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

作者：封凯栋

书号：319575

定价：￥79 元

字数：265 千字

印次：1-1

开本：大32

出版时间：2023-08-01

ISBN：978-7-300-31957-5

包装：平

 
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深入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和通信设备行业中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在历史上，正是这两个行业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  
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那些“市场换技术”企业的行动差异，并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需要完成哪些重要任务。  

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工学学士。长期从事中国工业和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出版了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和《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专著。与路风教授合著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及相关的工业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转型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国内外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政策研究和政策对话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引言 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1．自主创新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对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3．写作动机：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人的历程  



第一章 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  

1．政策转型：打造“自主创新”概念  

2．关键因素：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3解释支点：创新型企业的组织系统  

4．世界体系变化：中国工业发展的脉络  

5．产业选择：为何还要讨论汽车和通信设备产业？  



第二章 中国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1．“市场换技术”企业和自主创新企业  

2．生产能力：追赶及赶超  

3．产品开发能力：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4．基于专利的比较  

5．熊彼特式的竞争  



第三章 “市场换技术”政策中创新的缺席  

1．迷雾中的探索：寻找引进外国技术的新方案  



2．“北京吉普风波”：合作伙伴？  

3．预料之外：生产本地化成为中心任务  

4．外方的战略：不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  

5．本土企业的转型：努力和挣扎  

6．被放弃的自主开发  



第四章 本土工程师主导  

1．探寻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原因  

2．破局者：为自主创新开路  

3．后继开拓者：狭路求创新  

4．主导国际合作项目  

5．创建学习型组织  

6．能力构建的关键  

7．工程师主导型企业的崛起  



第五章 工业转型的社会条件  

1．运动与整顿：早期的探索  

2．改革与转型：突破困局  

3．改革与“市场换技术”的相互影响  

4．重新认识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第六章 从创新企业到创新系统  

1．自主创新企业组织模式的扩散  

2．系统性问题浮现  

3．系统性问题的根源  

4．“逆潮流”的一体化尝试  

5．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再组织化”  

