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复古与自牧: 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研究
定价：68.0
ISBN：9787559856913
作者：胡译文
出版时间：2023-02

内容提要：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的系列变革，影响既深且远。而蓝田吕氏家族是北宋时期生活在京兆府蓝田（今陕西蓝田）的名门望族，是以吕氏四贤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在思想、学术、仕途上都颇有建树，对我国古代和当今社会的很多领域都有一定影响。由其家族墓的考古发现可知，经过慎重规划的蓝田吕氏家族墓是儒家多代人合葬家族墓地的典范，从布局和随葬器物等细节均体现了他们追求的礼学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想在丧葬方面的理想主义表达。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的考古发掘又为研究其家族理想的具体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本书在美术史和考古学的双重视角下，以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为中心，参照同时期其他家族墓和关中地区葬俗传统，剖析蓝田吕氏在墓园布局、墓葬排列和具体设置上的诸多特别之处，并通过比较分析随葬器物的类型、材质、铭文等，尝试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分析吕氏如何在丧葬实践中践行古礼。

作者简介：

胡译文，1988年生，博士，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本硕博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交流学习。主要从事中国美术史和美术考古的研究与教学，论文发表于《美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艺术学研究》《形象史学》《美术大观》等学术期刊。

媒体评论：

北宋复古问题长期备受学界关注，囿于实物材料的缺乏，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观念层面，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发掘为复古问题在实践层面的讨论提供了重要材料。胡译文洞察到这批考古新材料的重要性，并以复古实践为主题展开讨论，具有学术价值和前瞻性。同时，她考虑到蓝田吕氏作为文人的特殊身份，将其复古实践置于北宋文人文化和交往中进行讨论，颇有新意。以往美术史关于宋代文人艺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文人画，运用墓葬遗存探讨文人性的研究则十分有限，本书是一次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贺西林

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是一次十分难得的考古发现，不仅墓地布局清晰、排列有序、遗存完整，更重要的是墓主的特殊身份——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及其家族的五代直系亲属，以及随葬器物的特殊性，即以大量古器和仿古器随葬，为研究北宋复古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绝佳案例。胡译文敏锐地捕捉到了吕氏家族墓中的“复古”主题，以考古发现为基础，运用视觉艺术的研究思路，讨论了吕氏家族的复古思想和在丧葬方面的复古实践，注意到吕氏在“复古”与“经世”之间的调和，提出吕大临的复古实践是“行礼而知变"。本书是一部考古学与美术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梅田

目录：

绪 论 古器物学与宋代复古问题 1

第一章 礼失何求：蓝田吕氏与北宋中期古器物研究 35

第二章 葬以复礼：蓝田吕氏的丧葬实践 71

第三章 宝而藏之：蓝田吕氏的古器物实践 119

第四章 题写的场域与意图 219

结 语 复古——士大夫的焦虑还是理想？ 244

附 录 249

后 记 274

在线试读：

具体来说，吕氏的复古实践包括丧葬实践和古器物实践两方面，本书注重复古问题在实践层面的讨论，即从实际可见的器物和现象出发，辅以传世文献，同时关注文本、实物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试图构建一种以实物为主体的叙事模式，通过对具体实体/物，如墓地布局、葬制选择，古器、仿古器实践和古物改造，以及相关现象，如铭文题写方式和内容的细致观察，剖析其背后反映的观念和文化，并试图阐释这些观念是如何运用于实践的。

总体思路上，本书关注实物、现象本身，同时注重其背后的人及二者间的关系，既透物见人，又见时代，见文化，将吕氏家族的复古实践放在整个北宋文人文化中考察，是本书的基本视角。

第一章以墓主为着眼点，关注蓝田吕氏本身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化面貌。以出土墓志为核心勾勒出清晰、具体的家族世系传承，并对蓝田吕氏生活的北宋中后期的复古趋势和古器物研究情况加以铺陈，建立历史语境，与此同时，探讨吕大临《考古图》的成书背景和具体特征。

第二章聚焦吕氏家族墓，讨论吕氏复古实践中的丧葬实践问题。首先指出吕氏墓园和墓葬在规划布局和具体设置上的诸多特别之处，并试图揭示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观念和思想来源，同时关注随葬品的普遍性特征。对女性的态度亦是古代礼制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第二章第三节主要讨论吕氏家族女性墓的设置和随葬品，并对其反映的时代文化特征做出剖析。本章三节之间在视角上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从墓园布局到墓葬设置再到女性墓葬的专门讨论，层层递进，节节缩微；由面到点，既关注整体的布局，又注意见微知著。

