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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大学:大师们的求学记忆(1912—1937)重现民国大学校园蔡元培 鲁迅 胡适 季羡林 许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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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内容简介

本书以轻松幽默的文字,描绘民国学生的大学考试、衣食住行、学习生活、校园文化和毕业故事等,通过胡适、费孝通、潘光旦、陈岱孙、赵元任、茅盾、冰心、钱锺书、季羡林等知名学者对求学经历的记述和回忆,并利用民国报刊、口述资料、学校档案等材料,重现民国时期大学的优良学风和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反映民国时期知名大学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生动展现了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可以为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民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张宁芳: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史、近代人物与文化。

 

【编辑推荐】

季羡林,何炳棣,许渊冲,冰心,蒋梦麟……大师们怎样备考、求学,又在大学里留下过哪些别样的回忆?

蔡元培,鲁迅,闻一多,胡适,朱自清……学者们如何不忘初心,在动荡年代里坚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味美价廉的食堂、小吃店,“天堂”般的大学图书馆,别开生面的校园体育训练,展现个人风采的学生社团……民国时的大学生活何以如此精彩?

聚焦变动时代里的大学校园,从另一个角度感受民国风采。

 

民国大师们在各自领域的高深造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大学时接受的熏陶。本书以轻松幽默的文字描绘了民国时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生动展现了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侧面,既能唤起向往大学生活的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亦能为对高等教育、民国人物、民国历史等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参考。

 

【目录】

大学指南篇:大师们的考学回忆

大师们的“高考”故事:择校、赶考与金榜题名

初登学术殿堂:大师的大学初印象

大师说:如何选专业

 

名师画像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叶公超:真名士自风流

朱自清:谦谦君子,温文尔雅

闻一多:诗人、学者与斗士

 

校园生活篇:曾经的大学生活面面观

当年北大校园里的“扫地僧”

食在清华的记忆:食堂、自助餐与“小桥食社”

探求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的记忆

大学时代的另一门必修课:体育锻炼

校园里的别样风景:活跃的学生社团

 

求学记忆篇:终生难忘的大学时光

最后一课:那些难忘的毕业致辞

早年留学生求学记:扬帆起航求知路

 

后记


 

【前言

翻读近现代历史人物的材料,其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人物传记和口述历史部分。念书时候曾经整个下午趴在图书馆,伴着冬日暖阳,安安静静地翻《传记文学》,通过一段段文字走进那些名人的内心世界。那是一种别样的体验,既心怀对他们的仰慕,又仿佛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耳畔娓娓道来。这也是研究近现代人物的一种别样收获,可以读到人物更生动更鲜活的一面,而人物传记的背后也要感谢学者的独具慧眼。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夫人杨步伟在其个人回忆作品 《一个女人的自传》中有过这样的交代:他们夫妇的好友胡适先生有次提起,赵元任记的日记多年不断,可以借此写回忆录。赵元任摆手表示这事费时费力,胡适转而去说服杨步伟写回忆录。没想到,这对夫妇的回忆录先后都整理出来了,而倡议者胡适的《四十自述》却虎头蛇尾了。这难免让胡适的粉丝感到遗憾,不过也正是他的这份独到眼光和好人缘,让他的朋友们纷纷捧场,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传记文学”丛书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近现代著名人物的自传、回忆及口述材料,风格不一,有的文字生动活泼,有的叙述严谨规整,正如同传主本人的个性。我们能读到赵元任夫妇、萧公权等的自述,也有友人对于闻一多、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追忆。

通过阅读他们的回忆,我们慢慢走进他们的人生,对于他们来说,年少求学的时光无疑是一段色彩斑斓的记忆。他们大多成长于清末民初,那是一个剧烈变动的年代,从帝制时代走向民主共和的中国,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方面经历了曲折的改变。新旧思想的碰撞,大家族的变迁,个人生活的选择,这些既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也在个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本书中我也把论述的范围主要框定在了民国前期,即1912—1937年这个时期。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新旧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以往相对关注度比较小的阶段,但这种思想观念与制度潜移默化的变迁,以及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思想的影响一直吸引着我的关注。

书中选取的人物无疑是那一代青年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故事也能带给今天的我们同样的情感共鸣与思考。无论是求学考学路上的艰辛,远赴重洋的不舍与孤独,还是享受大学时光的自由,沉迷图书馆的乐趣和运动场上的挥洒汗水。伴随一代代青年成长成熟的大学校园永远是他们心中最温暖的角落,那里有大师指引他们人生方向,那里有同学畅谈未来希望,那里还有知识的海洋和营养的加油站。多年以后,回忆起学校的时光,大学校园依然是大师们理想中的天堂。