6．历史视野中的自主创新  

后记  



  
引言 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一、自主创新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2年比亚迪以186万辆的销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994%），不仅超越了年销量131万辆的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超越了年销售量182万辆的一汽大众，成为中国本土市场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若干年后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对类似的新闻习以为常：在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一个来自本土的轿车品牌成为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领头羊。然而大量长期关注中国自主创新、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岁末年初见证这一事件时，毫无疑问是心潮澎湃的。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采用“市场换技术”战略以来，长期以来没有本土自主品牌能够在销售排行榜上拔得头筹，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长期都被消费者认为是主要靠低价来谋生存的边缘厂商；轿车产业中，“老三样”“中三样”“新三样”这些合资企业生产的引进车型长期主导中国国内市场的记忆似乎还并不遥远。在不少其他产业中，如通信设备制造业（程控交换机和手机等），外资品牌也曾长期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统治力，甚至一度在数字局用交换机设备市场上造成了“七国八制”的奇葩格局；华为和中兴等企业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和竞争，才逐步扭转这一局面。可以说，中国汽车市场在2022年的变局终于为2005年国家所确立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画下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标志。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强音。  
然而，通过自主创新来构建中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历程并没有就此胜利结束。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无理地制裁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并在2018年正式打响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单方面强行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其中，自2018年3月开始到2022年年底，美国合计将近千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列入了各种管制与制裁清单，包括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未经验证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等，蛮横地阻断了这些实体参与全球供应链与国际科技交流的渠道。特朗普政府还于2018年发起“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被美方认定向中国输出科技信息的科研人员开展调查。尽管这一计划在2022年2月由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但它给部分科研人员造成的困扰依然存在。  
对于习惯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年通过外贸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并且在潜意识里一直视其为常态的评论家们来说，过去五六年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变化更像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特殊情况。然而，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即便不去历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哪怕只是将目光投放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国政府，我们也可以发现美方针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部门的投资活动的打压早就开始了。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一改此前重点关注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竞争对手的做法，开始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并购申请，自此之后对与中国相关的并购否决持续成为每年CFIUS否决的案件之最。在美国2011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谈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竞争压力时，甚至直接使用了“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这一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特别意涵的术语，来刻画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重大危机。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也毫不犹豫地在2012年就禁止美国本土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正式拉开了美国政府打压华为的大幕。  
“中美贸易战”“中美科技脱钩”可谓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最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之一。美国单方面的打压严重扭曲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外部环境，而且这一局面很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无法依靠国际分工、通过贸易从国外获得技术产品与技术服务，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供应链遭遇“断链”的困境。这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中国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它也要求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不应也不能在阶段性的成绩面前停下脚步，我们亟须在新的环境下继续自我革新，通过构建自立自强的创新体系来成功地突破外界的强行限制。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3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又专门做了针对性调整，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  
二、对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事物普遍带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单方面打压为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塑造了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如果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打压中国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那它恰恰就说明中国的崛起的确挑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权。那么，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自主创新崛起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和归纳。当然，我们还能从中挖掘出第三方面来，即如果美国认为它现在对中国的打压在时机和手段上是合理可行的，就说明中国现阶段的创新系统尚存明显不足。那么，中国在哪些方面尚未完成创新转型就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探究的。想要深刻理解相关问题，我们就必须回溯自主创新起源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机制与过程。  
