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印]泰戈尔 著  松风 译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  次：2022年1月

装  帧：32开  平装

页  数：160

字  数：40千字  

书  号：ISBN9787108072337

定  价：39.00元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松风，原名刘锋，别名晓风。先后从事英语专业及大学英语教学和编辑出版工作，编审。业余英美文学译者、英美诗歌研究者。主要译作有《傲慢与偏见》（1996），《龙子》（主译，1998），《二十世纪美国抒情散文精华》（合译，1991）等。诗歌译作散见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诗歌报》《当代外国文学》《王尔德全集·诗歌卷》等。曾获戈宝权文学翻译奖一等奖、西部文学奖翻译奖等。

    本书是《飞鸟集》的全新译本，由学者刘锋翻译。译文准确而富有文采，融入了作者对于泰戈尔的理解，忠实还原了《飞鸟集》的精彩语言和深邃哲思。书中附有学者戴潍娜的长篇精彩导读、进一步阅读书目和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让读者对于泰戈尔有更深入的了解。书前精选了3张泰戈尔的绘画作品以及初版《飞鸟集》的书影，正文中选取了俄罗斯画家尼古拉斯?罗列赫的8幅蛋彩画，和正文的诗作互为映照、相得益彰。

我受过难，绝望过，体会过死，我很高兴，生在这个伟大的人间。

叶子的生生死死，是漩涡的飞旋，它那更为宽广的波轮在星辰间缓慢移动。

    泰戈尔所面对的是个人和时代，中西之间，古今之间，雅俗之间的永恒缠斗与多重误解。这一切矛盾，仿佛水被吮进海绵，统统汇入他广博的灵魂，有如一声温柔的巨雷，那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这部诗歌瑜伽，锻造出一派可供瞻仰的风采，舒展了一代代焦灼的心灵，慰平了无数公开或秘密的创口，医治了万千无法安宁的思想者。罡风狂浪中，泰戈尔始终是南亚的一盏明灯。没有他，印度和中国都要暗很多。

导 读 成长中的泰戈尔 戴潍娜

进一步阅读书目

作者生平及创作年表

飞鸟集

译后记 松 风

    成长中的泰戈尔

    泰戈尔的诗行，一向高朋满座。

    春和景明的诗句间，多的是不请自来的读者，落英缤纷的子弟，及络绎不绝的争议。这不可谓不殊圣。诗乃法器一种。勾起争议是魅力，在任何时代都能持续引发巨大争议，则是一种魔力。

百年来，世人用各种误会的方式爱着泰戈尔。这位有着圣人面相的潮流之子，他不属于在精致修辞和对句间表演特技的杂技大师，也绝非怀揣火药和新知的领袖斗士。意外的是，历史让他在一次次翻译和舶来中，扮演了比之更为鼓噪和深远的角色……

    迎神与驱傩

    多年以后，泰戈尔卧床不起，依然记得在中国度过的那次生日。当晚的协和大礼堂名流云集、笑靥交映，如同一颗芬芳夜明珠，引逗着京城一等一的才俊佳人。这个乱世中的曼妙之夜专为他而来。俏艳的陆小曼亭立在礼堂门柱前，积极分发着剧目册页。四方宾客怀揣新月社请柬款款而入。坊间交耳相传，为了排演这出泰戈尔名剧《齐德拉》，新月社同人们疯魔了几个周，从布景到服装、道具种种开支用度惊人。正式开场前，主席胡适操着黑白电影对白式的老派英语，致辞欢迎这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文学巨子，他手一抬，代表知识界慷慨送出十九幅名画和一方古瓷贺寿。欢呼声未平，他又郑重不失诙谐的宣布，梁任公今日给泰翁新取一中文名，竺震旦。来自崇拜者们的鲜花礼物掌声几乎让泰戈尔应接不暇，他彬彬有礼地起身上台致谢并发表演讲。紧接着，丝绒大幕徐徐拉开，冠绝无二的林徽因，初登台便惊艳四座，被赞“服装特出心裁，奇美夺目”。戏台一亮，大鼎、神座、朱红殿柱，光是这梁思成匠心打造的布景就叫人凝神屏息。平日里惯于辞章间唱念做打的文人雅士今儿一个个扮上，演王子的是哈佛归来的张歆海，演爱神的是天生的爱棍徐志摩，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林长民则演春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王孟瑜、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等一众知识界能人在剧中龙套跑得不亦乐乎。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新月社和《晨报副刊》为中心的一圈崭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夜，全剧从头至尾英文出演，单是林徽因之音吐佳妙，徐志摩之滑稽神情，就够报业津津乐道上好几个版面。不足一月以前，台上的这对年轻人陪同泰戈尔刚去法源寺赏过丁香，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后世戏称“岁寒三友”——林徽因若梅，徐志摩似竹，泰戈尔如松。

