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 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十四师在马关县时，时值八月，士兵尚只有草黄色夏季制服一套。应有的背心衬裤，全无着落。我们只能在雨季趁着有半天太阳露面的时候，带着士兵到附近河边沐浴，即时裸体仍将军装洗涤，在树枝上晾过半干，又随即混笼穿上，以代换洗衣服。及至九月，师长才奉到军政部发下的一笔代金，算是应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采办费。这笔款项发来就不够用（如果充足就会发实物而不会用代金了）。并且后方既输送困难，前方一片山地，也无采购处。还是阚师长有心计，他命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在国境交界处将法币换为越币庇亚斯特，即在越南购得一批白布，回头用本地的染料，蘸染为黄绿色，在村庄里裁制为军装，也顾不得服制之规定，一律单领无袖短裤，有似运动员之服装，不过在此我们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换洗了。

我们下级军官虽然吃尽苦头，胸中仍带着一种希望：看来我们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战区战斗一展开，我们很有冲出国界，做远征军之可能。至少“首先在国外作战”，必为一种光荣。在我们报到之前，师长自己就带着一连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镇猛康巡视过一遍。我报到后不久，也说服了我的营长，营里应当有人明了敌前地形，于是经过他的允许，我也通过在新店的前哨去过猛康一次。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没有日军盘踞，当地的里长虽不操华语，也识汉字，可以纸笔交谈，法币也能在镇内通行。我穿国军制服前来，并没有人阻挡，总之既无冒险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只有河口与老街对峙，老街则有日本军驻守，又在铁道线上，才是我们憧憬向往的地方。

这时候河口与老街都已划在第一集团军的防区与前线之内，总司令为卢汉，乃是龙云的旧部。十月时分，哀牢山上的阵雨已没有夏季的频仍，我趁着全师军官在平坝集合听师长训话解散之后再私自前往向师长建议。

我的理由是战局一经展开，现在各军师的责任性防线不一定能保持（当日我们中央军保有一个共通的想头：云南地方部队的样子虽好看，作战时靠不住）。十四师首当兵团的分界线上，应当对右翼的敌情和地形有确当的认识。如果师长允许，我可以集结十六期一总队的同学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统地作一度军官斥候。至少我们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志记录下来。即使来日作战各同学分布于各团营，也可以在军前做向导。经过一段慷慨陈词之后，我还在静候师长的反应，想必他还要推说询问参谋处长或情报课长，不料他立即叫勤务兵拿笔墨纸张来，当场令军需处发给黄排长五百元，作为巡视前方的路费，并且给我们十天的时间完成我们自己请缨的任务。

于是我以斥候长自居，并且凭借着“斥候长本人务必行走于最危险的方面”之原则，让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进出，而让其他的同学分作三组，约定都要走出国界，在附近村庄里侦察一番。

我们在河口换上云南老百姓的蓝布袄，凭外交部专员公署发给的商民出境证，只有当天有效，可以出入国境。国界即是红河，水流湍急，以舢板划渡，只有越南人检查通行证。可是我生平第一次地看到敌人!在老街的市场上就看到一大堆。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统统巡行一周，以便回头和朱世吉印证凭记忆力补画地图。也通过小桥往西部住宅区经行一遍，看到日本军队驻扎的地方。当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军全无向我方作战及戒备的模样。红河南岸也全无军用船只和作渡口的准备。在住宅区一条小巷里，我还看到一个日本兵穿着有缠腿带的裤子，却未扎绑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来，好像平日家居一样。我的好奇心重，遇着日本人就瞪着眼睛瞧，对方也全未对我注意，我听到在河口内行给我的警告：对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但是当地有越南便衣侦探，不可在他们面前露马脚。我也在街头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个骑马的法国军官率领。可见得日军虽占领了整个越南，对于各地的治安仍责成当地的部队负责。

