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城邦的世界》是沃格林的五卷本巨著《秩序与历史》的第二卷，作者重点考察了“无柏拉图的希腊”这段历史时期，追溯并重估了其背后的秩序理念，并从古希腊城邦的盛衰中，剥析出了现实世界失序的历史源头，这与整个五卷本的宏大哲学努力，也是相一致的。

【媒体评价】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吗？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于尔根·格布哈特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1901—1985），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生于德国科隆，求学于维也纳大学，并成为该校法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为躲避希特勒的迫害，1938年和妻子移民美国，并于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沃格林的大部分学术生涯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度过。主要著作包括八卷本《政治观念史稿》和五卷本《秩序与历史》。

【内容简介】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进行了一种“治疗性分析”。“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问题的来源，寻求秩序之道，城邦的世界之兴衰成败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而负责治疗、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的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目录】

编者导言

序言

详细目录

导论：人与历史

第一部分克里特人、亚该亚人和希腊人

第一章希腊与历史

第二章克里特与亚该亚社会

第三章荷马和迈锡尼

第二部分从神话到哲学

第四章希腊城邦

第五章赫西俄德

第六章告别神话

第七章美德与城邦

第八章巴门尼德

第九章赫拉克利特

第三部分雅典世纪

第十章悲剧

第十一章智者

第十二章权力与历史

索引

译后记

【文摘】

编者导言

3．人与历史

在导论“人与历史”中，沃格林扼要说明了他的《秩序与历史》研究所仰赖的原则，这些原则奠定于1956年。正如我们所见，沃格林将政治社会设想为“心灵形式”。相应地，对它们的研究，也就不能拘泥于“理想类型”的分类，而要对激发它的召唤中心（evocative centre）进行理解和评判。一切人类社会都是为了存活和共同行动而组织起来的，相应地就要装备权力的规则和工具。然而，与昆虫社会不一样的是，后者是千篇一律的本能模式，而人类社会，与人类的自由相一致，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然而，形式之多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社会的秩序也不是一种发明，不是将自主理性应用于一个既定问题的结果。毋宁说，它是将意义赋予在社会中存在的事实的一种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常常是，而且必然是不完美的，但它多少也算尽力而为了。从一个被认识到，但从根本上说是无法真正理解的整体来说，它表明人们在走向更大程度的团结。对于涌上人类意识的秩序的暗示，它给予符号化的表达。在一个催生、命名和固定的过程中，秩序的要素和模式产生了。在此意义上，社会是召唤，是精神的客体化。

一切从政治上言说的召唤，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等的，因为精神泽被天下；社会现实只是存在那包罗万象的现实中的一个部分，而存在的现实，对于人类经验来说总是一视同仁、大家都有的。只不过，言传的程度、符号解释系统高度发达的程度、符号分殊化的水平，差异很大。正是这种差异性，让人们在回顾时可以将社会及其各自相应的“心灵形式”进行排序。

历史中出现的大多数社会，既非仅仅说明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亦即由生物来决定的可能性，也不是一个随机的大杂烩。不存在什么简单的线性发展，因为有好几条独立的平行线展现出来，例如，除了在西方历史中的发展，还有在印度和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许多虚假的出发点、片面的进步，模糊了其他方面的真实成就，确实全都是意识形态的歪曲。不过，沃格林争辩道，抛却一切复杂性和必要的审查不管，这里存在“一个秩序的先后次序，环环相扣，要么向真理充分的符号化前进，要么倒退”。本身就自有其意义的社会，由于参与了长远的精神演化，又具有了一种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产生的“心灵形式”，反映出越来越分殊化和全面化地接近于生存的真理，奔向普遍之人类。

沃格林煞费苦心地指出，一个社会对于“人类共同奋斗”的意义，如它向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并没有囊括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的生存意义。换言之，那些活着的人，没有为了目的论的历史思辨而被工具化。每一种生命本身都是有意义的。然而，对于这位秩序历史学家来说，整体的社会和文明都跌倒在路边，因为，他已经在他论美国的书中写道：“资料的取舍，必须取决于历史本身的取舍。历史意义之脉络，就像一根横穿在深渊之中的绳索，一切都掉入了深渊，而不在绳上稍作停留。”与之相似，在本卷之中，希腊文明其他许多显著特征，都被忽略不计。在此，历史意味着“精神”（Geist）的历史，是它相继的言说和体现。

然而，沃格林要与宰制这样一种发展的意识形态企图划清界限，比如黑格尔的。历史不是人的行动所能掌控的一个筹划。历史学家不可以站在历史之外对这个进程指手画脚。他既无法知道历史的开端，也不知道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非有限的人类认知所能企及。所有可以知道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被活着的当下所经验，并借由这一进程本身生产的证据和理解的工具，而成为可以理解的。

心灵或精神走向分殊化的宏大历史进程，是以一种挑战和应战的模式来进行的。符号表达的内部结构一旦稳定和固化，便有物化之虞。符号和制度之所以不完美，是因为它们有局限性。任何完成了的形式，都蕴藏毁灭自身的种子。符号形式收敛起自己，不再向产生这些符号形式的激发性经验（motivating experience）敞开，这种不透明性将遮蔽而不是揭示意义之源，本身就成了一种无秩序的因素，妨碍在真理中生活。无序，表现为暴力、非正义和其他社会解体的征候，激起人对秩序深层根源的敏感，带来一场新的突破。