熊彼特等创新研究的先驱者早就指出，真实世界中的创新活动在根本上有异于主流经济学所做的假定，即企业的行为模式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优化自身行为以获得最佳收益。创新的“行为优化”的本质在于“创造性破坏”，是企业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行为不断地挑战它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因此，创新竞争要求企业组织在面临资源约束以及在不充分的信息条件下，依然要为创新活动配置资源和动员组织成员，并长期贯注于创新活动的经验积累，以创建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持续动态地改变竞争的约束条件。这就意味着，如果要辨析不同的战略实践是否具有发展本土工业技术能力的潜力，我们可以将企业的组织系统作为分析焦点。本书的中心任务就在于为读者理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发展历程提供一个以“组织技术学习系统”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主线分析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走上“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历程，揭示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机制和过程。在理论上，本书的分析依托于创新研究中的“创新型企业理论”，即通过分析企业的长期战略承诺、组织整合和激励机制来研究它们能否成功构建长期技术竞争力。  
本书认为，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轮重要的转变，分别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以及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转变。在这两轮转变中，中国都在资源条件存在明显困难的背景下，抓住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所带来的机遇。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抓住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内激烈竞争、对外与苏联对抗的有利时机，通过改革开放来执行“市场换技术”战略。在90年代，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则是抓住了西方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后，巨型企业衰落、走向“去一体化”，大量专业技术型企业开始到未经充分开发的发展中国家寻找市场的机会，通过动员国内和国外多种资源发展了起来。  
学习型组织，或者说企业的“组织技术学习系统”能否满足发展本土技术能力的需要，是以上两轮浪潮演变和接替发生的根源。在“市场换技术”实践中，中国工业成功地抓住了与发达国家工业对接的机会；得益于政策性资源倾斜，通过与跨国公司组建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中国制造业迅速提高了装备水平和管理规范水平。中国企业得以嵌入全球性的供应链中，从而实现了生产能力的快速扩张。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外方的长期目标与中方通过合作实现本土工业技术能力成长的愿景并不一致。由于当时人们对创新型企业和市场机制等对象的认识并不深入，外方合作伙伴得以通过一系列手段在组织安排和资源配置上限制合资企业形成面向创新的组织整合和长期资源投入；外方合作者还通过强调组装生产合资品牌产品所带来的“可见”的中短期收益，使中方企业逐步背离了兼顾长期技术能力成长的战略初衷。  
自主创新企业与“市场换技术”企业最根本的不同则在于“组织技术学习系统”。自主创新企业面临同样艰难的资源条件，甚至在早期并未得到国内的政策支持。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在宏观上体现为中国在政治经济体系中已经形成的强烈自主意识对“市场换技术”未能促进本土工业技术能力深入发展的不满，具体表现为在长期工业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大批工程师、科研人员和民间企业家自发踊跃地寻找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寻求开创新的工业模式。在中微观层面上，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需要一批又一批敢于冒险的创新者率先打破当时的制度约束去试探可行的组织模式。自主创新企业成功的核心在于通过明确的长期战略承诺来动员组织，并在实践中将部分决策权下移到真正面对开发任务的工程师团队，使他们得以有效地利用国内外各种技术资源，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组织整合的手段来构建企业内生的技术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业甚至第一次出现了“工程师主导型”企业群体崛起的现象，并在本书所研究的两个产业内出现了华为、中兴、比亚迪、吉利等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力的企业。在本书的研究范畴之外，同样涌现了诸多创新型企业，如京东方、南瑞继保、青岛四方、中车、三一重工等。这些企业组织的诞生与发展及其所创造的经验是中国持续获得创新竞争力的根源。同时，它们的努力也成功地推动了2004—2005年的“自主创新”大讨论，并最终推动了国家发展战略朝着“自主创新”发生重大转型。  
本书强调，企业家也罢，政策决策者也罢，人们的认知都具有时代局限性。本书尝试下沉分析视角，尽量真实地呈现不同时期的决策者如何为破解中国工业的困境努力寻找出路。从这一视角来看，“市场换技术”和自主创新虽然是两种相互竞争的发展战略，但它们在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又共享着相似的民族意志。在中国社会每一次遭遇重大困境时，都有奋斗者和改革者挺身而出，甘愿做在迷雾中撞得头破血流的探路者。  
而如今我们所见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为中国工业再次塑造了激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西方国家是在自身国际经济体系出现结构性问题时拥抱了中国，那么当中国的创新发展超出了它们的预期和掌控范围后，美国单方面“脱钩”，企图以此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对于中国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深刻变化，事实上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大的“工业创新组织系统”的问题。在现代工业经济复杂的分工体系下，创新必须深入地扎根于不同企业、产学研不同主体持续且深入的互动中，所以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问题事实上反映的是中国的工业共同体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机制，中国未能在相应的关键技术领域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以发展相应的技术能力。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就需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来超越市场机制，克服企业个体集体行动的困境，构建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机制，在突破核心技术瓶颈的同时，塑造出“有组织性”的本土创新市场机制。  
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通过对汽车和通信设备两个产业的深入分析来阐述中国本土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历史上，正是这两个产业的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有关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其他本土企业的行动差异，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所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  
三、写作动机：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人的历程  
我在2020年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曾经向读者讲述过从政策角度来研究中国工业对于我个人的重要性。事实上，自从接手了路风教授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工业与经济发展”这门面向北京大学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核心课之后，每年在课程的第一讲中，我都会给同学们讲述工业研究对于我个人的重要意义。  
