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续篇，重新定向19世纪真实的世界格局；19世纪真实的世界格局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继续世界，东西方位置互换实际发生在1870年代，破除西方论的诸多神话，映照21世纪的世界格局

书名：19世纪大转型

定价：68.00元

作者：贡德弗兰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9-07

页码：46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08688558

◆当代知名学者、依附理论的重要代表、世界体系理论奠基人、极富争议的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的遗作，同时也是曾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关注的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图书《白银资本》续篇。

◆19世纪真实的世界格局依然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继续世界。西方超越东方、东西方位置互换，实际发生在1870年代。本书破除西方论的诸多神话，映照21世纪的世界格局，对关注世界格局变迁的政界、商界、学界、知识界皆有启发。

◆重新界定“大分流”，将时间确定在了1870年代，极富争议又价值巨大。弗兰克对19世纪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整体性分析，将“大分流”的时间确定在1870年代，严格区别于彭慕兰“1750—1850年之间”的时间界定，颠覆了西方既有的社会及历史理论，力图建构真实的世界历史图景。

◆充分肯定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核心作用，挑战西方论，重新定向19世纪的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弗兰克破除“英国为世界工厂，主导世界出口市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回报”“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19世纪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等诸多神话，对19世纪时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做了新的论述，继续纠正以欧洲为的世界经济观。弗兰克认为，直至1870年代，亚洲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19世纪大转型”既是19世纪世界历史图景的大转型，也是有关19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转型，更是19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大转型。

◆一部有着全球视野的开拓性、争议性作品。弗兰克是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主张无论是世界性的进程，还是地区性的变革，都至于全球视野中才能被正确地理解，这一观点无疑对全球化时代具有典范意义。

贡德·弗兰克于1998年出版的《白银资本》，从全球视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颠覆了欧洲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堪称一部挑战性的经典之作。在弗兰克看来，中国是亚洲的，亚洲是全球经济的，对1500—1800年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气势恢宏的论述。

《19世纪大转型》接续前书，将考察范围扩展到19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继续挖掘亚洲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书中，弗兰克破除“英国为世界工厂，主导世界出口市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没有回报”“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19世纪是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等诸多神话，重建事实，对19世纪时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做了新的论述，继续纠正以欧洲为的世界经济观。弗兰克认为，直至1870年代，亚洲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

全球史译丛（见识城邦出品）：

01：全球史是什么[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Conrad）著

02：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英]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Horden）[英]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Purcell）著

03：19世纪大转型[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著[美]罗伯特·A.德内马克（RobertA.Denemark）编

04：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美]托马斯·本德(ThomasBender)著

05：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英]亚当·克卢洛（AdamClulow）著

06：近代早期世界的全球互动（1400—1800年）[美]查理斯·帕克（CharlesParker）著

07：中间地带：大湖区的印第安人、帝国和共和国（1650—1815年）[美]理查德·怀特（RichardWhite）著

08：蚊子帝国：1620—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战争[美]J.R.麦克尼尔（J.R.McNeill）著

09：美国宪法的全球史（1776—1989年）[美]乔治·A．比利亚斯（GeorgeAthanBillias）著

10：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年）[英]C.A.贝利（C.A.Bayly）著

11：交换之物：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与科学[美]柯浩德（HaroldJ.Cook）著

12：鸟粪与太平洋世界的开启：全球史[美]格里高利·库什曼（GregoryT.Cushman）著

13：气候变化与全球史[美]约翰·L.布鲁克（JohnL.Brooke）著

14：大转型：中世纪晚期世界的气候、与社会[英]布鲁斯·M.S.坎贝尔（BruceM.S.Campbell）著

译者序

前言

导言

第一章破除神话，重建事实

第二章延续与变革：文献及方法论介绍

第三章连续多于变化的世界(1750年代—1810年代)

第四章资本积累与熵耗散的三角142

第五章19世纪后期的三角154

第六章各地的连续性和一些转变(1810年代—1870年代)

第七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1870—1913年)

第八章成本和收益的区域划分(1870年代—1914年)

第九章结论之序曲

第十章重新定向20世纪

后记关于弗兰克和他的研究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1929—2005），生于柏林，当代西方知名学者。195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曾在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多所大学执教。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弗兰克思想敏锐，著作颇丰，一生著书40多部，文章1000多篇。主要作品有：《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与巴里·K.吉尔斯合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遗作《19世纪大转型》（ReOrientingthe19thCentury：GlobalEconomyintheContinuingAsianAge）等，其中《白银资本》荣获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在学界引发巨大关注。

编者简介

罗伯特·A.德内马克（RobertA.Denemark），特拉华大学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国际研究评论》（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全球化研究》（Globalizations）等刊物上发表过多篇有关世界体系的文章。他是《世界体系史：有关长时段变化的社会科学》（WorldSystemHistory：TheSocialScienceofLongTermChange，2000）的联合主编，还是12卷本《国际研究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StudiesEncyclopedia，2010）的总编辑。