第三章则转向吕氏墓中“藏品”，讨论吕氏复古实践中的古器物实践问题，尝试将考古发掘的古器和仿古器作为吕氏藏品的核心部分进行讨论，对比同时期士大夫墓葬随葬品，从器类、形制、归属及功能等角度阐述这批材料的特别之处，并对其中有代表性且频繁出现的器物，如敦、磬，以及特别现象如古物改造，做专门讨论，试图揭示这些实践背后潜在的观念和意图。本章四节平铺并列，彼此间独立，各自成节。

第四章就吕氏墓随葬仿古器铭文的具体形式和特殊的处理方式，即题写行为做细致观察和分析，并与北宋时期的文化风尚如器物题铭、文人题壁和书画题跋相互联系，进而反观吕氏家族古器物实践的面向乃至整个复古实践问题。

最后，通过以上对于吕氏家族复古实践的分析，重新回到原初的问题，进一步反思对于蓝田吕氏来说，复古究竟意味着什么，相比于吕氏家族墓发掘之前，我们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正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发现，文献记载的吕氏复古观念不再是“空谈”，也正因为吕氏遗著的传世，吕氏墓遗物也不会是“失语的孤儿”，二者的有机结合，既为我们勾勒出生动鲜活的吕氏家族及其复古实践的整体面貌，更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北宋时期的复古研究与实践提供了绝佳的契机，同时通过对具体实践的细微观察与视觉剖析，呈现出北宋文化的多样性，为审视时代文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古物收藏与研究

何为“士大夫”？这是本节开始讨论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

自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兴起以来，这一称谓较为复杂，阎步克以现代语言做一简化的概括，将之定义为官僚与知识分子两种角色的结合，这一概括清晰明了。就宋代社会而言，无论从政治还是文化层面，士大夫都是十分重要且独特的群体。一方面，他们通过科举登科入仕，参与国家政治制度建设，“致君行道”，成为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以文人身份著书立说，通过宣扬思想主张实现自身的文化理想。二者虽相关却有别，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面向。

北宋中期是士大夫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先秦古器物不断出土，尤为时人所重视，长安宝货行是北宋古物流通的主要场所，《嘉祐杂志》记载长安宝货行“搜奇物者毕萃焉，唐诸陵经五代发掘皆空，太平兴国中具衣冠掩塞长老犹见之”。士大夫家多收藏有古器物，如文彦博曾从长安宝货行重金购置一玛瑙，府中人不知为何用，多云墓中得之。又郑樵《通志二十略》引陆佃《礼象》所记，当时士大夫家大多有古铜爵，章惇家有古铜象尊，秘阁及文彦博、李公麟家皆有古铜爵。与此同时，部分士大夫开始收藏和研究古器，与皇家不同的是，士大夫关注古器本身，面向古器金石的考订，试图寻找古的真实面目，以“考古”实现复古，突破了以往依据经典文本研究古制和古礼的传统。这一时期的古器物收藏，由刘敞倡导，欧阳修接续，蔡襄、苏轼等人应和，即蔡絛所记：“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其中刘敞著有《先秦古器图》、欧阳修著有《集古录》，李公麟著有《考古图》，惜均已不存。现存者有刘敞《先秦古器记》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嘉祐中在长安任职。长安为秦汉故都，经常发现古器，刘敞悉购而藏之，并著《先秦古器记》，收录他在长安所得11件先秦古器。在刘敞看来，面对古器上的文字，即便是专研古物的学者也未能尽识，古器因年代久远而被传为至宝，并非因其功用，因此他提议，“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以便学者“多见而识之”，故而“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可见对于刘敞而言，古器物研究的功用在于证经补史。

刘敞好友欧阳修也热衷于收集古器物和碑刻等，“三代以来至宝”，制成拓片，汇为《集古录》，现已不存，但据他在写给蔡襄信中的自述可知，这些拓片为庆历乙酉（1045）至嘉祐壬寅（1062）十七年间收集所得，共计千卷。6 欧阳修曾为收集的拓片撰写跋尾，于嘉祐八年（1063）集成《集古录跋尾》，留存至今。《跋尾》记录了古器和碑刻铭文并多有评论，如“叔高父煮簋”一条，在记录铭文和形制后，欧阳修评论道：“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礼家作簋，传其说，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实亡，此器可正其缪也”。可见《三礼图》中所记内圆外方、盖象龟形的簋是当时礼家作簋的主流，而这在热衷金石的欧阳修看来，实为不古，需正其缪。从史学角度，欧阳修的古物收藏和研究有其重要的面向，他在《集古录目序》中明确指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既注重自身学术，又考虑到后世传承。在古器物的史学功用上，欧阳修与刘敞有着一致的认知，二人交往甚密，欧阳修每于书有疑，都会请教刘敞，而刘敞更是“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欧阳修十分佩服刘敞的博学。

