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现代性，究竟是有着普遍设定的社会形态，还是向着某个目标前进的多样努力？现代化，究竟是具有普遍取向的社会规划，还是彼此相互竞争的多元路径？

什穆埃尔·N.艾森施塔特，社会学大师，终其一生探索上述两个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性和现代化是未完成的工程，包含着多元路径和多样可能。

本论文集汇聚中国、德国、英国等国家顶尖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背景中延续、探讨艾森施塔特的多元现代性学说，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留下关于现代性、现代化的独特思考。

关于主编

周宪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德]比约恩·阿尔珀曼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

[德]格尔哈德·普耶尔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技术研究所社会学教授，《原社会学》期刊主编。

关于译者

杨建国  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致力于文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研究和译介，有多部译著出版。

编辑推荐

☆ 现代性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现代化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方向。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更多对于现代性的思考。

☆ 本书旨在对于艾森施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进行探讨，帮助读者思考全球化做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 透过本书，用一种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现代性和社会学。

精彩书摘

☆ 多极意味着多元思维。

☆ 现代性确实已经扩张到世界大多数地区，但并没有形成单一的制度模式、单一的现代文明，而是发展出数种不断变化的现代文明，或者至少说是现代文明模式。

☆ 所谓“全球”是本土化的，而地方则是普遍化的。

☆ 现代性的发展本身并不能保证理性的不断进步，现代性的承诺或主张并不总是能够实现。

☆ 任何对现代性的研究都必须承认，现代性有着多种潜在路径和模式，而且还可能包括暴力和压制性序列。

图书目录

目录

001 / 导论：多元现代性的新方案（周宪、比约恩·阿尔珀曼［安晓波］、格尔哈德·普耶尔）

第一部分  多元现代性：理论框架

027 / 多元现代性：理论框架和基本问题(什穆埃尔·N.艾森施塔特)

061 / 文化间，还是现代性的文化阐释间的对话：多元现代性在当代（什穆埃尔·N.艾森施塔特）

076 / 艾森施塔特的普通社会学（格尔哈德·普耶尔）

第二部分  延伸研究计划

101 / 从多元现代性到多元全球化（艾利泽·本-拉斐尔）

122 / 多极意味着多元思维：多种现代性（扬·内德文·彼得斯）

140 / 作为全球学术景观的多元现代性论争：更多机遇，还是穷途末路？（巴里·阿克斯福德）

163 / 多元现代性和全球化/全球本土化：评艾森施塔特社会学（罗兰·罗伯森）

第三部分  研究的不同视角

173 /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级、公民和个体化——基于U.贝克第二次现代性理论的分析（比约恩·阿尔珀曼［安晓波］）

188 / 从拉丁美洲视角思考多元现代性：复杂性、边缘性和多样性（朱迪特·博克瑟·利维兰特）

223 / 瞄准欧洲：欧洲社会的融合和离析（格尔哈德·普耶尔、罗伊斯-马库斯·克劳斯）

238 / 文章出处

试读

序言

近年来一系列事件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持续进程、冷战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9·11”事件——使当代世界性问题显得愈发尖锐。事实上，进入21世纪之际，无论是西方——欧洲、美国，还是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对现代性、现代文明的新看法、新理解正不断涌现。此外，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提出了一些更为激烈的问题。20世纪末现代性是否已经终结，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规划是否也已寿终正寝？无论体现于“历史终结”方向上，或者体现于文明冲突方向上，当代世界是否已经退出了现代规划？“历史的终结”宣扬世界的非历史同质化，这种论调下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前提，以及其内在的紧张和矛盾已微不足道，从而上升为多重后现代视野。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当代世界的主导因素是经济衰退，当代世界正“退向”反现代性、宗教激进主义和种种反西方的运动和文明，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似乎是现代性的缩影，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明经常与其他文明发生敌对的冲突，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尤为显著，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儒家文明。

无论人们对上述两种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有何种看法，很明显上述观点要求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一次意义深远的重新评估。与这两种观点相反，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要理解当代世界以及现代性的历史，最好的方法是将其视为一个不断形成、构成、重建和发展的故事，故事中包含了多种现代性，既有争议和冲突，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批判

本文提出的方法，包括多重现代化概念本身，与一些强势观点相反，与经典社会学传统相反，尤其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与当代学术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些主题和假设背道而驰。

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确实确定了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如旧的“封闭性”制度框架日渐解体，发展出新的结构、制度和文化特征，借用卡尔·多伊奇的术语，社会动员的潜力越来越大。现代性最重要的结构维度见证了过去相对狭窄的结构已经分崩离析，结构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城市化程度与日俱增，经济日渐走向商品化，教育机构和独特的交流沟通渠道持续发展。在制度层面上，这种解体导致了新制度形态的发展，如现代国家、现代国家集团、新市场，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些新制度形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或定义为具有自律性，而且也确实受到特定机制的规范，例如市场规则、官僚组织等。后来出现的一些表述中，正是这种不同的自律领域的发展界定着现代制度结构的本质，每一个自律领域都由其自身的逻辑加以规范。与此同时，现代性被视为独特文化程序的载体，并塑造出独特的人格特征。

