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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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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书名】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

【作者】〔德〕薛 凤 〔美〕柯安哲 编

【译者】吴秀杰 译

【丛书】科学与社会译丛  刘 东 薛 凤 柯安哲 主编

【出版单位】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8

ISBN978–7–308–18939–2

【页数】471

【定价】78.00

【上架建议】科学、历史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从果蝇遗传学研究到到绿色革命中的农作物新品种培育;从古典晚期的数学史到战后法国的核反应堆建设;从对疾病的界定、西方女性健康医学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到晚期帝制中国的技术与文明;从科学交换中的道义经济、知识的开放获取到集体作者的署名权等等。本书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不同个案,尝试讨论如下问题:知识与技术的创造、生成、传播和应用的过程和走向如何被嵌入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事实、成为社会发展中具有驱动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

相关推荐

科学如何实际运作?科学家如何“从事科学”,如何创造、分享和交流知识,如何确立、质疑命题的真理性?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由现实中的人在现实社会语境中完成的活动。本书展示了三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向中最令人兴奋的成果,其对象范围从古典晚期到当代,从16世纪的冶金学到当代的粒子研究和基因图谱绘制。纵观下来,实验室中形单影只的科学家英雄这一旧有看法被瓦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推进科学和技术从来都是集体活动,大多以自由地交换思想、文字、人员、工具、样本为基础。这本书钩沉历史上知识分享的多种形式,给读者带来新知识、新视角、新思路。

——艾约博(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以竹为生》的作者)

琳恩·尼哈特(Lynn Nyhart)曾说,之前的主流科学史提供的图像是一棵植根于西方的科学思想之树,如今更适当的图像则是“纷繁河岸”:人与物复杂多样,充满社会、文化、经济和宗教生活,范围延展至全球。《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这本文集,适时而出,展现了河岸的一派生机盎然。其中既有具体而微的案例研究,又有框架性问题的追索。它提示出科学史的新趋势:超越地方性,关照知识流转和技术迁移;超越社会建构论,强调实在之物和被忽视之人群的能动性;超越专门史,追求与一般历史的融

合。这些精心遴选的文本,代表了一种新的共有性。它是对中文读者的邀约,是扩大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真诚努力。

——杨海燕(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者简介]

薛凤(Dagmar Schäfer),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德国汉学家、科技史学家。

柯安哲(Angela N. H. Creager),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专业Thomas M. Siebel讲席教授,主讲生物学史。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

 

【目录】

导论 科学史的新对话:理论和视角 / 柯安哲 薛凤 001

第一章 知识公开:16 世纪采矿与冶金著作中的理想

及其语境 / 帕梅拉·023

第二章 疾病的架构:病痛·社会·历史 / 查尔斯·E. 罗森伯格 077

第三章 政治设计:核反应堆与“二战”后法国的

国家政策 / 加布里埃尔·赫克特 097

第四章 中国帝制晚期的技术与文明 / 白馥兰 135

第五章 注述文本:古典晚期与数学史 / 瑞夫·内茨 173

第六章 果蝇遗传学研究中的道义经济、物质文化和

共同体 / 罗伯特·E. 科勒 205

第七章 拥有“库鲁”:医学科学与

生物殖民主义交换 / 沃里克·安德森 231

第八章 15501700 年间应对信息过剩的阅读策略 / ·布莱尔 283

第九章 论集体作者 / 彼得·伽里森 313

第十章 知识在流转 / 詹姆斯·A. 西科德 347

第十一章 让社会性别进入女性医疗史 / 莫妮卡·H. 格林 385

第十二章 利于小农的育种与墨西哥“绿色革命”的

初始阶段 / 乔纳森·哈伍德 443

【书摘】

导论

科学史的新对话:理论和视角

柯安哲

薛凤

编纂这本《科学史新论》的想法,发轫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2015 3 月的闲休恳谈会上。在那个雾蒙蒙的日子里,研究所同事们暂时放下日常学术活动,聚在柏林郊外的一处度假地,在放松的氛围中交流各种成熟或者不甚成熟的想法。一张拍摄于上海某书店里的照片催化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这张照片中,人头攒动的书店里,一位读者正专心致志地捧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导论》,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出版于1990年。在科学史(1) 这一非常国际化的学科中,翻译活动的目标、所选取的主题、读者的接受情况如何?科学史、技术史与医学史领域的研究者在其自身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关涉问题)的跨语言扩散中,该担当怎样的角色?