其实老街无特殊之迹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间谍、走私商人和冒险家活跃的好地方，我们只逗留了两天，已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走私的出口货以桐油、水银与矿砂等军用物资为大宗；进口则为香烟及鸦片。如是占体积而不为常用之物资，不能没有庞大的资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两方驻军之参与和默契。河口又有公开的赌博场所。我们既化装为商人，也在老街买了些洋烛香烟回来在河口出售。晚上也参与骰子戏。我的运气好，赌大小也赢，赌单双也赢，偏偏朱世吉不争气。我一赢时他就输，我转让他多少他就输多少。到头将做小贩的利润也输光。好在这样回头向师长报告的时候用不着提起这一层，既无利润，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谴责。

我们经行的路线靠原有的铁道线不远。在一座山上，我们发现一个大石窟，里面有兽粪和熄灭了的火把之余烬，从痕迹上判断，其必为走私之驮运队夜行晓伏的休歇场所，看样子总有好几十匹骡马不久之前在此停顿。因之也不能相信驻防之友军毫不知情。更可以想象和他们比肩作战之令人寒心了。

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军官带着一个赶驴人和三匹驴子北行。看样子所载运也是走私物品。他的蓝绿色斜纹布制服表现着他属于第一集团军。只因为山上路侧，我回避在一个小山尖上。当时大意，还没有想到对方对我的观感。这时候我穿的是中央军的草黄色制服，又将双手叉在腰上，大有一个占据着制高点，横截来路的姿态。朱世吉还在我后面，从下面山路向上看来，也不知人数多寡，总之就是狭道相逢。直到这时候来路的军官打开腰上纽扣准备掏手枪，朱世吉才很机警地将双手左右挥张表示无武装，不带敌意，并且借着问路而表示无意查询他驮载之货品。他问着， “同志，请问到芷村向哪方向走?”

那人很轻蔑而又粗犷地回答：“不晓得!”

等他走过去不在我们声音能及的距离，朱世吉开始对我表示抱怨，责备我的不谨慎，还说什么假使我们被走私客射杀山冈上，还不知道死为何来。后来我们给师长的报告即强调如果入越作战不要看轻越南军；在滇境作战右翼右军不可靠。

我们向师长直接报告，当然影响到指挥系统，至少使师部的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都大感不快，更用不着说搅乱各团营连的组织，这样的情形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们在师里造成这样一种特殊情形?

事后想来，当日国军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形。本来动员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而且军队系社会既成因素所拼合出来的一种产物。严格说来，我们的社会即罄其力也无从支持几百个师之现代化的军队。而以抗战的后期被驱入内地时为尤然，所以当日的统御经理无不勉强拼凑，至于尚有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则更是社会未经融合的现象。

当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时候，一切已到最低潮。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使战事扩大而为太平洋战事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这时候师长的设心处计，就以保全士气为前提。师部进驻于平坝之日，装备与补给既已如我所描写，即人员也有极大的损耗。概略言之，无一营连保存原编制之三分之二；一般不及原额半数，还有些部队低于原额一半远甚。师部也不时接到补充兵，可是军政部说是拨补三千，到师部不及五百。而且到抗战后期，所征的兵质量也愈低下，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即是所谓“行伍”，也是人事上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平日一般的观念，总以为行伍出身的军官有实战的经验，我们军官学校出身的干部只有外面好看，实际上的领导能力，尚在未知之数。其实这尚不过当中轩轾之一面。另一方面，这两个集团代表社会上的两个阶层。行伍出身的与士兵接近，带着“粗线条”的风格，我们跟随着他们吃狗肉不算，还要能说粗话，在意气争执时胆敢拼命，对待部下和老百姓时不会心软。沈云霄所说“兵大爷全没有良心”，也是基于这种要求，而沈特务长也是行伍出身。