从现存欧阳修金石研究的文献来看，他对金石的关注有几个突出特点。

种类上，不限于钟鼎古铜器，还包括石刻等“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圣君贤士桓碑、序记，以至诸家之字书等历史文化遗迹，这些古物以往不受重视，为“世人之所弃者”。

时间、地点上，不限于三代，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

形式上，忠实抄录古物的文字，因担心转录失真，故保存其拓本，通常为刘敞藏其器，而欧阳修录其文，并将拓本装裱收藏起来，“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同时意识到“聚多而终必散”，因此“撮其大要，别为录目”。

与同时期皇家收藏最为不同的是，欧阳修《跋尾》中虽也对古铜器的形制做以介绍和评论，但从收录比例来看，他更偏向碑刻的收集，尤其注重石刻文字，他曾自述：“因感夫物之终弊，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前世之遗文而藏之。”与此同时，书法也是欧阳修关注的重点之一，“字书之法虽为学者之余事，亦有助于金石之传”，他曾撰有《集古录目序》，但自谦“文陋”，遂请书法家蔡襄誊写。

欧阳修在行文中多次强调自己收藏金石拓片的喜好与世俗之玩好不同，如他在给蔡襄的书信中写道：“窃复自念，好嗜与俗异驰，乃独区区收拾世人之所弃者。”《集古录目序》中也曾自述：“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一其所好于斯。”这一方面体现出欧阳修对于金石之物的态度，另一方面更反映出他对于自身喜好区别于其他士人的明确意识，以好“古”和“世人之所弃”为自豪。欧阳修好友苏轼也曾提到对于“物”的态度，在给王诜“宝绘堂”所作记文中苏轼提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欧阳修和苏轼反对的“世人之所贪者”和“留意于物者”，正是米芾所鄙夷的“有赀力，元非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的“好事者”。

此外，需特别注意的是，欧阳修收集古器碑刻拓片并结集成册的大部分时间，正处于他被贬官出京之时，而非在朝参政时期。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受范仲淹牵连，被贬为峡州令，庆历五年（1045）落为龙图阁直学士，降知制诰、知滁州，庆历五年正为前文欧阳修与蔡襄信中提到的庆历乙酉。他也曾自述在收录金石遗文之时，正是他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之时，即“罪戾摈斥，水陆奔走，颠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忧患悲愁”，而即便在这种困苦之下，他仍“未尝一日忘也”。从这一角度来看，《集古录》与他曾为皇家编修的《太常因革礼》《新唐书》《新五代史》完全不同，为欧阳修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学术研究，而非作为官僚的“业绩”，寄托着他作为文人的文化理想，或也是他标榜自身，区别于其他“好事者”的重要途径。苏轼曾评价欧阳修“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时代稍晚的李公麟，“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翟耆年曾评价：“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著有《考古图》《周鉴图》《古器图》《洗玉池古玉图》等，均已不存，其中《考古图》为已知较早的古器物图谱，为“（李公麟）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每卷每器各为图叙，其释制作镂文、款字训义及所用，复总为前序后赞，天下传之”。可见《考古图》以图谱记录器物，著录铭文，并配图说评述，聚焦于古器物的考据，其编纂体例很可能影响了稍后的吕大临《考古图》的编写。

综上，相比于皇家制礼作乐、收藏古器以确立其正统性的复古主张，北宋中期士大夫古物收藏与研究开始转向金石本身，关注器物的形制、文字以及其与经传、史学之间的关系，至于是否拥有古器，则并非关键，虽刘敞、李公麟也收藏古器，但主要出于学术研究和传于后人。如赵明诚所述，这一时期士大夫的古物收藏与研究，“实始于原父，而集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发之”，且在古物的史学价值之外，开始关注到碑刻文字的鉴赏和自身“性颛而嗜古”与世俗之嗜的不同。古物赏鉴自欧阳修开始为士大夫所重视，之后的苏轼、李公麟、米芾等人均热衷于古物书画的赏鉴，米芾十分推崇“赏鉴者”，传世绘画《西园雅集图》（图1-3）描绘了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群体赏鉴书画古器的雅集文会活动，而这一时期部分士大夫开始有意识地建构其作为文人“博闻好古”的独特性，刻意与俗世相区别，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所述“（画中）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也侧面反映出这一点。不同于皇家制礼作乐以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北宋中期以来士大夫则在复追三代的同时，转向对自身修养、学识独特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