译者简介

吴延民，山东济南人，历史学博士，201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作为《白银资本》的续篇和未完成稿，《19世纪大转型》可能更会引起争议。两部著作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特色的近代全球史，会引发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对新世纪的思考。

——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

贡德·弗兰克是新兴的全球史研究的先驱，还就世界体系及其历史提出了新看法。弗兰克本人非常喜欢这一标语：“多样而统一”（UnityinDiversity），这也概括了他对现实的立场与期待。一种有关全球史的新的整体性理论，一种有关世界体系的新看法，都是朝向这一目标的。可喜的是，因为弗兰克促成了它们的出现，我们已经朝着这个目标走近了几步。

——赫尔辛基大学政治和经济学系巴里·K.吉尔斯（BarryK.Gills）

章

破除神话，重建事实

《白银资本》的分析截止于1800年，我将在此书中继续探讨19世纪的情形。我现在非常赞成彭慕兰的这一看法：“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19世纪。”但据他的观察，这一工作“曾被整整一代学者舍弃”。埃德蒙·伯克也写道：“为何是19世纪？因为在我看来，它似乎至今仍被重新思考现代世界史的工作遗忘。……我们也依然远没有能为19世纪构想出一种聚焦于整体世界历史的框架。”具体说来，对于彭慕兰所言的19世纪“大分流”，研究现状就很让人悲观。2002年时，卢森堡的欧洲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会上的讨论专注于给出对“19世纪世界经济霸权”的解释。这些讨论被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并被编辑成一份长达130页的“会议记录”；它鲜明地展现出了我们所说的那种让人悲观的研究现状。

在会议上发言的学者，都是“世界”经济或其他史学领域的名家，包括摩西·阿布拉莫维茨、马丁·布朗芬布伦纳、兰多·卡梅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安格斯·麦迪逊、

彼得·马赛厄斯、威廉·麦克尼尔、乔尔·莫基尔、帕特里克·奥布赖恩、罗斯托、简·德·弗里斯，还有“会议记录”的两名编辑等。在这次被其中一位编辑称为“具有典范意义的讨论”中，每位参与讨论的学者，都专门提到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独特性，还有一位学者依旧坚称：“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霸权是显著的，我认为”从六个方面来讲，“它所达到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另外，它的“结构性变化非常迅速，且不同寻常”。然而，在全部的会议讨论中，全球政治经济体的结构、运行方式和转型，则从未被人提及。这些学者没能认识到，正是在这一体系当中，英国从一个相对边缘的角色，崛起为一时的“霸权”(此事并非发生于19世纪中期)，并在三四十年之后再次衰落。在这次让人失望的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不在手表被弄丢的地方寻找它，却偏偏跑到欧美的街灯底下去，在那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被照亮了，周围其他地方都昏暗不堪。

约翰·F.肯尼迪告诉过我们：“真相的大敌，通常并非谎言(挖空心思、精雕细琢的不诚实)，而是神话(司空见惯、迷惑人心的非现实)”。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神话的确是够司空见惯、迷惑人心了。将亚当·斯密和戴维·兰德斯各自著作的标题融为一体———“各国富有或贫穷的性质与原因”，大致就是眼下有关19世纪的世界经济在结构、功能和转型上，如何出现“大分流”的神话般的常见“解释”。此类解释仍在被广为接受，生命力也依旧顽强，其实却都离谱得很。事实上，是全球经济促成了“单一世界体系”的兴起，“也正是在这一体系当中，[财富、收益和负熵]通过至今尚未被人充分理解的、囊括各类国际账户在内的多边结算体系……沿着迂回蜿蜒的路线……转移到了联合王国”。

在神话又流行了60年之后的今天，上述情形似乎比福克·希尔格特为国际联盟分析它们时，更少为人所理解。然而，理解这一全球体系及其运行方式，在今天甚至变得更为紧要了，因为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以及战后“美国世纪”期间的崩溃之后，这一体系在世纪之交的当下，正在被诸多努力恢复和重建。

我们在此书中的讨论可以沿用《白银资本》中的办法，从挑战和打破有关19世纪“各国富有或贫穷的性质与原因”的一整套神话开始。不幸的是，很多有关19世纪的神话，至今仍颇为流行。当然，在本书开头的这一章当中，我们只能以有限的证据来戳穿这些神话。足以埋葬这些神话，并支撑起一种新解释的大量证据，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予以呈现。不过，甚至单凭本章列出的有限证据，已经可以使我们提出另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方案了。