我们在军官学校里念过兵法之所谓“视士卒如婴孩，则可以与之赴深溪”。然则这也只是当中之一面。同一的兵法也再说着：“语频频者，失众也。”也就是不能三言两语约束部下，而要再三苦口婆心啰哩巴嗦地规劝他们，即已表示带兵的业已失去驾驭部下之能力。中国不识字的士兵通常被认为简单纯洁。其实简单则有之，纯洁则保不住。我曾有看来极为笨拙的士兵，在夜晚轮值卫兵时与村妇偷情。他们也都保持着所谓“原始式的英雄崇拜（primitive hero worship）”。如果排长能制压顶顽强的班长和副班长，他们就绝对服从排长。如果班长胆敢和排长口角，甚至胆敢殴打排长（这样的事不多，但是我营里即有一起），则后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也无法做人了。此时军纪之不能保持，也仍与供应有关。我们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大抵都是抗战以前所募兵，当日曾经过一番挑选，自此也有了战斗经验。譬如我排里即有一个下士副班长，人人都知道他在江西阳新， “两颗手榴弹救了全连的命”， “即连长也要对他客气几分”。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以前笼络他们的办法，还有升官加薪。可是迄至1941年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下士二十元，还要扣除副食；而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而且也不便威胁。如果他们在兵众之前“没有面子”，则会“开小差”。此非携械潜逃（那会抓着枪毙），而系投奔另团另师，只要离开本连耳目，可以另外开名支饷，虽说上峰不断地严禁收留这样的逃兵，各部队都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自利之立场也。

如此我们与士兵间的距离，阶级的成分不计，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共通的语言。我们无从把组织、纪律、士气、责任感和与国运盛衰的关系之诸般抽象观念灌输到兵大爷的头脑里去。至此也恍悟师长之赞扬行伍军官，也不过是给他们面子，只求说得斩钉截铁，而我们把他一场训话当做他的全盘旨意，怪不得反要受他的责备了。

可是虽如此，我们的生活也实在地在极度的苦闷之中。如我所在之连，连长包克文（三年之前病逝于台北）在我报到之日带着连里的“大排长”（中尉）和连里堪用的士兵到贵州去押解新兵，一去几个月。另一个少尉排长田辛农（现在台北）则被调往师部突击队训练有特殊技能之士兵。起先只有我和沈云霄二人管带连里余下的士兵，后来即连沈特务长也被差派到军部服务，于是全连只有我一个人，所有管理、训练、卫生诸事都在我头上。阙汉骞师长也曾一日来到我们驻扎的一个农户里。当他发现我一个人带着三十六个兵，只是当场大笑。我想他一定知道我们志愿赴越南搜集情报，也是百般烦闷之中找新鲜的事做，也与他麾下的士气有关，才尽量鼓励。

为什么照顾几十个士兵竟有这么多诉苦之处?第一，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

我在这时候已对我们的师长有相当的佩服。我想，我带着三十六个兵，已感到难于应付，夜晚也睡不着觉，则他带着四五千这样的兵，担任横宽五十里纵长百余里地带的国防，既要支持像我们一样在军官学校刚毕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要顾及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的各种反应，仍然安枕而卧，谈笑风生。同样的情形下，我对最高统帅，只更有佩服。我想他以这样的几百个师去和日本一百多万大军作战，对方有海陆空军的优势力量不说，而且很多将士抱着“祈战死”的决心，今日想来仍有余悸。况且自学历史之后，更体会到中国在财政税收上不图长进，对内不设防，只靠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组织简单均一的农村，一般平民缺乏教育，至少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因之对当日很多人不顾历史背景，也在国难当头的期间不赴公家之急，而只在事后一味批判，动辄谩骂负责人，不会同情倾慕。

真的我们全部贪污无能?我自己在国军里只官至少校。可是1945年冬在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曾和少校参谋莫吟秋（今已失去联络不知出处）同督率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步兵两个联队和工兵联队修复沪杭公路。当时日军份属战俘，名义上由我们司令部高级将领命令之下分派勤务，而实际那次自始至终从营房至野外，一个多月内，与他们接触的，只有我们二人。有了实地的经验，才知道只要一纸命令，指挥区处日军毫无难处，他们一切全部循规蹈矩，唯恐不符合我们旨意。倒是要惊动我们自己的各部门，麻烦就多了。军事机关的接洽，到处责任分歧，总是科长不在，处长不在， “最好请贵参谋明天再来”。即是一个驾驶兵，也自份为技术人员，首先即无阶级服从之观念，倒要参讲理由。翌年我又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该校每一学期各学员之成绩，评定为全班三分之一上，三分之一中和三分之一下三等。我虽不才，在国军里保升少校还几次遭驳斥，和美国资深学员竞争，还用他们的军语和习惯作根据，却能始终保持三分之一上的纪录。我们的联络教官伍德克（Major Roger D.Wolcott）经常和我们说起：“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伍少校在中国居留多年，他所说表面上看来是称赞中国人才，实际上则在指出中国社会未上轨道，多时即有能力无从发挥也。

