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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荆楚文物（第3辑）
定价：158.0
ISBN：9787030572264
作者：无
版次：1
出版时间：2018-04
内容提要：
《荆楚文物》是荆州博物馆编著的系列学术文集。文集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主要收录关于荆楚地区（即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等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
本书为第3辑，收录了25篇研究论文和3篇考古发掘简报。研究论文涉及荆楚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楚文化研究、古文字学研究、文物保护以及荆楚地区古建筑等方面的内容。简报公布了紫荆楚墓、窑台子墓地、真如寺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
目录：
目录
一、楚文化研究
纪南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意义——为纪念纪南城考古四十周年而作 高崇文 （3）
鄂西地区的楚文化考古与楚都探索 尹弘兵 （13）
楚国漆器研究的回顾 刘德银 彭昊 （25）
从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的漆器看楚国的漆器雕刻艺术 杨莉 （44）
二、考古学研究
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初步研究 李泉 祁钰 郭迎亚 肖玉军 杜杰 杨瑞生 刘伟 祝恒富 黄旭初 陈安宁 莫生娇 冯小波 （59）
鄂西北手斧 祝恒富 严烽 （144）
湖北地区出土春秋时期的玉器 张绪球 （151）
长江三峡大坝坝区的考古发现与探讨 杨权喜 （180）
万城铜器、车桥铜戈研究述评 刘彬徽 王丹 （196）
关于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的“堲周”问题 黄凤春 胡刚 （204）
“遣车”的种类——熊家冢车马坑研究之二 武家璧 贾汉清 丁家元 （211）
曾侯乙墓漆画中的蝮蛇、木怪与射鸟图 夏晓燕 李梅 （229）
由马山蔡桥遗址调查产生的联想 王从礼 （239）
湖北南漳川庙山墓地初探 笪浩波 （271）
论荆州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分类与分期 张万高 彭昊 （282）
论楚简中儒家文献的价值理念 徐文武 （293）
三峡地区汉至唐宋时期的双唇罐考古研究 余菀莹 严烽 杨华 （300）
三、考古新发现
荆州紫荆楚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309）
荆州窑台子墓地2012年度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334）
石首真如寺遗址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357）
四、古文字学研究
殷墟王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综述 蒋鲁敬 （371）
读北大简《妄稽》札记 何有祖 （379）
秦简“狱校律”考 彭浩 （382）
五、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宋《营造法式》尺度与尺法考 方咸达 （389）
荆州城墙主要病害及治理措施 李金法 严烽 姜东华 （397）
古今牌坊探析 王新生 李正贵 严烽 （410）
慧可禅师与司空山 方力军 （435）
六、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需换位思考 王红星 （451）
在线试读：
一、楚文化研究
纪南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意义——为纪念纪南城考古四十周年而作
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1975年在江陵纪南城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序幕，对全面深入地研究楚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四十年来，通过对纪南城区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确定了纪南城是战国时期楚都，同时，它也是*能体现周代都城建制之礼的*典型的都城之一。对此区域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基本构建起楚墓年代学发展序列框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楚国丧葬礼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各方面更加广泛与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纪南城 郢都 丹阳 楚墓 楚礼俗