有关“欧洲奇迹”的老掉牙的神话，虽然近又被兰德斯复活和推广开来，但它其实早已经被人破除了。布劳特、古迪、王国斌、弗兰克和彭慕兰等人，已经质疑了它的历史真实性，并颠覆了由它所衍生出的西方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的“科学”基础。被质疑和颠覆的学者包括马克斯·韦伯及其无数追随者，甚至包括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对于1800年以前的时期而言，破除神话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不值得再给予更多关注。不过，19世纪仍需再思考、再探究和再书写。

我们对19世纪的理(误)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话。这些神话统统被装进了一个有关“西方的兴起”的大神话当中，这个大神话则以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为。这场所谓的“革命”，被认为由18世纪后期就已开始的棉纺织行业的机械化带动，继而在19世纪前期由煤炭和蒸汽推进。到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所谓的“不列颠治世”。那时的英国被认为“统治着海洋”，且贵为“世界工厂”，还拥有着高的收入水平。因此，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以及在前面提及的那次会议中，“英国如何取得如此成就”，几乎成了大家关注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我们问错了问题，就只会错误的答案。

幸运的是，由这一问题而生或支撑它的一些神话，早已遭到了诸多质疑，而且，其中少部分已经被破除。不过，这少部分神话也可能会复活，甚至经由曾一度不落窠臼的学者之手，因为此类学者终究无力做到破旧立新。除了新近出现且影响日盛的“加州学派”，以及其他几位学术同人(下文会一一提及)之外，还不曾有人将整个问题倒转过来，去探究为何西方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延续早先的进程，或是去探究在19世纪的哪一时刻，世界政治经济发生颠倒，从而使东、西方对换了位置；在这一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又为何会发生。本书提出并探究的，正是这些问题。

流传广而且至今仍被很多人深信不疑的神话如下：

有关“差距”的神话：的分流在何时、何种程度上发生？

有关世界经济图景的变迁，不少学者认为质的变化发生在1500年后，例如沃勒斯坦和弗兰克，还有些学者认为质的变化发生在1750—1800年之间，晚是在19世纪初，例如沃尔夫、弗兰克等人。并非如此：

1800年左右，世界各地的平均经济生产率、产出、人均收入，大体上是相同的。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有了共识。当然，其中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争议的不过是西方与东方之比是2：1、1：1，还是1：1.2―1：3，以及一个更为吸引人的问题：中国是否仍在领先于欧洲。一个世纪之后，西欧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至1800年时的6倍，人均GDP也增至3倍，亚洲各地的数据则基本未变，有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东西方之间的“差距”或“大分流”是何时出现的？过去一般认为差距出现在1800年之前，或是1800年左右，无论如何，肯定出现在1850年之前。然而，对19世纪上半叶的证据做更深入的考察之后就会发现，除了印度这个非常显著且重要的特例之外，无论是在富有程度方面，还是在相互关系方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大的变化出现。滨下武志所分析的、《白银资本》中也有所考察的东亚地区以中国为的朝贡贸易体系，也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根据普里查德的总结，少数富国和多数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870年的1286美元，扩大到1990年的12662美元，或者说，从8.7倍扩大到45.2倍。在1890年代，全球各地之间的联系加速恢复并强化，各地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速扩大。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1913年。在1895年时，一名美国工人1小时的劳动，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到一名印度工人80小时的劳动。这一比率是1880年时的两倍。

搞清分流在何时发生，或者亚洲(尤其是中国)何时被欧洲(尤其是英国)取代，不仅对于了解过去至关重要，对于理解现在与可见的未来，同样至关重要。不过，由于历史健忘症的广泛存在，答案至今仍被遮蔽于迷雾当中。《白银资本》(1998)整理并驳斥了轻蔑中国的史学观点，———如麦迪逊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的视角》(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2001)中所做的那样。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1951年时曾经说过：“世界贸易的正在逐渐转回到远东，这是数个世纪之前它所开始的地方。”甚至是像阿瑞吉那样的当代中国通及亲华派，至今也仍在这样写道：“经过了数个世纪的西方霸权之后，全球经济的领导权正在从西方转到非西方的手中。”不过，本书给出的证据将会显示，领导权从东方向西方的转移，仅开始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而且，仅过了一个世纪之后，转移就开始倒转了方向。

欧洲(部分地区)及北美的新地位，并非早先就预定好的，实现得也并不容易。盖耶和布赖特正确地写道：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来自欧洲的新挑战，与导致本地危机的诸多因素碰撞、叠加，并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地区发展出了富有竞争力的自我改进策略，用以巩固它们在区域内的权力，用以抵挡或遏制外来的压力。史学界对此种情形的关注[如果有！]聚焦在了东亚，但此类竞争和角力的要素，也可以在印度、波斯、阿拉伯、非洲和拉美各地观察到。