阙汉骞将军确是在某些方面能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有一次他和我们闲谈，他就说起， “很多人以为我很好玩。我刚来平坝时候，这里地方先生也是这样想。后来他们一位先生的儿子盗买我的机关枪，给我捉到枪毙。这一来，他们才晓得我不是那样好玩了。”我们一打听确有其事。在我们报到之前真有当地士绅的家属偷买机关枪，经师部审明将买卖两方一并枪决。据我猜想，他当时不得不如此，哀牢山上实际是一个化外之区。要是他一宽纵，任何事项都可能发生。他也深怕自己不拘形迹平易近人，有些部下误会以为可以在他面前违犯军纪。所以他逢人就说，好像他真能杀人不眨眼，借此向远近各方发出警告，我不相信这是他的本性。

本书恰切地体现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让对历史长河中的人事物情感兴趣的读者多了一些有意思又不乏严肃的观感。

天南地北，意指无疆无界无拘束。古今，取之整个历史长河之意。只从书名便可大致揣度书中结构与文字。本书收录了作者散落发表于各处的二十六篇文章，跨时近半个世纪，而所述皆为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如《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母后伊丽莎白》等等，不过是些古今中外的人事物情。然而，见微知著，作者的大历史观，使得这些大事小情无不折射着历史的幽光。

目　录

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1

旧业已随征战尽　更堪江上鼓鼙声

　拉班追击战

　8月14日

　“这种敌人”

　新腊戍之役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忆田汉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附录　也谈“猛将阙汉骞”（阙德基）

　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方知大藩地　岂曰财赋强

　摩天楼下的刍议

　怎样读历史

　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江淮度寒食　京洛缝春衣

　为什么威尼斯?

　重游剑桥

　英伦鸿爪

　斯堪的那维亚

　再叙瑞典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事音书漫寂寥

　沙卡洛夫

　萨达姆

　克伦威尔

　霍布斯

　崔　浩

　母后伊莉莎白

　白修德

玉垒浮云

玉垒浮云——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过去曾在各处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于1944年，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最迟的则出版不久，仿如昨日。虽说当中有些文字带着旅游性质，有的则暴露着个人经历，全书的范围可以概说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之耳闻目见与脑内的构思。积之则提供了他的历史观之侧面背景。正因为其不拘形式可以补助有体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为全书缺乏长篇大论，读者也可信手翻来，随时释卷。

只因为不能令一部书完全漫无头绪，与编辑先生、小姐们商量之后，将这二十六篇归纳为五类，分别为“缅甸战场的闻见”“五十年来的抚今追昔”，“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实用”，“欧游观感”和“古今人物”。只是这样的分类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无从避免彼此间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诗两句为题。诗歌的好处则是放漫不拘形迹，有时则又辞句隐蓄，不全受一般修辞学的限制。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1945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似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真意义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有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之不得已的动乱。其中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地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的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都亟待修订。

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动乱，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残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衍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磨灭。

大凡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承受着内外空前压力之际，人民铤而走险，在此时发生战争与暴动，初看起来，必是激情多于理智。一到事后，有了前后史迹之纵深，则使我们了解当日牺牲了十万和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地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