这本论文选集便是对该讨论的最初回应,它反映了学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集体思考和评判1990 年以来发表的富有影响力的英语论著,并主持翻译其中的一些成果,以便让那种由市场驱动和个人选择两种因素促成的科学史译著出版现状得到扭转和补充。德国柏林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与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牵头成立了一个编选委员会,其成员也包括来自其他六个专业学会的代表。这六个学会是:美国医学史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英国科学史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国际联盟科学技术史分会(Division of the Histor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欧洲科学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heHistory of Science)、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和医学社会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选集中的12篇文章,是201510月至12月间以在线投票方式推选出来的。编选委员会对进入短名单的78篇文章进行审读、评判、排名,由此形成了最后的入选名单。考虑到使用英语的科学史学者遍布各地的情况,这种做法让编选委员会可以采用当前的全球技术,将提议候选著作的任务“众包”给业内学者,同时保证能适当地平衡这些关于科学、技术、医学的文章所覆盖的时间段和地区,以及作者的多样性。

我们认为,语言文字层面的翻译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在国际化竞争的学术研究中担负着重要的功能。国际化竞争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是: 一方面,具有多样性、使用多种语言的研究主体数量正在增加;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又正在日渐趋于一种语言霸权式的进路(2)。与合作完成的单一语言出版物(作者们经常有着不同的语言背景)形成反差的是,著作翻译使得对内容、形式和含义的协商凸显出来。认同、妥协和误读都会暴露,译本责任者必须决定哪个词能最好地代表另一词;要想让含义清楚,哪些社会文化关联以及历史或政治语境需要被考虑进去。

在讨论科学发展的历史动力时,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这角色有时候也不乏暧昧之处。在中国与“西方”(欧洲和北美)交流问题上的讨论尤其如此,其研究焦点已经从“西方科

学”的扩张,转换到多边效应中的某一方面。比如,《几何原本》进入中国的叙事,一度单单强调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如何向徐光启(15621633) 传授西方科学(Fung & Bodde1937/1983),如今变成了对一项互惠式进程的研究:这一进程不光影响了不同的欧洲群体,也同样影响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行动主体(Engelfried1998Jami & Engelfried & Blue2001Brockey2007)。

早年的研究曾集中在书籍传输的内容及其接受上,而哈罗德·库克(Harold J. Cook)和斯文·杜佩雷(Sven Dupré)在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历史上翻译者至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承担的“经纪人”和“中间人”的角色(Cook & Dupré2012)。狄天霞(Bettina Dietz)的研究也表明,翻译者在特定情境下的用词选择如何被其他人所采用,从而变成受到认可的术语,由此让林奈的植物学术语自20 世纪以来发展为一种国际标准(Dietz2016)。因此,翻译者的专业技能不容小觑。

本书的编纂工作也对这些观点有所回应。我们特别关注到那些决定词语选择和概念框架的历史动力,我们认可这一历史观点:“科学术语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个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新事物,都是用前人的用词逐渐构造出来的……有那么一些术语,是在特殊领域中被创造出来的,该术语(如今所负载的科学理解和含义)要经过一些时间才在所有的专家当中通行和常见。”(Tabirizi & Pezeshki20151174