本书会列出大量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尤其是在本章的剩余部分，以及第三章、第六章的分地区考察中。本书还将展现出，至少直到19世纪中期，甚至是1870年时，所有这些地区，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抵挡住了来自欧洲的政治经济挑战。对此问题，后文再详细展开，这里仅简单总结一下就足够了。

孔华润(WarrenCohen)也是一名修正主义者，他这样写道：

很明显，在国际关系史上，19世纪中期是一个分水岭。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在中国至少名义上主导了数千年之后，就此分崩离析。西方国家业已证明了其相对于亚洲的优势，并使数量相对较少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得以挫败数以亿计的亚洲人的抵抗。先进的军事技术、军事纪律和补给状的改善，加上亚洲本土(尤其来自印度次大陆)军事力量的引入，极大地促成了西方的成功。

然而，孔华润所说的19世纪中期的分水岭，绝不是清晰明确的。他提到的很多变化，后来才出现。事实上，世界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的转型，包括其内部“北方”与“南方”的划分，只是到了185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而且，这一转型的广度与，也不如我们过去误以为的那般。当下的流行看法和“科学”观点认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对亚洲经济进行了渗透。不过，更为详尽的考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决不能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后果，站脚背书，或替它们进行辩解，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再考察，以确定我们过去所以为的，西方对一些所谓“传统主义”的完胜，是否仅仅是一个神话。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依据相关资料，重新思考一下民族主义者对“传统”价值的倡导与“维护”，以及他们对“第三世界”各经济体被破坏程度的夸大。

孔华润还给出了一种有关整个亚洲的修正主义概括。这一概括在强调亚洲日趋虚弱的同时，还强调了它仍在持续的实力：

显然，在中国和日本，政权的削弱，也有利于西方的侵入。到1870年时，东亚大部分地区都已向西方的商品开放，并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此区域内的一些民众，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领土，甚至是生活的掌控，这一点在东南亚尤为明显。另一方面，西方构建的国际体系所遭遇的抵抗，仍旧非常强劲。朝鲜击退了迫使其打开国门与欧美进行贸易的企图，它所受的西方影响仅间接地来自中国。日本当时的政府断定，安抚和拖延才是应对西方的“攘夷”上策，不过，几大强藩则决定直接应战。中国因内部的纷争而陷入了困境，清王朝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西方的支持而存续，但它还是保住了其领土的完整性。中国经世致用的学者，以及一些政府官员，早就在为一场强国运动奠定着基础，以确保中国有能力应对外患。对于暹罗而言，绥靖政策取得了成效，而且，因其有着圆熟的理政者，其国民也有理由对继续独立保持希望。越南人则继续顽强抵抗法国人的帝国主义。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孔华润就局势转换所给出的日期，并不早于1870年，而即便是在那之后，亚洲的抵抗依然存在，并实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甚至还出现了工业的增长。

前文已经述及(本书第三至五章将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考察)，亚洲各地在1750—1850年之间，实现了生产的继续扩张和收入的经常性增长，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亚洲内部贸易的持续性增长。此外，这种贸易仍旧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它并非由欧洲人掌控。我们之前已经提及，东南亚内部及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在继续增长。而且，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货物运输，大部分是由中国船只来完成的。另一方面，在亚洲贸易无论在相对意义上，还是绝对意义上都获得了增长的同时，欧洲往返于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规模却经历了下降。另外，中国北部海域的贸易也在继续。特别是在东亚，这个已经被以中国为的朝贡贸易体系组织起来的地区(参见我的《白银资本》，以及滨下武志的前引书)，西方的侵扰一直发生在它的边缘地带，产生的影响也不太重要。除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之外，

这一地区所有的重要国家……从日本、朝鲜、中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都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很久，就已经跟区域内其他国家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通过外交与贸易关系建立，或是直接的，或是经由中国这个。而且，对于约束彼此之间交流与互动的原则、规范和规则，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理解。这使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此外，海外华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先是前往海外的劳工，继而是潮水般的商人和侨民。尽管与当地居民的冲突频现，甚至屡屡遭遇屠杀，华人还是大量涌向海外，并在各侨居地区之间，尤其是在他们的侨居地与中国之间，充当着黏合剂的角色。

修正主义史学近年来提供的证据，以及本书接下来的章节给出的证据，将证明：在东南亚、中亚，以及包括奥斯曼帝国大部和波斯在内的西亚各地，直到19世纪中期和之后的一段时期，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都了维持，甚至有所加强。在新近的印度修正主义史学看来，印度的衰落也并不是那么剧烈。当然，这种修正并不是在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洗白。当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衰落时，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也兴盛了起来。奴隶被更多地用在供应本地及区域市场的生产中，也被更多地用在供出口的植物油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中。伴随着这一新状况的出现，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产、贸易和收入都了增长。在拉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政府与民族主义运动，直到1860年代都还抗拒着“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