1975年，在江陵纪南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序幕。2015年正值四十周年，纪南城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着楚文化研究全面深入地发展，是楚文化研究的重镇。
一、纪南城印证了古代都城的礼制规划
《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段是讲都城的营建，作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大道各九条，城内宫城前部左侧建宗庙，右侧建社稷坛，宫城后边是市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应是记载周代王城的规划礼制，但是，周天子都城的实际规划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东周列国都城也不尽然，相对来讲，体现《考工记》所记都城礼制规划较多的是楚郢都纪南城。
按礼制，当时的都城由宫城和郭城组成。《吴越春秋》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即宫城，为君而筑；郭即郭城，为民而建。宫城居中，郭城在外，大小两城相套，均为正方形。考察列国都城，晋之新田为三个宫城呈“品”字形相连［1］，赵之邯郸是三个呈“品”字形的宫城与一个大郭城相组合［2］，齐之临淄［3］、燕之下都［4］、郑韩故城［5］则为两城相毗连。比较符合礼制规划的有楚国郢都纪南城［6］和曲阜鲁故城［7］。纪南城郭城城垣略呈正方形，宫城居郭城中略偏东南部，据探出的宫城城垣遗迹及宫殿台基的分布情况看，也略呈正方形。
纪南城四边城垣各开两座城门，共有八座城门，其中南、东、北三面各有一座建在古河道上的水门。以《考工记》记，王城每边是三座城门，诸侯都城城门之数，礼书无记，考古发现的列国都城，由于城垣多不规则，城门也无定数，每边多是一门或二门，只有曲阜鲁故城东、北、西三面各为三门，南边为二门，此也可能是不能完全僭越周天子都城礼制规划之故。纪南城旁二门，大概是以诸侯之礼而建，低于天子都城“旁三门”之数。
《考工记》记载，周天子的王城城门是一门三道之制，郑玄注云：“国中，城内也，经纬为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贾公彦疏云：“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一门三涂，三门九涂，每涂可并行三辆车，三涂可并行九辆车，这样才形成城内“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之布局。目前考古发现的东周列国都城，只有楚郢都纪南城是按一门三道之制而建的。经发掘的西墙北门和南垣西部的水门均是一门三道。一门三道之制，从设计上取左右对称，使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实际上也是以此突出帝王之地位，所以此制度遂为后来都城建制之通制。
《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后来经学家多从其说。但清代戴震则认为天子和诸侯皆为三门三朝［8］。此是说的由宫外进入内宫的门。从文献记载考证，楚的宫城也是“三门三朝”建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太平御览·兵部》又称之为“弟门”，“韩子曰，楚国法，太子不得乘车至弟门”。在先秦，“茅”、“弟”通用假借，“弟门”也即诸侯三门中的“雉门”。许慎《说文·隹部》：“，古文雉，从弟。”段玉裁注：“弟声。”由此可证，楚之“茅门”即“弟门”，也即“雉门”。既然有中之雉门（茅门），必然也有内之路门和外之库门。《左传·宣公十四年》记楚庄王闻宋杀楚使，“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寝门即路寝之门，亦即路门。《说苑·奉使》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年），伍子胥引吴师攻入郢都，“子胥亲射宫门”。此宫门应是楚宫城的外门，也即库门。由此可证，楚宫城也是三门之制。《周礼·天官·阍人》载：“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郑玄、贾公彦注疏认为，王宫或诸侯宫之中门（即雉门）均设阍人这一官职管理。楚守宫门之官亦称“大阍”。《左传·庄公十九年》载，鬻拳以兵强谏楚王，后谢罪，“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鬻拳曾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的“阍人”之职，故楚人称之为“大阍”。由此进一步证实，楚郢都不仅是三门之制，而且所设官职也与周制同。