读到他们的回忆有时也会让我们会心一笑,今天仍然让大家津津乐道的北大清华的差异,原来也是一种传统的延续。自由甚至于散漫的北大,勤奋努力拼搏向上的清华,大学的风格是多元的,而这些传统在一代代学子中间薪火相传,延续下来。大学也是包容的,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们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争辩、他们坚守,他们在三尺讲台间肩负起传承知识、传播文化、传递信念的使 命,他们以一支支红烛的光芒,点燃学子的心灵之光,为他们的成长之路指引方向,照亮前途。

读这些大师们的回忆,常常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也希望用自己的文字把这份精神的力量传递给读者。

  

【精彩书摘】

当年北大校园里的“扫地僧”

新闻里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励志故事:学校保安利用业余时间旁听学校课程,最后通过考试取得学位,在大城市谋得一份安身立命的体面工作;食堂师傅受到大学生影响,在学生和老师的帮助下苦学外语,最后通过四六级考试,甚至取得托福高分。这些身份不同却同样求知若渴的身影在曾经的北大校园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偷听生”。他们身上散发着克服万难、凿壁借光的学习热忱,在他们中间后来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不妨通过他们的故事来看看北大校园中曾经活跃的另一类群体,感受下课堂内外的世间百态。

第三类学生:“偷听生”

冯友兰先生回忆,按当时的说法,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了许可;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

正式学生自不用解释,“旁听生”这样的身份在当时也不少见。翻译家杨绛当时原本已就读于东吴大学,但她不喜欢原来的专业,经朋友鼓励准备投考清华。由于错过了当年的考期,她初到清华时,便是借读身份,经过一年旁听课程和正式考试,隔一年才正式考入清华。而杨亮功(后为知名教育学家)初入北大时,因错过考期,也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北大学习的。他们旁听多半是为了方便在学校准备复习应考。

而课堂上还会有一些未选课却跑来听课的学生,这些校内或校外的学生,便是“偷听生”了。季羡林在清华就读时就曾广泛听课,慕大师之名,他曾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诸多先生的课,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受欢迎的情况。不过在冰心的课堂上却碰了一次壁。当时冰心在文坛已颇有文名,慕名而来听她课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第一堂课上冰心便威仪俨然地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

“偷听生”听起来似乎不那么登大雅之堂,不过据千家驹回忆,这里的“偷”,并非偷偷摸摸的意思,也不含有歧视或侮辱的意义,与正式生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得参加学期或毕业考试,也无学分可得。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学生并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所以“偷听生”虽然不是北大正式注册在籍的学生,但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几乎与学生平分天下。课堂里有他们的身影,图书馆里他们在苦读。

马叙伦曾对校长蔡元培说,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北大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热心平民教育的蔡元培听了很是表示赞同。于是敞开的北大校园给这些“偷听生”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而“偷听生”们的活跃也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北大开放包容的校园精神做了一个最好诠释。

偷听生的聚集地:“拉丁区”

初看这一标题,或许会让人有些困惑,稍做解释一下,这里的“拉丁区”是指在当时北平北大沙滩周围的一块区域,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住户,便是北大的“偷听生”。

胡适曾在《独立评论》上写过专文《北平的“拉丁区”的短记》,这里面对“拉丁区”有这样的介绍:有人说,北平的沙滩一带,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或是准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

这些慕名而来的学生往往经济上并不宽裕,他们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有的靠打零工维持基础的生活。散文家钦文当年就是个失业的小学教师,他交不出学费,也负担不起连续读书。翻译家金克木当时只是个自学青年,没有工作,只能靠向各报刊投稿写诗拿点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

缺乏稳定经济来源的他们无法负担高昂的生活开销,在他们聚居的“拉丁区”里,物质条件显得相当局促:不干净的毛房,雨季从墙里面往外渗的霉气,每天早晨你得拉开嗓门洪亮地喊“茶房!打水!”。这些小公寓通常是一个不太大的四合院,院中种上点鸡冠花或者牵牛花之类,甚至有时有金鱼缸,但多半是并不十分幽美的。东西南北一间间的隔得自成单位,里面一副铺板,一张窄窄的小书桌,两把凳子,洗脸架,运气好也许还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大小不一的砖,墙上深一块淡一块,裱糊着发了黄或者竟是发黝黑的白纸,衬着那单薄、残废、褪色的木器,在16支灯光下倒也十分调和。公寓的钟通常比学校的快半点,这样,老板娘夜间好早点关电门。小小的房间,不亮的灯光,拥挤、潮湿、幽暗,或许是“拉丁区”里日常生活的写照,但并不妨碍这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