这些理论，以及各种经典社会学分析，包括马克思、涂尔干，很大程度上也包括韦伯，或含蓄或明确地融合了西方发展历程中现代性的这些主要维度。这些方法假设，即使现代性维度在分析上可以区分，在真实历史中仍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非常强烈，尽管常常是隐含的假设是：现代化的文化维度与结构性世界观有着内在必然的紧密关联，这种文化维度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文化前提，包括“世俗”理性世界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相应地，大多数经典社会学，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工业社会融合研究，大都如此假定（虽然有时很含蓄）：基本的制度结构将“自然而然”接管整个现代世界，这种制度包括欧洲现代性历程中发展起来对竞争的界定及其调节和整合模式，也包括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程序。局部或许有细小变化，但所有现代社会，至少所谓“成功”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带有霸权色彩和同质化倾向的现代性规划将在西方持续推进，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而盛行于全球。

然而事实情况完全不同，当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实现现代社会“趋同”的设想，实际发展表明，经济、政治、教育或家庭等各种现代自律制度领域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界定和规范，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现代社会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甚至在主要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欧洲、美国和日本，多样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索巴特（Sombart）许久以前就提出：“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出现在美国？”这个在20世纪初提出的问题以含蓄的方式首次承认了上述事实，在西方国家内部，尤其在欧洲和美洲（包括美国和拉丁美洲），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拉丁美洲，现代社会的多样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变化。

现代社会的多样变化在现代性的文化层面和结构层面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现代性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西方最初规划的不同维度依旧是关键起点，并持续起到参照框架的作用，然而不同社会的实际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初始文化纲领的规定，也远远超出了现代性规划的许多初始前提，超出了欧洲发展起来的体制模式和具体路径。

现代性确实已经扩张到世界大多数地区，但并没有形成单一的制度模式、单一的现代文明，而是发展出数种不断变化的现代文明，或者至少说是现代文明模式。社会或文明确实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特征，但即使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动力，也往往发展不同。此外，西方社会也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超出了现代性的初始前提。

有些人声称，了解不同“现代化”社会动力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特定传统的延续，即便延续过程中会出现新的方式，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复苏了“文明冲突论”。然而事实与此类观点相反，世界上大多数社会发展起来的制度形态都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尽管特定社会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独特的文化前提、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影响。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例如民族主义运动，尽管它们经常颁布强烈的反西方甚至反现代的宣言，但大都依旧是独特的现代运动，揭示出现代性独特的诠释方式。这不仅适用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同样也适用于后面将更详细地讨论的各种情况。

二、现代性的矛盾

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当代社会巨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对现代性的评价也变得更加复杂。从关于现代性的论述开始，从现代社会试图理解这个新时代或新文明的本质开始，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评价，这也确证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种评价隐含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现代化理论和“融合（convergence）与工业社会”理论中，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积极的、解放的、进步的力量，集中体现了一个美好、包容、解放的世界的承诺。另一种评价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道德上的破坏性力量，突出了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负面影响，既包括技术特征，也包括自我中心和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评价最先从欧洲社会的核心内部发展起来，后来在非西欧社会中得到了强烈的共鸣，支持对现代性采取消极或至少是高度质疑的态度。

社会学经典著作，无论是托克维尔的，马克思的，韦伯的，还是涂尔干的，都非常清楚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既是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又是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事实上上述大师们及其后继者对现代性的态度非常矛盾。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种矛盾情绪愈演愈烈，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成为欧洲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和融合的各种研究借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产生出现代性的新乐观主义观点，但对现代性的矛盾则一笔带过，乐观情绪不仅体现于“自由主义”多元论现代性版本中，同样也存在于共产主义现代性版本中。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知识分子反叛和抗议，伴随着冷战的逐渐消退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上述乐观主义现代性逐渐让位于更加悲观的现代性。从现代性话语一开始就存在的批判性主题和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在当代舞台上强势重现，再次强调技术和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威胁和消极方面，例如核武器、核能源的威胁，环境的持续恶化。

现代性包含着消极、负面，甚至是毁灭性的潜在可能，这方面的认识日渐得到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性在全世界的不断扩展不一定是良性或和平的，现代性的发展本身并不能保证理性的不断进步，现代性的承诺或主张并不总是能够实现。事实上，现代性进程不断与战争、暴力、种族灭绝、镇压和大规模人口错位交织在一起，有时对现代性的负面认识已上升到全社会的层面。现代性的乐观观点中，种族灭绝和镇压常常被描绘成与现代性纲领基本内容背道而驰，常常被描绘成前现代态度的“残余”，然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旧的”破坏力量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前提、现代性的扩张以及现代社会和政权制度化的具体模式交织在一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断产生出现代的野蛮倾向。这种转变最重要的表现是暴力、恐怖和战争的理想化——这一转变在法国大革命中体现得最生动，后来在各种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运动中得到生动体现。暴力理想化成为民族国家宪法和许多革命制度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由此形成的国家成为公民宪法和集体认同象征的最重要舞台，成为现代欧洲国家制度的结晶，也成为欧洲对外扩张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通信和战争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强。与此同时，公共和学术讨论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并强调，现代性在西欧和中欧结晶，随之对外扩张，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庇护下，现代性不断地与战争交织在一起，不断排斥镇压异己，造成混乱，然而现代性文化规划的某些组成部分常常把现代性中野蛮和战争的成分合法化了。大屠杀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成为现代性破坏性潜力的象征，成为潜伏在现代性核心的野蛮的象征，最近的种族、宗教战争和种族灭绝再次证明了现代性破坏性潜力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