楚宫城有三门，也应有三朝。《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门内，谓之燕朝。……其二是路门外之朝，谓之治朝。……其三是皋门之内、库门之外谓之外朝。……天子诸侯皆三朝也。”关于三朝的用途，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云：“内朝，路寝也，又谓燕朝，宗人嘉事行于此；治朝，日听政事所在；外朝，则有大政询万民之朝也。”楚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不能践霤，此朝在茅门（雉门）之内，应是治朝，正是楚之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听政之所。茅门之外、宫门之内楚也称之为“廷”，所设官吏称“廷理”，经学者考证“廷”即“朝”［9］，所以，茅门之外、宫门之内应是外朝。《吕氏春秋·行论》在记述《左传·宣公十四年》所记楚庄王闻宋杀楚使的同一故事时，将“窒皇”改作“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注释为路寝前之庭，“燕朝，朝于路寝之庭”［10］。由此可证，楚宫之“窒皇”即燕朝。楚宫城正好是三门三朝之制。
据文献记载，楚郢都内也设有祖庙和社稷。《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楚共王临终前告大夫曰：“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左传·昭公元年》载，楚公子围聘于郑，“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又《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为立嫡子主社稷，“乃埋璧于太室之庭”。杜预注：“太室，祖庙。”另外，纪南城附近贵族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相当多祭祖、祭社的记录。经彭浩先生研究发现，楚国祭祖祭社的方式、职掌祭祀的官吏以及祭名等多与周礼同［11］。既然如此，其祖庙和社稷的建筑格局也应遵循周制。
郢都内还设有进行贸易的市。《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改革币制，造成市乱，“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当时还有“蒲胥之市”［12］，昭王时有“刀俎之肆”、“屠羊之肆”［13］等。有关市的位置，有学者认为，纪南城宫城北有许多手工业作坊遗址，郢都之市应在此附近，符合“面朝后市”之制。
在纪南城以北约10千米处为纪山，丘陵连绵，地势较高。这一带分布着大量的楚冢。每一处墓地多是以两座或几座高大的土冢为主，另有许多较小的土冢陪葬。如大薛家洼墓地，有两座大冢南北并列，其北又有4行10排共40多座小冢成南北整齐排列。在附近发掘的中型墓葬中，多属楚王室贵族墓。可以肯定，纪山一带是楚国王室高级贵族的公墓区，那些规模巨大的主冢应是楚王陵。楚将王室公墓兆域选择于都城之北，大概也是因于周礼。《礼记·檀弓》载：“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郑玄注：“北方，国北也”，即国都之北。周天子或各国王侯死后葬于本国都之北，是三代之礼制。之所以如此择兆域，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是将北方视为鬼神所居的幽都所在。楚王室贵族之兆域置于郢都之北纪山一带，符合“三代之达礼”。
楚郢都与中原列国都城相比有其独特性，从先秦礼制角度考察，楚郢都是*能体现周代都城建制之礼的*典型的都城之一。
二、楚墓年代学序列的建立
纪南城区域*早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楚墓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江陵太晖观、张家山、葛坡寺等纪南城周围发掘了几批小型墓，随葬品多是陶器，组合多为鬲、盂、罐，鼎、簠、壶，鼎、敦、壶。由于50年代在长沙发掘的出土有陶鬲的墓一般都定为春秋时期，所以，一直到70年代，一般都将出土有鬲、盂、罐组合的墓定为春秋，将出土有鼎、簠、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早期，将出土有鼎、敦、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中晚期。直到70年代后期，对江陵雨台山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才将这一认识改变，发现鬲、盂、罐组合从春秋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鼎、簠、壶与鼎、敦、壶也同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后来发掘的江陵九店楚墓和当阳赵家湖楚墓，这三批墓葬基本建立了整个东周时期中小型楚墓的年代学。