社会动荡、战败、道德危机和其他现象，是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称之为“乱世”（trouble times）的特征，它们似乎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尽管明显不充分的刺激，让人试图去重建与秩序的超验本质之间的联系。对沃格林来说，这些努力统统都是个人的工作。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集体意识这样的东西。心灵的形式，一国一民的mentalité，只不过是具体到某些人的态度、观念和感觉。因此，一定的心灵结构的盛行，与一定的品性和心智之主导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公共体系的德性和恶习，就是它的人民的德性和恶习。

个人意识影响、塑造或者改变重要的社会领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或许又可以通过亨利•柏格森更容易理解的语言来加以说明。沃格林深受柏格森著作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柏格森写道，“道德先锋”打破了社会习惯和社会团结的框框，这来自于他的名著标题“两个起源”中的另一种。他们的影响与卢梭的相似，后者改变了欧洲人回应自然的方式：

从开天辟地以来，山就有一种功能，在那些仰望高山的人心中引起某些情感，这些情感可比感觉，确实与山不可分割。但是，卢梭在这种联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本源的感情。卢梭让它开始流通，这种情感便成为通货。甚至今天，也还是卢梭，让我们更多地感受着这种感情，远胜于感受山。诚然，这种源于让—雅克内心的感情，为什么要与山而不是其他物体维系在一起是有理由的；那些类似于感觉的基本情感，是直接由山所引起的，一定要能够跟这种新的情感相融和。但是卢梭把它们集中在一起，让它们各安其位，从此成为一部旋律中单纯的和音，而卢梭通过一次真正的创作，为这部旋律提供了一个基调。

通过言说他自己深刻的经验，卢梭在一定意义上，让那些一直都在的东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被人所感受。卢梭通过一种分殊之举，即又是挖掘内心，又是创造词汇去改变和丰富欧洲人的感受力，而超越了此前在这方面乏善可陈的主流审美。这样一来，他就创造了一个文化领域，这个领域属于一切对这种已经升华的感受力分有一杯羹的人，属于他的追随者中被他拷问灵魂的新思想所唤醒的人。

柏格森的道德先锋以此为楷模。“他们无欲无求却有所得。他们毋庸劝导；他们只要生存着，就足矣。”一个“封闭社会”仰赖于约定俗成的团结，这与昆虫社会普遍奉行的本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封闭社会的法则非人化，并且化约为命题公式，它们就愈发灵验。它们似乎是通过强制来运作的，通过宣扬与闭塞的政治体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将封闭社会的影响加诸自身。反观另一种道德，如果“化身为一位堪称楷模的特权人物”，则圆满了。作为一种志向，它扎根于人的自由，符合人的精神尊严，而不是处于功能和必需性压力之下来运作的。相应地，它就趋向于统一的人性，而不是闭塞的国家，并效忠于这种统一的人性，这样做，就产生了一个“开放社会”，“驱使人性前进”。

柏格森的开放社会，尽管很难说是生物进化的自动产物，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有一种理想化了的历史向度，是一种道德的隐德来希（entelechy），而不是生命力（élanvital）的决定性终结。柏格森的先锋，产生于社会习惯之外的源泉，但是他们并不必然对一场危机做出回应，而所谓危机，就是剧烈阵痛意义上的，社会解体的生死存亡之秋。柏格森的“封闭社会”是有缺陷的，在道德上是不完整的，但并不必然是功能不良和无序的。相反，对于沃格林来说，似乎只有一种秩序来源，只是被承认或否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历史对他而言是人类向更高水平的真理前进的进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而认识和构建它自身。精神突破创造出这一进程中的一个个划时代阶段，这些突破受到特权人物的影响，他们不仅仅是楷模，就像柏格森所认为的那样，而且他们肩负一种责任，要传播他们的真知灼见，正如大众也有义务要倾听一样。沃格林的精神先锋，身为他的人类同胞的代表，获得并言说分殊化真理的信息。向人们传达分殊化真理的信息，既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权利。对于沃格林来说，这种权威的，因而也常常是血气方刚、不屈不挠的召唤，构造了人类历史。因此，历史研究岂能是“不温不火的纪事”，它必须与一个接一个随着真理的依次涌现而产生的先知权威进行殊死搏斗。

就此而言，一部完整的作为秩序历史的人类史，必须考虑思想王国中的各种表现形式———符号形式，同时还有制度化的政治结构模式———秩序类型。从原始部落社会中崛起的最早的秩序类型，是宇宙论王国，它被构建为宇宙的同类物。这个王国是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因为它反映了令人敬畏的天体运动和季节转换规律。然而，对实际存在的无序的经验，削弱了宇宙作为一个楷模表面上所具有的那种可靠性。相对于人生存的变化无常，与物理宇宙的伙伴关系被证明不是一根足够牢固的支柱。在已有的条件下，人，害怕面对与生存失去了联系的深渊，转向了比宇宙更持久的东西，发现了超越现象世界的、无形的存在的根基，这成为他依恋的对象。既然人只有在他的灵魂活动中才可以经验神圣存在，那么，正是在有序的灵魂的结构中，他才找到一个合理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典范。社会，被构建为一个小宇宙，现在也被正确地理解和言说为大写的人。沃格林称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为“存在的飞跃”。这是他历史哲学的关键事件。它以两种判然有别、相互独立而对应的模式发生：以以色列的启示的形式，以希腊人哲学的形式。本卷关注的是后者。更确切地说，本卷探讨的是希腊心灵从它自己的宇宙论神话走向柏拉图的漫漫征程。至于柏拉图居高临下的召唤，冀望具有哲学形式的秩序经验，能够产生出秩序化的影响，沃格林将在下一卷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