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所谓“文人经学”，出自南宋朱熹“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一说，是指欧阳修、苏轼一系的经学传统。明代文人经学肇始于宋濂，经由归有光、唐顺之、焦竑等人的弘扬和发展，至钱谦益而集大成。

就经学史的角度而论，明代文人经学的意义有三：一是树立了自得之见和愚夫愚妇之心的解经原则，进一步摆脱对传注的依傍，更强调探求经典本意，并以愚夫愚妇之心为解经依据。二是在怀疑《河图》、《洛书》方面，从文献实证的角度提出了新论据。三是推崇形声文字之学，为汉学复兴开先声。

明代文人经学对文学思想变革的影响，则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其一，确立了以六经为主、班马等“史中之经”为辅的古文典范。其二，建立了文以载道与“文主于变”相结合的文论“结构”，以内容上的独特见解为文学革新的途径，建构了文道关系的新模式。其三，在亲子之情上打破礼制的约束，为文学上追求惊心动魄的深情和真诚提供依据。其四，崇尚“即经而心”的经学思想，与神明与法度合一的文学理论相呼应。

本书考察明代中后期文人经学的历史演进及其与文学思想的相互激荡，其中的个案研究《唐顺之校录<医闾先生集>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和总论《明代文人经学与文学思想变革的关系》先后发表于《文学遗产》和《文学评论》，《论<易经渊旨>与归有光思想的一致——兼论《易经渊旨》的真伪》、《焦竑<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等篇获《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转载。

作者简介

吴正岚，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明清文学研究。已出版《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2003）、《金圣叹评传》（2006）、《六朝江东士族文学研究》（2019）、《明清之际文人经学与佛学征实风尚的互动研究》（2023）等著作4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其中多篇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项目多项。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访问学者、韩国汉阳大学东亚细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东洋大学国际哲学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图书目录

导论

第一章  明代文人经学与文学思想变革的关系总论

第二章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第三章  论《易经渊旨》与归有光思想的一致——兼论《易经渊旨》的真伪

第四章  唐顺之的“道器不二”论与欧阳修思想的渊源

第五章  唐顺之校录《医闾先生集》的文学思想史意义

第六章  论焦竑的文学思想与东坡易学的渊源

第七章  焦竑《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

第八章  钱谦益之诗文“茁长于学问”与欧阳修经史之学的关系

第九章 “根本六经”与“通释教”——钱谦益论“经经纬史”与苏轼文学的取法对象

结语

附录一  明代文人经学著述一览

附录二  焦竑《易筌》化用吴澄《易纂言》一览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由于“明代文人经学”的说法为本书首次提出，因此有必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文人经学”的出处和依据是什么？其二，为什么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明代文人经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而不是“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经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通过梳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笔者拟对“明代文人经学”这一说法加以工作性界定。

其一，所谓“文人经学”的概念，出自南宋朱熹“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一说。朱熹“文人之经”的说法，无疑是指欧阳修、苏轼一系的经学传统。此后，明代焦竑《续刻两苏经解序》盛赞两苏经学道：

眉山苏氏兄弟，以绝人之才、博古之学，作为文章，既已名一时而垂后世，至其忧患之久，阅历深而见理明，始取遗经而阐绎之。读其书，诚足以发孔壁之精义，函洪都之巨典，当与六籍并耀于亡穷，而世或不行，则有繇矣。熙宁初，荆国以经术得幸，下其说太学，凡置博士、试诸生，悉以新书从事，不合者罢绌之，而两苏之学废。晚宋且目为文人之经，而置之不省久矣。顷制举盛行，古学崩坏，士守一先生之言，煖煖姝姝而不知其他。

此说指出，两苏经学造诣高深而不行于世的原因是：北宋时，王安石一家之学笼罩天下，于是苏学废；讫于南宋，朱熹讥两苏经学为“文人之经”，于是苏学仍遭冷落；在焦竑所处的明代，科举之学盛而古学崩坏，株守一家的风气盛行，于是焦竑试图弘扬两苏经学，以纠正当时学术的弊端。

此序追溯了两苏经学先后与荆公新学、朱熹理学等主流学术相对峙的历史，揭示了苏学独树一帜的学术个性，实际上是一篇追随欧苏文人经学的宣言。由于焦竑与之前的宋濂、归有光、唐顺之和之后的钱谦益在传承欧苏经学方面声气相投，因而焦竑此说亦可视为明代文人经学成立的标志。这是本书提出“明代文人经学”的显性依据。

其二，本书并非“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经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其原因首先在于，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与所谓唐宋派古文家有交叉而不完全重叠，比如唐宋派的王慎之和茅坤在经学上并未体现出与宋濂等人相呼应的特征，因而不能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其次，更重要的是，“唐宋派古文家”这一说法不能揭示宋濂一系的学风和文风的特征，而“文人经学”这一概念相对准确地揭示了其学术倾向：一者，在经学方面，诸家传承并发展欧苏一系的文人经学。欧苏经学在学术品格、人性论、道器关系论等层面都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其学术品格为摆脱依傍、以自得之见探求经典本意，其人性论重视“天性之亲”即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其道器论强调道器合一。明代文人经学将这些层面作为理论起点，在崇尚学术创见、文献实证、主张亲子之情不受礼制束缚、推崇形声文字训诂之学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发展。二者，在文学思想方面，明代文人经学以通经学古为号召，建构了六经与《史记》《汉书》相结合的文学典范序列，并进一步延伸到包括佛经在内的子书和集部。与上述文人经学的特征相适应，宋濂等人提出了文以载道与“文主于变”相结合的文论“结构”，建构了文道关系的新模式，推崇文学的抒写深情和真诚自然，主张文学的法度和神理相统一。以宋濂、归有光、唐顺之、焦竑、钱谦益为代表的这一学术脉络在文学和经学方面的上述特征，只有在“文人经学”的框架下，才能得到准确的揭示。

概言之，本书试图勾勒出宋濂、归有光、唐顺之、焦竑、钱谦益诸家构成的学脉在经学和文学上的独特风貌及其互动关系，从而为考察明代文学思想的变革提供新的视角。

——《明代文人经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