我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大学生一样，我在进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广西。通过高考，我考进了高水平的大学，成为当年该系120名新生中的一员，开始接受全面、繁重且严格的学科训练。例如，前些年在资本市场上风靡一时的3D打印，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就已经开始接触了，只不过当时人们还很朴素地称之为“增材制造”或“激光快速成型”。  
然而，与我们所接受的紧张且严格的训练不相称的是当时工程类大学生黯淡的就业前景。当时，“市场换技术”实践盛行，中国工业对产品开发和复杂技术的人才需求很小。不负责任地说，当时可能是中国的工程技术人才所面临的一段长夜。虽然我们早早就被系里告知，本系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供需比是1∶14，意思是每个毕业生平均会有14个用人单位在等待。但这些潜在的雇主要么是体制内已经困境重重的老牌国有企业或科研机构，要么就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办事机构。后者通常能提供高于当时中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工资，但它们提供的职业前景往往是工厂管理人员、质量控制工程师、售后经理、贸易代表、公关经理等。简单地说，它们要的主要是我们所在大学的名头，而不是我们通过四年的艰苦学习所获得的专业知识。  
这个“长夜”中的困境戏剧性地反映在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上。一方面，我们当中一些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这部分人可以成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生，然后在发达国家获得工程师或优秀科学家的职位，兑现他们身上的知识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国内相关行业，我们通过努力学习获得的知识似乎并无用处。我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简单且不严谨的统计，发现在全年级120名同学中，只有10%～15%的人留在机械相关行业发展事业；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工程类行业，转而成为跨国公司的经理、金融家、咨询公司专家、码农、互联网创业企业家、政府官员等，他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自身的价值。  
虽然我在大学四年级一开始就获得了清华大学新设立的公共管理学院的免试研究生资格，然而彻底改变我志向的则是大四冬天的工厂实习经历。我和我的四个同学去了广东省佛山市一家位于远郊高速公路边上的铸造厂。工厂大概有2 000名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省份的中年女工。工厂主要生产下水道金属件，尤其是三通管。工厂经理告诉我们，他们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都享有盛誉，甚至连纽约时代广场的下水道也使用了他们生产的三通管。  
生产过程简单粗暴，高炉生产铁水、铸造、锻造、车削以及喷漆等大部分工艺都需要由工人们手动完成。这批女工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无论是近距离完成铁水浇铸还是操作机器锻压铁块，她们始终毫无怨言，哪怕完成从铸造到喷漆整套流程，整个班组只能分到2角/件的收入。工厂为工人们提供的生活条件极差，午饭只有糙米、泡菜和猪皮，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位同学一度宁愿每天步行40分钟下山到公路交叉口唯一的餐馆去吃饭。我们另外四人时不时也会同往。即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女工们依然有非常高的工作热情。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虽然工厂惯例是早上7点钟开门，但她们在6:30就早早地到达了工厂，希望经理能提前打开车间让她们开始上班。  
整个实习过程对于我们来说是无聊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知识对工厂、对女工毫无用处，事实上我们也自觉地尽量不给工人添乱。唯一兴奋的人是经理，他是整个工厂少有的西装革履的人，他每天都热衷于跟我们聊天，给我们传授毕业后为人为商的成功之道。  
导致我最终“崩溃”的是结束实习的时候，我个人决定去跟一直沉默相处的“工友们”告别。这次开口交谈让我意外地发现，工友们的年龄普遍都在16～22岁，很少有人超过25岁。 然而，她们的脸却已经被长时间的辛苦劳动雕刻，但她们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有所抱怨。意识到这些人几乎与我一样大让我备感挫败，在另一个场合，我们甚至可能是朋友、同学或玩伴，然而，现实的反差让我不知所措。“一个可能的我（工厂经理）”和“2 000个可能的我（农民工）”之间的强烈对比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终于开始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前的情境下，即便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2 000个（乃至更多）可能的我”的生活。因此，我彻底抛开了机械工程，转向学习公共政策并尝试寻找参与改变现状的可能。而后，当我在2003年收到路风教授的邀请去研究中国工业和工业政策时，我立刻就意识到这就是我想做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对我来说，参与工业和工业政策的研究是我个人参与中国工业实践的方式，也是我自我实现的形式。这种经历让我更深入地理解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因为本土工业只有持续地升级，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体面的工作。事实上，很早就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普遍在2005年之后才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此之前，它们主要将中国看作廉价的生产制造资源的提供地和人口庞大的消费市场，只有在华为、中兴、奇瑞、吉利和比亚迪等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崛起之后，它们才开始对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力资源进行重新“估值”，才开始利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人口红利”。这种转变既来自它们受到了自主创新企业组织模式的启发，也来自它们不得不回应自主创新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  
当然，成为一名公共政策研究者并不能直接改变中国工业的面貌。事实上，我的工作主要是将他们的奋斗转化为政策分析语言。从这一点来说，是无数具有“不信邪”“不怕鬼”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政策决策者共同完成了本书所讲述的历史。 这本书的材料基于我从2003年开始，在20年中进行的超过500次的个人访谈，受访者主要是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其实，我更渴望将来自己有机会写一本关于自主创新过程中个人故事的书，因为在工作中，我们遇到过太多令人振奋、令人感动或者令人遗憾催泪的人物和故事：我们见到过东北的老国企，在遭遇巨大的困难时召开了全厂员工大会，最后全体员工一致同意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义务劳动去修建新工厂；研发国内首台万门交换机的科学家，为了获得电子元器件，多次坐绿皮火车到深圳中英街的二手元器件市场淘宝，甚至一度在火车上被人误以为是“盲流”；1992年，深圳一位电信设备公司的老板站到了公司楼顶，努力说服自己不要跳下去，最终还是勇敢地回到公司去面对困境；1997年，一位李姓企业家参与了自己企业第一辆车型的设计，但当时他手里的“设计工具”只有游标卡尺；同样是在1997年，一位参与奇瑞早期创业的骨干，因为被“造车梦”所吸引，决意离开自己的妻儿和稳定的工作从石家庄南下，却在火车开动后突然号啕大哭；1999年，中国台湾地区发生“9•21”大地震，代表奇瑞到台湾福臻模具公司监督模具开发的一汽退休老工程师，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扑到了模具上，用身体来保护企业“自主开发车型的希望”；2001年，大唐信威的工程师在大庆油田建造了-40℃环境中的基站，因为当时主流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占据，他们只能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才有机会尝试布局SCDMA的网络设备；2003年，一批华为工程师在香港SUNDAY电信公司的设备机房里打地铺，等待着后半夜利用设备的闲暇时间来调试华为卖出去的第一批3G设备；等等。  
在推动中国自主创新过程中无数不畏艰难的实践者，才是本书真正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