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若干来自不同领域、掌握多种语言的专业学者的审读。这本文集的形成,展示了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翻译学专业反复强调的一点:翻译绝不止于一项简单的(知识)传递或者转移活动;翻译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及其效应不容忽视(Holmes1988)。在过去的两年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得新想法得以产生,新学术联系得以建立。此外,遴选文章的活动促使个人和集体来思考关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史学研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我们希望,这些富有成果的讨论会继续下去,本书的出版会有助于在全球化的科学史领域中推进方法论上的发展。

这篇导论首先综述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中的翻译史研究,探讨其在汉语英语交流史中的角色,来描述某些能对国际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的挑战和机遇。接下来,我们把入选本书的文章置于英语学术界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研究的大景观当中。

一、翻译、科学史以及东西方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界人士一直主张,有必要提升公众和学人对于历史感与科学变迁的理解。这一议程也是自然科学家培养方案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在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的大学里已经设有与此相当的课程,尽管在一代人以前这种现象还很不普遍(申先甲,1991;蒋茜、李欣欣、申先甲,2013;刘兵,2011)。历史学家们也在日益扩展视野,自身研究所涉及的地域和时间框架,都有着包容式的全球观。当学者们重新考虑课程设置时,他们也开始分析那些决定了其方法论工具的历史动力。

20世纪大多数民族国家一样,以中国之科学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也以聚焦本国为特征。从丁文江(18871936)、张资珙(19041968)到李约瑟(19001997),早期的科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们不光传授科学内容本身,在序言和附带报告中也添加科学史内容(或者故事),来描述西方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现代化”的理念和模式(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197523)。一些英语科学史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有中文译本,一些海外中国留学生将自己导师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竺可桢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科学史年鉴》的发起人。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翻译西方学者的科学史研究著作则基于个人兴趣与机缘巧合,译著书目未免有些纷杂,比如弗·卡约里(Florian Cajori)的《物理学史》(A History of Physics1899)、EG.波林(EdwinG. 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29)、J. R. 柏廷顿(JRPartington)的《化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emistry1937)、WC.丹皮尔(WCDampier)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and Religion1948)、贝纳尔(JD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1954)和莫里斯·克莱因(Morris Kline)的《古今数学思想》(Mathematical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1972)。

这些著作中的绝大多数仍在学术界当中流传,并把“西方”科学家和科学的英雄故事带到了中国。(6) 然而,在20 世纪80 年代“冷战”趋近尾声、国际交流程度日益增强的条件下,英语学术界已经开始质疑并有效地解构了那些关于西方科学与科学家的“英雄叙事”。重要的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科学革命论”的发起人、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亚洲学术界赢得盛名,首先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而后也在中国大陆学者当中广为人知(吴彤,2002;也参见吴国盛,2005)。日本学者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用“科学共同体决定论”(scientificcommunity determinism)这一新说法来描述在“后库恩时代”(the post- Kuhnian era) 在亚洲出现的研究视角(Hanson2012505)。韩嵩(Marta Hanson)给出的完备分析,解释了那些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历史学

家们——无论身在东方还是西方——如何看待库恩的理论:它提供了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研究科学的方法;一种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亚科学实践的“平常科学”的概念。这一研究进路在研究西方和东亚的科学实践中都可以采用;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开启了一个新研究领域,即科学共同体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构性基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日益关注语言翻译在科学交流中的角色。与此同时,“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专业在全球兴起,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形成了一种坚持不懈的学术兴趣,要为这一几乎被丢弃的学术实践恢复声誉(Cook2010)。在世纪之交,关于中国以及跨东亚的翻译与科学交流方面,若干具有突破性的历史研究著作以英语形式出版了。斯科特·蒙哥马利(Scott Montgomery)在讨论明治时代的日本时观察到,“大多数人并不看重”翻译的复杂性及其在科学交流中的角色(Montgomery2000)。大卫·莱特(David Wright)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发表的著作中突显翻译对书面语言的深广影响: 19 世纪中国的化学领域新造或者重新启用了“新”汉字(Wright20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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