中国历史里虽然没有与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经过长期大幅度变动之后重新创造帝国的事迹却也有好多起，当中以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通过魏晋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兴的例子最为显著。当日法制简单，中枢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地抽税。思想上的统治则依赖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学说以儒家、法家、阴阳家利于中央集权的教条混合一起解释而为自然法规（natural law），再加以东汉以来注重星象图谶等神秘力量做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3世纪“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将小自耕农兼并，将以前向政府当兵纳税的人收束为奴，并为“部曲”，中央政府一筹莫展。一到内忧外患兴起，各大姓更筑“坞”自卫，有了私人军事力量的根据。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凭借，此期间道家和佛教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过在注重各个人之超脱，中国缺乏有体系的组织逾三个半世纪。

我们再翻阅重新建造新帝国的程序，其历时之久、费功之多，远超过以前的想象。最初主持重新统一之工作者不为李唐王朝，也不是杨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3世纪汉亡时仍无文字、无居室的游牧民族。从本书“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当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们人文简单的长处，在初期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将其他游牧民族强迫改业为农民，构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新国家，不到羽翼丰满不问鼎中原。有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确切地掌握到全民。以后纵再度经过分裂与合并，汉化与反对汉化的各种阶段也透过了北齐与北周，仍然由于这小自耕农为主的体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国全体人民当兵纳税的基础。以后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无不依靠这下面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帝国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全未得到由刘汉王朝遗传过来的好处。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做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历史家的笔下也只成为了一个三等角色，却已在言行之间表示着这样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很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借。即以上诸人尚且曾未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做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迹，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

◎以上《万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陆出的简体文字。《大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筹备中，《放宽视界》之一部已曾英译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赫逊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陆版本。

本书也可以说是在正式论文之外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我认为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时，不要忽视17世纪英国之经历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已由《怎样读历史》说明。即《克伦威尔》和《霍布斯》各篇也针对着当日英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可供参考之处。

书中的《重游剑桥》《英伦鸿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系应《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邀约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现在看来，也仍离不开一个教学历史的人所留下来的观感。我和内子因往英国的次数较为频繁，逗留也较久，更因着语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观察之机会，历来也钦慕这国家苦心孤诣地一意维持传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来，此邦已愈像美国，伦敦也越像纽约。究其原因也仍是经济发展之所致。因之也回忆到1973年剑桥的人士辩论英国应否加入EEC（欧洲共同市场）时邻居人士抗议着：“英国要给欧洲大陆吞并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实际上现代经济愈展开，每个国家之独特形貌及作风必受国际间接触的关系而冲散减低，影响所及甚至以前之优雅恬静和社会上合法守礼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减退。这也可以看做过去英国人士坚持“光荣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来，以前有这些优美的成分在，大体上也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赏，此因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化，这样的事业只专重于质量而不及在数量上全面扩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见其优美之代价大部由低层阶级单独地付出。更推而广之，中国近几十年来，过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运动，又何尝不与类似的矛盾有关，只是提倡的人愈将实际的问题解释得抽象化，愈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愈走极端而已。

我们旅行于其他的国家也不自觉地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级市民的观感（因为旅行时总是受人服侍），同时又感到通货膨胀的压迫。平心静气地想来，则领悟到现代经济之展开具有孟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众”的逻辑在，总之即是无可抵挡。至此《英伦鸿爪》一篇也可以与书中《摩天楼下的刍议》同时看去。过了时的社会价值不复成为构成国家与社会的纲领，前已言之。可是我们也还是希望人类精神上和伦理上共通的长处仍能保留，作为一般人处身立世的南针。因为所说已逾越于历史的范围，故曰“刍议”。