这一年，泰戈尔64岁。清明时节，他从上海登岸，近五十天时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半个圈。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春天里的长卷，现代科学大大收缩了神秘的疆域，但这片古老而日新的土地仍让他心有戚戚。他因此称自己的中国之行，是“一个进香的人，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国民革命运动方才兴起，当激进革命派时刻提防着落得旧社会的陪葬品，他却同时被某种高深莫测的过去和辽阔的未来激荡召唤着。

    文学，在和平年代带来的是战争的艺术，在乱世带来的则是和平的归属。自打来到中国，泰戈尔就没有半个空闲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他发表了近40场公开演讲和沙龙谈话，大谈“复活东方文化”和中印友谊。用鲁迅的话说，他“几乎是印度唯一的被听到的文学声音”。同时期，中国也没有他那样世界级的文学巨星。既然诺奖得主泰戈尔曾代表失语已久的东方，在西方世界里发言；兵匪交迫时节，各方势力自然都渴望借助他的声音，为中国乱局独辟一条蹊径。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受到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密为首的“学衡派”，章士钊打头的“甲寅派”，和辜鸿铭等“玄学派”的三面夹击。鏖战正酣时，泰戈尔被几方拉扯，绑上战车，成为了治愈民族创伤的灵药、福音，抑或是骗术、迷毒。懊焖的政治气候中，“迎神与驱傩”同台共舞，就连周作人也忍不住发牢骚，文化界对其“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

    不论泰戈尔情愿与否，在这片土地上，他拥有一流的朋友和一流的敌人。

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及祖父德瓦尔伽纳特.泰戈尔都曾经造访过中国。他本人则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两次访华，每一次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飓风。和争议构成反差的，是他每一帧都风和日丽的文字，恰似飓风中心的风暴眼——那几乎是他周身唯一的安宁之所。挺他的人，有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等摩登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徐志摩、郑振铎都推崇他；请他吃过饭的有北京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地方军阀阎锡山；送他礼物的有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宋庆龄；给他发公告的人是溥仪。讨厌他的是谁呢？鲁迅专门写过文章嘲讽他，郭沫若、瞿秋白、矛盾、林语堂对他多有不敬，陈独秀干脆骂其“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讥讽他要再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甚至邀约胡适，策划在《中国青年》开辟专版特号批评泰戈尔，被太极高手胡适闪躲过去。

    不要忘了，陈独秀可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泰戈尔的人。早在1915年10月，他就翻译并发表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赞歌》，并在注释中赞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而时光到了1924年，陈独秀劈头盖脸写下《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系列讨伐文章，鞭挞泰戈尔的“奴隶的和平思想”使得“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首啖饭的生活”。仅仅九年，二人思想分道扬镳，冰炭不相容。

    从最开始的追随者，到最激烈的反对派，陈独秀绝非孤案。就在泰戈尔访华的流量巅峰期，新文化运动骁将们纷纷出招。《中国青年》开辟“泰戈尔特号”，对这位戴印度小帽的年迈诗人集中开火。曾翻译过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并在自留地《小说月报》上大肆鼓吹过他的沈雁冰，此刻翻脸道，“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向来文辞夸张泛滥的郭沫若，一年前还沉湎于自惭形秽，称在贵族的泰戈尔面前，自己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且不说其忆起自己日本留学时初读泰戈尔诗之情景，“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淡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他甚至在访谈中自诩，“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然而就在泰戈尔访华不久，郭沫若转而斥其为“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枷”。

    诚然，泰戈尔的诗让人很快爱上，又很快感到不满足。但究其根本，在革命的文学史中，诗反倒成了诗人最不要紧的部分。左派人士对泰戈尔的讥讽，大多与诗学无关，夹带着各色主义间的党同伐异。萨义德在谈论知识分子的忠诚时，笼统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古巴的马蒂（jose marti,1853-1895）,另一个就是印度的泰戈尔，认为他们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爱国绑架。泰戈尔呼吁重振孟加拉语，对西方“邪恶的馈赠”保持警惕，一心期冀重返梵天和心灵应许之地，这些非暴力思想在激进左派眼中堪比毒物，是“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国家正饱受蹂躏，内忧外患，抗战一触即发，此时大谈内心安宁，委实太过奢侈，然而殊不知泰戈尔在印度恰是因为拥抱西方文明而饱受委屈。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这位克己复礼的诗人始终坚持着两边不讨好，左右不逢源的中庸之道。

    他“坚决地站在中间道路上，没有背叛他看到的艰难的真理……夸大其词和走极端是比较容易的”。世人尽可诟骂他过分革命理想，亦可掉过头来怪他太过顽固守旧。像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拔河比赛，牵拉双方都急于从他身上索取一些正面或反面教材。他的文学因而背负了太多审美以外的功利化营生，不可救药地跟政治缠绵在一起。

    不幸，亦为万幸。泰戈尔所面对的是个人和时代，中西之间，古今之间，雅俗之间的永恒缠斗与多重误解。这一切矛盾，仿佛水被吮进海绵，统统汇入他广博的灵魂，有如一声温柔的巨雷，那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