大规模的抗疟措施，才迅速控制住疟疾流行，巩固了国防。1960年，驻云南部队在参加某次作战行动中，发生疟疾暴发性流行，不少连队失去战斗力，对执行任务造成极大影响。

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越南人民开展了抗美救国战争。双方都因疟疾造成大量减员。

据当年的有关资料记载，美军因疟疾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年发病率高达50%。在越南波来古到柬埔寨边境地区的一次作战行动中，疟疾发病率为20%，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有的部队疟疾的感染率达到100%。据报道，在 1967—1970年的4年间，侵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但实际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美陆军司令部预防医学部主任就说过，在驻越美军中，疟疾的发病量远远超过官方发表的数字。因此，美军卫生署负责人称：“疟疾是令驻越美军最感头痛的头号军事医学问题。”⁸

同样，越南北方的部队进入南方，也严重受疟疾影响。据当时的资料，在美军轰炸与严密封锁下，有的北方部队进入南方战场，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一个团的兵力到达南方战场后，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有两个连的兵力。其余指战员因感染疟疾被送往后方治疗。⁸

由于印度支那半岛地处热带，山岳纵横，丛林密布，雨水丰沛，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滋生，野栖媒介复杂，恶性疟疾终年流行，而且抗药性十分严重。当年原有的一些抗疟药，如氯喹、乙胺嘧啶、氯胍、阿的平等效果很差；以脑型疟疾为主的恶性疟疾死亡率很高，从而加重了疟疾的防治难度。此时，是否拥有无抗药性、高效、速效的恶性疟疾防治药物⁹，成为决定双方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军为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增加了疟疾研究经费，组织了几十个单位参加抗疟研究任务，派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Walter Reed Army Institute of Research）、海军预防医学研究院等单位及军内外有关专家，到越南战场进行医学、流行病学调查，担任预防和治疗疟疾的医学顾问，并开展防治药物试验。美军以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为中心，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和欧洲的一些大药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开展了抗疟疾新化学药的研究，进行广泛寻找新抗疟药的大量筛选工作，要求每年提供30种药物进行临床试验。⁸ 据有关资料报道，1972年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就已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¹⁰但是，他们最终并没有找到理想的新抗疟药。后来发表的资料表明，他们研制出的甲氟喹（Mefloquine）副作用大，而且疗效远不及我国同期研制的恶性疟疾防治新药，更无法与我国发明的青蒿素类药物相比。

越南方面为了抗击美国的侵略，解决军队受疟疾困扰的问题，迫切希望中国能帮助他们尽快解决这一难题。我国国家领导人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一项援越抗美、研制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药物的紧急任务悄然展开。全国医药科技力量由此被组织起来，开展大协作，在另一条战线上与美军展开了比高低、比速度的较量。

2. 应急防治方案先行启动

研究提供恶性疟疾无抗药性防治药物在当时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援外战备任务。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以及广州、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所立即开展了研究工作。军事医学科学院派周义清为组长，顾德鸿为副组长，叶宗茂、虞以新等组成的考察组到越南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期间，第二军医大学也派瞿逢伊和周明行等赴越了解疫情。

为解决防病的急切要求，1966年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理药理研究所和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的专家，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由周廷冲等提出了一个应急的预防药处方。该处方由乙胺嘧定和氨苯砜组成，7天服1次，后称为防疟1号片。经实验室抗疟效 果 和毒性试验后，1967年1月， 由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派出科研人员任德利、田辛等同志赴越南随部队对药物预防效果进行考察，结果收到了满意的预防效果。为了延长预防的时间，随后又改进用周效磺胺代替氨苯砜，预防时间10~14天，被称为防疟2号片。1969年，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单位协作研制出含有磷酸哌喹（前称为磷酸喹哌）每月服1次的防疟3号片。1970年12月，由田辛、宁殿玺等再次携带研制出的这三种药物前往越南南方供部队使用，同时也观察使用的具体效果。这三个应急预防复方药品，初步解决了越南部队的燃眉之急，解决了当时抗药性恶性疟的预防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抗药性恶性疟疾的防治还需继续研制新结构类型的防治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