1957年发掘了河南信阳长台关1、2号楚墓，该墓规模大、等级高，出土大批文物。顾铁符将此墓同长沙和寿县楚墓比较，看到既有长沙楚器风格，又与寿县楚器有相似之处，推断为战国时代楚墓［14］。郭沫若则认为所出编钟铭文“隹（惟）（型）屈晋人，救戎于楚競（境）”一语，是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晋灭陆浑戎时事，定此墓为春秋末年［15］。60年代发掘了湖北江陵望山1、2号墓，沙冢1号墓等几座中型楚墓。望山1号墓出土了越王勾践剑，遂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当时没有年代比较明确的其他对比材料，在很长时间内，关于这几座墓的时代，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总的来说，定的时代偏早。如望山1号墓，由于出了越王勾践剑，勾践是春秋末年人，故多认为是战国初期的墓。后来，对望山楚墓所出竹简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陈振裕先生据简文记录指出，墓主邵固祭祀的先王有“柬大王”、“圣王”、“邵王”（即楚简王、声王和悼王），祭祀的先君有“东宅公”、“王孙喿”。墓主邵固以悼为氏，应为悼王之后，其间如果再隔其先君两代，邵固当死于威王或怀王之时，正属战国中期［16］。此时，在江陵又发现了天星观1号墓，据所出竹简，墓主是邸阳君番乘，又记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纪郢之岁”一语，公孙鞅即商鞅，公元前361年入秦，卒于公元前338年，该墓的年代无疑就在这一时期，正好也是在楚宣王或威王之时［17］。1986年在湖北荆门包山墓地发掘的一座中型贵族墓，墓主是楚国左尹邵佗。墓中所出遣策有关于下葬年代的明确记载：“大司马邵骮（即卓滑）救郙之岁，亯月丁亥之日，左尹（葬）。”据研究，下葬的年代应为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也属战国中期楚怀王之时［18］。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将江陵这几座中型墓及信阳长台关墓的年代确定为战国中期，从而将战国楚墓的年代学搞清楚。
20世纪70年代初，在湖北江陵岳山，当阳赵家湖、慈化，襄阳山湾等地陆续发现楚国青铜器，对照望山等墓所出战国铜器，初步认定属于春秋时期。后来通过对这些墓的整理，梳理出了春秋早期、中期、晚期三期的变化规律。1978～1980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发现又使得刚刚认识到的春秋楚器的演化规律得到进一步证实。下寺2号墓出了王子午（楚令尹子庚）升鼎7件，上面也刻“倗”的铭文。学者认为，“倗”即“冯”，是卒于楚康王十二年（前548年）继王子午为楚令尹的薳子冯［19］。此墓出的7件王子午升鼎毫无疑问是王子午之器，根据其加刻“倗”之铭文以及1、3号墓也有“楚叔之孙倗”作器的情况看，此组墓应是薳子冯的家室墓，2号墓主是薳子冯，时代应属春秋中期晚段。下寺早期的M7、M8比M1、M2、M3略早，应属春秋中期早段。下寺晚期M10、M11所出器物风格与寿县蔡昭侯墓的相似，属于典型的春秋晚期墓。
定价：158.0
ISBN：9787030572264
作者：无
版次：1
出版时间：2018-04
内容提要：
《荆楚文物》是荆州博物馆编著的系列学术文集。文集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主要收录关于荆楚地区（即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等研究的新发现、新成果。
本书为第3辑，收录了25篇研究论文和3篇考古发掘简报。研究论文涉及荆楚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楚文化研究、古文字学研究、文物保护以及荆楚地区古建筑等方面的内容。简报公布了紫荆楚墓、窑台子墓地、真如寺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
目录：
目录
一、楚文化研究
纪南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意义——为纪念纪南城考古四十周年而作 高崇文 （3）
鄂西地区的楚文化考古与楚都探索 尹弘兵 （13）
楚国漆器研究的回顾 刘德银 彭昊 （25）
从天星观二号楚墓出土的漆器看楚国的漆器雕刻艺术 杨莉 （44）
二、考古学研究
丹江口库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初步研究 李泉 祁钰 郭迎亚 肖玉军 杜杰 杨瑞生 刘伟 祝恒富 黄旭初 陈安宁 莫生娇 冯小波 （59）
鄂西北手斧 祝恒富 严烽 （144）
湖北地区出土春秋时期的玉器 张绪球 （151）
长江三峡大坝坝区的考古发现与探讨 杨权喜 （180）
万城铜器、车桥铜戈研究述评 刘彬徽 王丹 （196）
关于中国古代丧葬制度中的“堲周”问题 黄凤春 胡刚 （204）
“遣车”的种类——熊家冢车马坑研究之二 武家璧 贾汉清 丁家元 （211）
曾侯乙墓漆画中的蝮蛇、木怪与射鸟图 夏晓燕 李梅 （229）
由马山蔡桥遗址调查产生的联想 王从礼 （239）
湖北南漳川庙山墓地初探 笪浩波 （271）
论荆州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分类与分期 张万高 彭昊 （282）
