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
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 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拐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纸张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 （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糅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