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页插图

作者简介
　　石庆玲，1989年生，吉林通化人，201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讲师、晨晖学者。长期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学和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统计研究》等中文期刊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Empirical Economics等英文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1项、校内课题多项，主持或参与其他课题多项，参与著作多部。
内容简介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凸显，尤其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雾霾问题。尽快治理好雾霾，在各级政府的日程中越来越重要。地方政府一方面面对公众和中央政府越来越大的环境保护压力，另一方面深受“唯GDP论”等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因此其必须在回应公众及中央环境保护压力和维持辖区经济增长中进行平衡。这种机制的结果是“动员式治理”模式在雾霾治理中广泛存在。本书利用2013年12月-2016年6月中国近190个城市的日度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主要单项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和讨论了雾霾的这种“动员式治理”现象。
目录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2 研究方法、数据和创新之处
1．3 结构安排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引言
2．2 雾霾产生的经济学机制
2．3 雾霾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机制
2．4 “动员式治理”研究综述
2．5 结语

第3章 雾霾的定义、度量及现状
3．1 雾霾的定义
3．2 雾霾的度量
3．3 中国雾霾的现状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动员式治理”I：地方“两会”召开与“政治性蓝天
4．1 引言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4．3 研究设计与数据
4．4 实证结果
4．5 稳健性分析
4．6 本章小结

第5章 “动员式治理”II：环保部“约谈”与空气污染治理
5．1 引言
5．2 制度背景和文献综述
5．3 研究设计和数据
5．4 实证结果
5．5 进一步讨论
5．6 本章小结

第6章 “动员式治理”III：官员*替、合谋震慑与空气污染治理
6．1 引言
6．2 文献综述和理论逻辑
6．3 研究设计与样本数据
6．4 实证结果
6．5 进一步讨论
6．6 本章小结

第7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7．1 主要结论
7．2 政策建议
7．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变，但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不仅缘于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更缘于人们环保意识的迅速提高。这在近年来才引起广泛关注的“雾霾”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雾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乎亿万民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国家形象和政府颜面的问题，甚至被认为是会影响到社会政治和谐稳定的问题。因此，尽快治理好雾霾，已经成为中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迫切要求的事情，在各级政府的日程中也越来越重要。
　　一方面是公众和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唯GDP论”等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地方政府必须在回应公众及中央环境保护压力和维持辖区经济增长中进行平衡。在这种“保蓝天”和“保增长”的跷跷板中，虽然保蓝天往往被牺牲，但在某些政治更敏感、更需要照顾民意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可能就会相对更加重视蓝天，从而通过采取一些临时性的举措如“动员式治理”，实现雾霾的临时性改善。因而，就非常有必要严肃地讨论这种“动员式治理”的可行性和雾霾临时性改善的可持续性。在本书中，我们利用2013年12月至2016年6月中国近190个城市的日度空气质量指数（AQI）数据，以及主要单项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和讨论了雾霾的这种动员式治理。
　　首先，本书的三个实证研究均发现，在某些特殊的政治敏感时期，雾霾确实会临时性改善。例如，无论是地方“两会”期间，还是环保部约谈后一段时间，以及地方主要官员更替前后，均出现了雾霾的临时性改善。这说明动员式治理导致的短暂的“政治性蓝天”不仅出现在关乎国际形象的阅兵式和国际会议期间，也是各地环境污染治理的形象工程的常规性举措。而且，这种依赖短期重视环境保护创造的“政治性蓝天”虽然美好，却没有可持续性，政治敏感时期过后不久，雾霾就会恢复常态，甚至还会以政治事件过后更严重的报复性污染为代价。这一结论说明“政治性蓝天”完全是地方政府应付上级和民众的一个形象工程。
　　其次，本书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和官员对雾霾的治理有鲜明的特征：上级考核和关注什么，就治理什么，不考核和不关注的污染物，就选择性忽略。例如，各城市“两会”召开期间，空气质量的改善主要发生在PM2.5、PM10、S02等环保考核更重视、民众更关注的污染指标上。基于环保部约谈的研究发现，如果城市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的，则约谈有显著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但如果该城市不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的，则约谈对其空气污染就没有影响。
　　最后，本书也从官员更替入手，创新性地讨论了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的政企合谋缘由。具体而言，本书发现对于反腐中落马的市委书记，或任期较长的市委书记，其更替前后大气中S02等空气污染物浓度的下降幅度更加明显。这印证了政企合谋是中国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官员任期越长越稳定，这种政企合谋现象就越严重。而官员的更替，有助于对这种政企合谋形成一种震慑效应，降低政企合谋的程度，从而可以改善空气质量，特别是那些受政企合谋影响相对更大的单项空气污染物。此外，官员更替前后，S02、CO等空气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AQI以及其他空气污染物浓度则没有明显变化，这是因为S02、CO等空气污染物深受政企合谋影响，其他污染物受政企合谋影响则相对较弱，与上述实证发现的逻辑也完全契合。