论楚简中儒家文献的价值理念 徐文武 （293）
三峡地区汉至唐宋时期的双唇罐考古研究 余菀莹 严烽 杨华 （300）
三、考古新发现
荆州紫荆楚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309）
荆州窑台子墓地2012年度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334）
石首真如寺遗址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357）
四、古文字学研究
殷墟王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综述 蒋鲁敬 （371）
读北大简《妄稽》札记 何有祖 （379）
秦简“狱校律”考 彭浩 （382）
五、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宋《营造法式》尺度与尺法考 方咸达 （389）
荆州城墙主要病害及治理措施 李金法 严烽 姜东华 （397）
古今牌坊探析 王新生 李正贵 严烽 （410）
慧可禅师与司空山 方力军 （435）
六、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需换位思考 王红星 （451）
在线试读：
一、楚文化研究
纪南城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意义——为纪念纪南城考古四十周年而作
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1975年在江陵纪南城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序幕，对全面深入地研究楚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四十年来，通过对纪南城区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确定了纪南城是战国时期楚都，同时，它也是*能体现周代都城建制之礼的*典型的都城之一。对此区域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基本构建起楚墓年代学发展序列框架，也极大地促进了对楚国丧葬礼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各方面更加广泛与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纪南城 郢都 丹阳 楚墓 楚礼俗
1975年，在江陵纪南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序幕。2015年正值四十周年，纪南城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着楚文化研究全面深入地发展，是楚文化研究的重镇。
一、纪南城印证了古代都城的礼制规划
《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段是讲都城的营建，作正方形，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纵横交错的大道各九条，城内宫城前部左侧建宗庙，右侧建社稷坛，宫城后边是市场。《考工记》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应是记载周代王城的规划礼制，但是，周天子都城的实际规划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东周列国都城也不尽然，相对来讲，体现《考工记》所记都城礼制规划较多的是楚郢都纪南城。
按礼制，当时的都城由宫城和郭城组成。《吴越春秋》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即宫城，为君而筑；郭即郭城，为民而建。宫城居中，郭城在外，大小两城相套，均为正方形。考察列国都城，晋之新田为三个宫城呈“品”字形相连［1］，赵之邯郸是三个呈“品”字形的宫城与一个大郭城相组合［2］，齐之临淄［3］、燕之下都［4］、郑韩故城［5］则为两城相毗连。比较符合礼制规划的有楚国郢都纪南城［6］和曲阜鲁故城［7］。纪南城郭城城垣略呈正方形，宫城居郭城中略偏东南部，据探出的宫城城垣遗迹及宫殿台基的分布情况看，也略呈正方形。
纪南城四边城垣各开两座城门，共有八座城门，其中南、东、北三面各有一座建在古河道上的水门。以《考工记》记，王城每边是三座城门，诸侯都城城门之数，礼书无记，考古发现的列国都城，由于城垣多不规则，城门也无定数，每边多是一门或二门，只有曲阜鲁故城东、北、西三面各为三门，南边为二门，此也可能是不能完全僭越周天子都城礼制规划之故。纪南城旁二门，大概是以诸侯之礼而建，低于天子都城“旁三门”之数。
