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正在经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关键转折。自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发布以来，中国绿色信贷在政策激励与市场需求的共振中高速成长；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末，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突破4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占各项贷款的比重持续攀升。当总量目标渐次达成，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浮出水面：在统一的政策与监管框架下，为什么不同银行发展绿色信贷的力度与成效迥然有别？答案已不能仅从外部政策中寻找，必须深入银行内部——这正是本书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研究视角的“翻转”。既有文献大多把绿色信贷当作解释变量，考察其对银行绩效、企业创新与环境治理等变量的影响；本书则反其道而行，将绿色信贷的占比与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系统地追问“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绿色信贷”。更具方法论意义的是，作者没有把内部治理与外部环境割裂处理，而是将人民银行的绿色信贷考核、碳减排支持工具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绿色创新等外部治理因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在相同政策背景下内部治理是否依然有效——这一“内外部治理交互”的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在验证治理效能时忽略外部背景的缺陷。在研究设计上，本书以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资源依赖理论为支柱，基于2018-2023年40家商业银行的数据展开严谨的实证检验，并按股权性质、资产规模、经营区域与考核归属分组刻画影响机制的异质性。其发现颇具启发：董事会规模扩大与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对绿色信贷有稳健而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政策激励下效果更强；外资持股对各类银行的绿色信贷发展具有普遍促进作用，而较高的国有持股比例对小规模银行具有引导作用；独立董事在大型银行促进绿色信贷发展、在小型银行却因风险承受与信息不对称而趋向审慎；女性董事占比的提升对特定类型银行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些结论把“公司治理—绿色金融”的关系从原则倡导推进到了可操作的结构变量层面。由此，本书同时贡献于学术与决策两端。对于研究者，它深化了对绿色信贷内部驱动机制的理解；对于决策层与业界，它给出了双向的行动清单——监管层面可将治理质量纳入绿色金融评价、构建更精准的激励约束机制，银行层面则可通过优化董事会规模与专门委员会设置、改善股权与薪酬安排，把绿色发展理念真正内嵌于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