普通我们对着历时已久，与个人的人身关系较稀之事物容易作斩钉截铁的论断，有时甚至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说得义无反顾。及至提及与我人实际接触的事物，则不容易于是的处置，有时即在下结论之际亦免不了一再踌躇。在这些地方虽长期学历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点，则只有心存警惕。写轻松而无一定格式的文章则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作者和读者同时理会到思潮的线索与矛盾之所在。可是我发表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劝说读者对我所说不要过度认真。而是与读者共勉，接受历史之仲裁。因为我有了一段从中国社会里实地体验以后又在外彻底思索比较的机会，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不仅不能因个人情绪上的反应而取决，多时尚超过小范围内我们自以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断。《为什么威尼斯？》从长沙车站牵扯到缅甸丛林，又从威尼斯河上的红绿灯提及里昂教学的明烛，也是贯彻我历来的宗旨，将眼光放宽放大。有了大范围、长时间、远视界的历史眼光之后才敢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容再构成一种特权阶级。《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也保持类似的观点，其重点则在指出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与“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做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众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三种实用上的形式。第一种见于初民社会，第二种由私人团体组织，却始终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种形式见于苏联及中国大陆，现在看来，也只是非常期间经济动员的一种办法，不能长远地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在我研究各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以其能进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为转捩点。一般的在达到这局面之前，需经历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可是也有极少数的例外。1990年我们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史会议后，去挪威、瑞典、丹麦巡行一周。书中也有两篇文字，记述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所见之外，涉及这三国的历史。这三个国家能避免上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由于她们能够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够在开发她们的资源时与外间各国的经济配合，如丹麦之全面以畜牧业代替耕种，挪威之开发水电，瑞典之利用木材与铁砂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们更感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至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能如是，何以中东的国家有原油则不能如是，当中也值得考虑。又这两篇文字成稿之后，挪威极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继承，瑞典放弃了不参加国际组织之宗旨，申请有限度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书中叙人物的两篇《萨达姆》和《沙卡洛夫》可算与现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断探试将中国长期革命的史迹归纳为世界历史之一部的后果。既提及世界史，则不能只以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圈度为限。我希望读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识：彼此都相信今后很多待开发的国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结论之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赋予相当之压力，一方面强迫他们扩大视眼，立即仓皇对付在本人专长之外准备得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又觉得无可推诿。要是我们所讲所说，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大问题毫不相关，则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提及。

不过全书内一大部分，则是一方面参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个人人身经验，说明中国利用抗战而构成新体制的高层机构之情形。举凡《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对这题目发挥之成分。其重点则是“无中生有”。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今日这最基本的史实，也不容我们属于左派或右派或前进或顽固可能倾倒或遮盖。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批判，大体忽视历史上之背景。刻下将这些详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过饰非。只因为中国近代史里的积极性不予以表彰，所写出的“历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其实这并非历史，而系作者本人对历史狭隘之反应。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夸的嫌疑。“旧业已随征战尽”的大标题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旧作，也难能避免批评。然而我既已早就说明我的历史观与个人的人身经验互为出入，中国历来的群众运动尚待将其积极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轻时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之详细情形隐瞒的必要。何况文中还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级军官。在这卷首即介入缅甸战场之所见，则是树立本书风格，使读者体会我所说实践的意义，了解我研究历史时注重社会下层所产生决定性的力量之由来。虽说这几篇文字稚气在所难免，现在也不予更动，除了部队番号已据实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复制如当日之刊载。

至于我有机会写这样的文字，则因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我和另一位上尉参谋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现在台北）同任前线观察员，多时随第一线部队出入前方，每日以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名义以密码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报告。《拉班追击战》是我任务之开始。前线观察员行动自由，不受部队长约束。朱景熊和我的报告，也无人检阅，径送电台，但具副本向驻雷多的副总司令备案。只是我们成为了高级将领的耳目，必须实践地对报告负责。也真料不到这一年多的工作，构成了我几十年后做历史从业员一种极严谨的训练。

当然的，战场上的艰苦与残酷不尽如这几篇能在战时大众刊物发表的轻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地坐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黑黝着地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因着眼眶与下颏留下的痕迹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是之大，它们在一英寸半的装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机在纸上所截圆洞的完整，圆周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残留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象着当时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不过这已与主题越说越远。除了在《为什么威尼斯？》流露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之外，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假使还有此需要的话）。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谈猛将阙汉骞》以传统传记手法写出，和《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当日军令、军训、军需都未上轨道时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两人能互相印证，也更正作者若干错误，兹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载并列，谨此向阙先生致谢。

最后我感谢各刊物的编辑先生小姐们，也珍重地体念到他们和她们让我抽出各篇出专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纽普兹

10月16日校排后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