《考工记》记载，周天子的王城城门是一门三道之制，郑玄注云：“国中，城内也，经纬为涂也，经纬之涂皆容方九轨。”贾公彦疏云：“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一门三涂，三门九涂，每涂可并行三辆车，三涂可并行九辆车，这样才形成城内“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之布局。目前考古发现的东周列国都城，只有楚郢都纪南城是按一门三道之制而建的。经发掘的西墙北门和南垣西部的水门均是一门三道。一门三道之制，从设计上取左右对称，使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实际上也是以此突出帝王之地位，所以此制度遂为后来都城建制之通制。
《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鲁有库、雉、路，则诸侯三门。”后来经学家多从其说。但清代戴震则认为天子和诸侯皆为三门三朝［8］。此是说的由宫外进入内宫的门。从文献记载考证，楚的宫城也是“三门三朝”建制。《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太平御览·兵部》又称之为“弟门”，“韩子曰，楚国法，太子不得乘车至弟门”。在先秦，“茅”、“弟”通用假借，“弟门”也即诸侯三门中的“雉门”。许慎《说文·隹部》：“，古文雉，从弟。”段玉裁注：“弟声。”由此可证，楚之“茅门”即“弟门”，也即“雉门”。既然有中之雉门（茅门），必然也有内之路门和外之库门。《左传·宣公十四年》记楚庄王闻宋杀楚使，“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寝门即路寝之门，亦即路门。《说苑·奉使》载，楚昭王十年（前506年），伍子胥引吴师攻入郢都，“子胥亲射宫门”。此宫门应是楚宫城的外门，也即库门。由此可证，楚宫城也是三门之制。《周礼·天官·阍人》载：“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郑玄、贾公彦注疏认为，王宫或诸侯宫之中门（即雉门）均设阍人这一官职管理。楚守宫门之官亦称“大阍”。《左传·庄公十九年》载，鬻拳以兵强谏楚王，后谢罪，“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鬻拳曾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的“阍人”之职，故楚人称之为“大阍”。由此进一步证实，楚郢都不仅是三门之制，而且所设官职也与周制同。
楚宫城有三门，也应有三朝。《礼记·曲礼》孔颖达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门内，谓之燕朝。……其二是路门外之朝，谓之治朝。……其三是皋门之内、库门之外谓之外朝。……天子诸侯皆三朝也。”关于三朝的用途，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云：“内朝，路寝也，又谓燕朝，宗人嘉事行于此；治朝，日听政事所在；外朝，则有大政询万民之朝也。”楚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不能践霤，此朝在茅门（雉门）之内，应是治朝，正是楚之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听政之所。茅门之外、宫门之内楚也称之为“廷”，所设官吏称“廷理”，经学者考证“廷”即“朝”［9］，所以，茅门之外、宫门之内应是外朝。《吕氏春秋·行论》在记述《左传·宣公十四年》所记楚庄王闻宋杀楚使的同一故事时，将“窒皇”改作“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注释为路寝前之庭，“燕朝，朝于路寝之庭”［10］。由此可证，楚宫之“窒皇”即燕朝。楚宫城正好是三门三朝之制。
据文献记载，楚郢都内也设有祖庙和社稷。《左传·襄公十三年》载，楚共王临终前告大夫曰：“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左传·昭公元年》载，楚公子围聘于郑，“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又《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为立嫡子主社稷，“乃埋璧于太室之庭”。杜预注：“太室，祖庙。”另外，纪南城附近贵族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相当多祭祖、祭社的记录。经彭浩先生研究发现，楚国祭祖祭社的方式、职掌祭祀的官吏以及祭名等多与周礼同［11］。既然如此，其祖庙和社稷的建筑格局也应遵循周制。
郢都内还设有进行贸易的市。《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改革币制，造成市乱，“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当时还有“蒲胥之市”［12］，昭王时有“刀俎之肆”、“屠羊之肆”［13］等。有关市的位置，有学者认为，纪南城宫城北有许多手工业作坊遗址，郢都之市应在此附近，符合“面朝后市”之制。