虽然这里的居住条件相当艰苦,但优势在于生活费用低廉,而正是这一点打动了那些囊中羞涩却一心向学的青年的心。“公寓的房钱,好一点的四五块钱够了,坏一点的一两块就成,茶水、电灯、用人,一切在内。吃饭,除附近的便宜小饭馆外还有最便宜者,几分钱就可以吃饱一顿。”另一个突出的优势则是它邻近北大和北平图书馆,那正是读书人向往的天堂。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馆、浴室和球场,更有北大之门随时向人敞开着,使“拉丁区”成为求知者念念不忘的乐土。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最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有机会听到北大名师的课,一睹名师风采。

搭上“末班车”的幸运儿

“拉丁区”里这些怀揣梦想的“偷听生”们为了求知的心愿而聚集到了这里,在这些“偷听生”中后来也走出了不少的大家,其中有个幸运儿通过他的努力搭上了一班“末班车”,改变了人生境遇,那就是后来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金克木。他在《末班车》一文中回忆,正是在北大的沙滩红楼,他无意中搭上了人生中的一班“末班车”,那是外国文学系法文组的一个班, 而他还是个“无票乘车者”,不是学生。由此开始了他“和外国文打交道”的经历,“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

年轻时的金克木刻苦自学法文,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北大听课。他去北大外文系法文组法籍教授邵可侣先生的班上听课,学习法文发音。在法文阅读课中,每次布置作业,总有一份完成得很好、非常正确和详尽的作业答案交上来,但从来没有写过名字。这引起了教授邵可侣的好奇,他很想知道这个学生是谁,于是有一次他特意改变过去发还作业的办法,在下课前自己亲手发到每个同学手里。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这份作业的主人,那是个坐在教室后排的瘦瘦的青年人。当金克木怯生生地,而且十分歉然地说他不是外文系的学生,也不是北大的学生,而是校外来旁听的时候,邵深受感动,立即把自己的住址写给他,约他下午到寓所详谈。

经过详谈,邵知道金克木是一个自学青年,当时也没有工作,只是向各报刊投稿写诗拿点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为了自学法国文学,金克木才来到北大旁听法文课。邵可侣先生非常同情金的处境,也深为他的苦学精神所感动,随即叮嘱他安心继续听课,并拿出几十元钱给金作为生活补助,请金每周来一两次帮他处理一些文字工作。

之后不久,邵可侣先生写信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信中他介绍了金的苦学经过,请胡适考虑给金安排一个固定工作。胡适见信后约见了金克木,详细了解了金的情况,随即安排金到北大新建的图书馆工作。回忆起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日子,金克木感到收获良多。并且后来通过邵的推荐和圈中结识的友人,金克木也有机会去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法文,后又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这班北大法文组的“末班车”,成为金克木从教生涯的“头班车”,对那样一个好学而苦于缺乏机会的青年来说,人生际遇有时候就这样不经意地改写了。

在开放包容的北大课堂和图书馆,曾留下不少名人的身影,包括沈从文、丁玲、冯雪峰、瞿秋白等,他们中的不少也曾是以“偷听生”的身份来到北大的。北大的空气感染了他们,并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投下知识的火种,留下深深的印迹。一位体验过沙滩公寓生活的人这样描述他见到的“拉丁区”小公寓的印象:“小小的房,小小的煤炉已经冷冷的只剩下了一点烬火,万籁俱寂,一支短短的洋烛,伴着那位朋友伏案疾书。”这黑夜中的微弱烛光点亮了不少背井离乡的“北漂”青年的人生道路,他们在北大的课堂上求知,并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改变了人生命运。

在今天的北大课堂上也时常能看到不少来“蹭课”的同学,他们中有的是外系的学生,也有不少来自周边各高校,甚至其他省份的学子。为了一睹课堂上的名师风采,他们甚至会跨越半个城市赶来,一些知名教授的课常常需要提前占座。在济济一堂的北大教室中,台下的人身份也不尽相同,这当中有学生、进修的老师,甚或有些是保安、校工,就是利用工余时间来“充充电”。有时他们也会问同桌借个笔记,或者在食堂蹭个饭卡,他们或许就是今日的“偷听生”,而在他们中间也诞生了不少奇迹,正是知识之光薪火相传的精神,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让开放包容的北大精神代代相传,也让学术之光照亮普罗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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