在纪南城以北约10千米处为纪山，丘陵连绵，地势较高。这一带分布着大量的楚冢。每一处墓地多是以两座或几座高大的土冢为主，另有许多较小的土冢陪葬。如大薛家洼墓地，有两座大冢南北并列，其北又有4行10排共40多座小冢成南北整齐排列。在附近发掘的中型墓葬中，多属楚王室贵族墓。可以肯定，纪山一带是楚国王室高级贵族的公墓区，那些规模巨大的主冢应是楚王陵。楚将王室公墓兆域选择于都城之北，大概也是因于周礼。《礼记·檀弓》载：“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郑玄注：“北方，国北也”，即国都之北。周天子或各国王侯死后葬于本国都之北，是三代之礼制。之所以如此择兆域，是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是将北方视为鬼神所居的幽都所在。楚王室贵族之兆域置于郢都之北纪山一带，符合“三代之达礼”。
楚郢都与中原列国都城相比有其独特性，从先秦礼制角度考察，楚郢都是*能体现周代都城建制之礼的*典型的都城之一。
二、楚墓年代学序列的建立
纪南城区域*早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楚墓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江陵太晖观、张家山、葛坡寺等纪南城周围发掘了几批小型墓，随葬品多是陶器，组合多为鬲、盂、罐，鼎、簠、壶，鼎、敦、壶。由于50年代在长沙发掘的出土有陶鬲的墓一般都定为春秋时期，所以，一直到70年代，一般都将出土有鬲、盂、罐组合的墓定为春秋，将出土有鼎、簠、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早期，将出土有鼎、敦、壶组合的墓定为战国中晚期。直到70年代后期，对江陵雨台山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才将这一认识改变，发现鬲、盂、罐组合从春秋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鼎、簠、壶与鼎、敦、壶也同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后来发掘的江陵九店楚墓和当阳赵家湖楚墓，这三批墓葬基本建立了整个东周时期中小型楚墓的年代学。
1957年发掘了河南信阳长台关1、2号楚墓，该墓规模大、等级高，出土大批文物。顾铁符将此墓同长沙和寿县楚墓比较，看到既有长沙楚器风格，又与寿县楚器有相似之处，推断为战国时代楚墓［14］。郭沫若则认为所出编钟铭文“隹（惟）（型）屈晋人，救戎于楚競（境）”一语，是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晋灭陆浑戎时事，定此墓为春秋末年［15］。60年代发掘了湖北江陵望山1、2号墓，沙冢1号墓等几座中型楚墓。望山1号墓出土了越王勾践剑，遂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当时没有年代比较明确的其他对比材料，在很长时间内，关于这几座墓的时代，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总的来说，定的时代偏早。如望山1号墓，由于出了越王勾践剑，勾践是春秋末年人，故多认为是战国初期的墓。后来，对望山楚墓所出竹简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陈振裕先生据简文记录指出，墓主邵固祭祀的先王有“柬大王”、“圣王”、“邵王”（即楚简王、声王和悼王），祭祀的先君有“东宅公”、“王孙喿”。墓主邵固以悼为氏，应为悼王之后，其间如果再隔其先君两代，邵固当死于威王或怀王之时，正属战国中期［16］。此时，在江陵又发现了天星观1号墓，据所出竹简，墓主是邸阳君番乘，又记有“秦客公孙鞅问王于纪郢之岁”一语，公孙鞅即商鞅，公元前361年入秦，卒于公元前338年，该墓的年代无疑就在这一时期，正好也是在楚宣王或威王之时［17］。1986年在湖北荆门包山墓地发掘的一座中型贵族墓，墓主是楚国左尹邵佗。墓中所出遣策有关于下葬年代的明确记载：“大司马邵骮（即卓滑）救郙之岁，亯月丁亥之日，左尹（葬）。”据研究，下葬的年代应为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也属战国中期楚怀王之时［18］。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将江陵这几座中型墓及信阳长台关墓的年代确定为战国中期，从而将战国楚墓的年代学搞清楚。
20世纪70年代初，在湖北江陵岳山，当阳赵家湖、慈化，襄阳山湾等地陆续发现楚国青铜器，对照望山等墓所出战国铜器，初步认定属于春秋时期。后来通过对这些墓的整理，梳理出了春秋早期、中期、晚期三期的变化规律。1978～1980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发现又使得刚刚认识到的春秋楚器的演化规律得到进一步证实。下寺2号墓出了王子午（楚令尹子庚）升鼎7件，上面也刻“倗”的铭文。学者认为，“倗”即“冯”，是卒于楚康王十二年（前548年）继王子午为楚令尹的薳子冯［19］。此墓出的7件王子午升鼎毫无疑问是王子午之器，根据其加刻“倗”之铭文以及1、3号墓也有“楚叔之孙倗”作器的情况看，此组墓应是薳子冯的家室墓，2号墓主是薳子冯，时代应属春秋中期晚段。下寺早期的M7、M8比M1、M2、M3略早，应属春秋中期早段。下寺晚期M10、M11所出器物风格与寿县蔡昭侯墓的相似，属于典型的春秋晚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